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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域研究 2023-08-18 13:28 发表于新疆 以下文章来源于中国历史研究院 ，作者李艳玲 来源：《历史评论》2023年第2期   东汉末年，因战乱等因素，汉廷逐渐失去对西域的控制。魏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总体上处于一种分裂战乱阶段，但是魏晋等中原政权以及割据河西的诸政权，仍采取多种措施经营西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为唐代经营西域奠定了基础。 “如汉故事” 曹魏建立后，重新连通西域，恢复对西域的统治。西晋及后来的凉州割据势力与中原南北朝政权，对西域进行过直接或间接统辖。这些政权经营西域的措施，大多沿袭汉朝旧制。 魏晋前凉政权在西域设置西域长史、戊己校尉，其机构及官职设置袭自汉朝。在东汉经略西域时期，西域长史开始扮演重要角色。东汉后期，撤罢都护，未再重置，代以西域长史行使都护职权。戊己校尉始设于西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主管车师屯田，镇守职责方面受西域都护节制。东汉同西域“三绝三通”，戊己校尉置罢不定。曹魏重新在车师界内的高昌置戊己校尉，西晋仍之。魏晋戊己校尉受西域长史节制，参与相关军事行动，前凉割据政权沿袭未改。西域长史与戊己校尉皆禀命于凉州刺史，西域实际成为凉州辖区。前凉从凉州分立沙州时，西域长史与戊己校尉一度归沙州管辖。前秦灭前凉，仍以凉州刺史领护西域。吕光建立后凉，自领凉州刺史，以子吕覆为西域大都护镇守高昌，高昌成为内陆政权经略西域的政治中心。 魏晋前凉等政权在西域设官加强管理的同时，积极开展屯田。两汉时期曾在西域大规模屯田，但东汉屯田随西域行政管理机构的置罢而兴废，屯田地点主要局限在西域东部的楼兰和车师。楼兰遗址有大片农田遗迹，出土汉简亦证实魏晋前凉依旧在楼兰屯田，由西域长史主管，戍守在车师的戊己校尉负责高昌屯田。屯田生产不仅有种植业，还经营畜牧业，为经营西域提供粮食和牲畜。 汉代通过册封、颁赐印绶、纳质、联姻等方式对西域实行羁縻统治。印绶代表官职品秩高低，接受汉册封及印绶意味着接受汉朝统治。魏晋南北朝政权延续了这一传统，曹魏封车师后部王壹多杂“守魏侍中，号大都尉，受魏王印”。西晋赐鄯善、焉耆、龟兹、于阗、疏勒等国王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某王”。接受册封和印绶的西域诸国处于西域长史监护之下，遵行魏晋政令，负责各国内部民政事务，因俗而治。前秦苻坚亦通过加封鄯善王和车师前部王而控制两国。吕光破龟兹，扶立新王，易西域诸国节传，控制西域的方式与前朝大致相同。魏晋南北朝中原内陆政权还效仿西汉和亲联姻，以加强与西域诸国的联系。如鄯善王元孟献女于前凉，前凉立宾遐观以处之。北魏《大魏文成皇帝夫人于墓志铭》证实，北魏文成帝曾娶一位名叫于仙姬的于阗公主。 汉代通过遣使及厚赐，积极争取西域诸国拥护，使之乐于归顺。魏晋南北朝政权亦采取这种施恩、笼络的策略。魏晋对西域来使褒赏丰厚，进一步刺激西域各国同魏晋的交往。前秦时期，凉州刺史梁熙遣使西域，宣扬苻坚威德，以缯彩赐诸国王，也是赂遗的重要例证。及至柔然、嚈哒、吐谷浑等游牧势力兴起并向西域扩张，南北朝政权经营西域受到一定限制，改以赂遗设利、信使往来为主。北魏报使往来规模空前，通过厚赐往来，先后交好悦般、高车，以对抗打击柔然，并维护中原与西域道路畅通。后来的西魏、北周未能驻军或置官于西域，但仍极力维持同西域诸国遣使往来。 引入新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诸政权经营西域并非完全照搬汉代政策措施，而是在延续旧制的同时，又适应现实形势，采取新的制度措施。 前凉政权将中原郡县制度引入西域。历经两汉在车师屯田，至魏晋时期，高昌已非单纯的军事屯堡。楼兰遗址和吐鲁番出土文书反映，西晋时期，高昌地区已拥有不少定居人口，出现向城市、郡县过渡的趋势。西晋八王之乱后，中原地区陷入混乱，大量民众纷纷投奔相对安宁的河西，并有众多人口西入高昌，为高昌建郡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前凉张骏继位后，击败据高昌反叛的戊己校尉赵贞，于咸和二年（327）在该地置高昌郡、设田地县，为内陆政权在西域正式设郡之始，高昌由此建立起军政分离的统治体制。 前凉对高昌的统治加强，高昌逐渐成为内陆政权经营西域的重心所在。后继的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政权，亦将高昌作为属郡，委派当地大姓为太守进行管理。现存所知最早的纸本户籍《前秦建元廿年（384）三月高昌郡高宁县都乡安邑里籍》，即是按郡县官府行政常规制作的。籍中条列的姓氏以中原大姓为主，表明该地居民主要从内陆，特别是河西地区迁徙而来。籍中户主籍贯分别注明郡、县、乡、里，结合其他高昌郡时期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可知高昌郡的行政制度远承汉魏，近同晋宋，上自郡和军府机构，下至县乡里组织，与内陆郡县完全相同，从而加强了高昌地区和内陆的政治纽带。 及至沮渠氏北凉残余势力在高昌建立流亡政权，兼并车师前部，统一吐鲁番盆地，高昌郡县规模扩大。承平十八年（460），柔然灭北凉余部，扶立新王，高昌进入地方王国时期，依然实行郡县制，其中央官制即继承替代高昌郡的地方官制而来。据研究，在麹氏高昌王国后期，已扩至5郡22县。正是在高昌实行郡县制长达300余年的基础上，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后，在该地设立西州，推行中原制度，成为唐代经营西域的重要基地。
