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二笑”是不是得意忘形　 王志清

李白“二笑”是不是得意忘形　

王志清

 

　　李白是个情绪化极强的诗人，他的喜怒哀乐往往与求仕相关。严格来说，诗仙一生有过几次“入官”经历。眼看“兼济天下”的夙愿就要实现，李白得意忘形的程度可想而知。最著名的便是他的“二笑”。

　　天宝元年，时年42岁的李白接到玄宗之诏，即与南陵家中儿女告别，高唱“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个笑，是扬眉吐气的笑，也含有对“会稽愚妇”的讥笑，将其踌躇满志的形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他怎能不仰天大笑呢？李白第一次进长安，先是向玄宗献上《大猎赋》，希图“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后又通过关系，以诗向玉真公主献媚。但在长安活动了一年，没有获得什么机会，便唱着“行路难，归去来”而走离长安。如今，玄宗诏其入京，当然以为机会来了，以为自己能够像汉代的朱买臣那样大器晚成而“直上青云生羽翼”。

　　这次二进长安，李白得以供奉翰林，成为皇帝和贵妃的诗词侍从，并有机会通过赠诗交结王公大臣。他写给杨贵妃的《清平乐》，被认为“几乎没有比这更陈腐的赞美女性美的话了”。还有观点提出，无论在宫廷内外，李白的狂诞行为是有所选择的角色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如同某些传记作者所说的，是蔑视权贵的真实表示。李白渴望被赏用，乐于进入宫廷，并非有意地要对皇帝挑战。

　　第二次大笑，发生在天宝十四年冬入李璘幕之际。天宝三年，李白被赐金放还，此后便没有回过长安。李白太想在政治上发展了，以至于后来连“附逆”也不顾。据说，李白连续三次收到李璘的聘书，获得了极大的面子。此时，四处流浪的李白已到晚年，以为可以抓住这最后一次成为诸葛亮的机会，便又大笑不止：“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李白所任“江淮兵马都督府从事”，类似于“掌书记”一职，比