交融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诸政权在汉朝深入经营西域基础上，借助频繁的经贸往来，与西域保持密切联系，增进了西域同内陆的交流融合。 汉朝在西域建立起政治认同，魏晋时期，西域各国积极遣使，接受魏晋册封，遣子入侍，以示臣服。佉卢文文书安归迦王第17年的木简上出现官号jiṭuṃgha，即“侍中”，与西晋封西域诸国王“晋守侍中”相印证，表明鄯善王自称“王中王”的同时，兼有中原汉地封号，认同对西晋的臣属关系。前秦灭前凉，太元六年（381），鄯善王、车师前王朝献，以求内附，并请依照汉朝置都护，希望苻坚出兵讨伐龟兹、焉耆等国。高昌地区自前凉设郡县始，成为中原行政体系的一部分后，政治认同更为增强。高昌王国遭受柔然、高车役属，出现内乱时，高昌王亦曾奉表朝贡北魏，表达内徙请求。显祖末年，柔然进犯于阗时，于阗遣使北魏上表求救。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在西域具有高度的政治威望，延续了西域对中原政权的政治认同。 魏晋前凉屯田西域，所需物资由政府提供。屯田区采用中原先进的铁制农具、牛耕及灌溉技术，楼兰、高昌逐渐发展成为新的农业经济区，出现民屯和百姓私营农业生产。及至高昌王国时期，高昌地区农业采取集约化经营，实行复种制度，农业经济呈现繁荣景象。楼兰、尼雅出土文书显示，中原政权曾积极向西域绿洲王国推广牛耕技术。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第175号洞窟年代为晋代，其壁画中绘有䦆、锄生产工具以及犁耕画面。种种情况都表明，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已传播至西域绿洲国。此外，蚕桑丝织技术传入西域，《大唐西域记》就有瞿萨旦那国（于阗）从东国引进桑蚕的传说。至晚在4世纪末，设郡县的高昌地区已广泛植桑育蚕，进行丝织业生产。其他绿洲王国亦普遍存在蚕桑业，而且结合当地传统毛纺织技术，发展出有别于中原的绵经绵纬织造技术，生产出独具地方特色的龟兹锦、疏勒锦等产品。这些产品甚至成为实物货币，在西域流通。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路贸易蓬勃发展。曹魏文帝时期，西域诸国商人屡屡冒充使者至魏贸易。太和年间，时任敦煌太守的仓慈，给予前来贸易的西域胡商各种支持保护，贸易结束后，再派官吏或民众护送出境，保证其安全，维护丝绸之路通畅。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出土的粟特文古信札透露出，即使在西晋末年中原动乱、交通受阻时，仍有粟特商人在西域楼兰、河西武威和敦煌，甚至前往洛阳、邺城等地进行商业活动。南北朝时期，除汉代开辟的交通西域道路外，经由吐谷浑至西域的“河南道”，在东西交往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作为丝路贸易中转站的西域各国，积极参与丝路贸易，从中获利甚多。西域货币经济也有所发展，除中原铜钱和西方金银币在西域流通外，当地还出现自铸钱币，包括于阗汉佉二体钱、龟兹汉龟二体钱等。 西域作为东西交通要道，众多民族在此汇聚，文化呈现复杂多元性。汉代的有效统治，使中原文化与西域文化深度交融。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频繁，大量内陆民众迁入西域，与当地民众杂居，在增进民族融合的同时，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作为经营重心的西域东部地区，楼兰、尼雅遗址出土大量魏晋时期的汉文简纸文书，其中有不少汉文典籍。高昌设郡县，以汉族为主体，政治体制与中原具有一致性，华夏文化风气更为明显。至高昌国时期，“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小异而大同”。华夏文化也日益深入其他绿洲国，除前文提到的汉佉二体钱、汉龟二体钱等凸显汉文化浸染外，文献中称与高昌紧邻的焉耆“婚姻略同华夏”。深受贵霜文化影响的鄯善，使用的官方文字佉卢文中不乏汉语借词，书写材料木牍的形制也与中原内陆基本无异。此外，西域墓葬形制和随葬品也带有明显的华夏文化烙印。文化交流往往是双向互动的，佛教由西域传入内陆，内陆佛教文化日益兴盛，又回流影响西域。艺术方面，西域的音乐如龟兹乐，在内陆广泛流传，并与内陆乐舞相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无法在西域倾注太多力量，经营西域的规模自然无法与汉唐相比，经营重心主要限于西域东部。但这一时期在继承汉制基础上，又采取新的措施加强中原内陆同西域的联系，推动经由西域的丝路贸易发展，多种文明在西域互动交融，同时为华夏文明注入新鲜血液，从而为唐代经营西域臻于鼎盛奠定了良好基础。魏晋南北朝在古代中原政权经营西域的历史上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具有重要历史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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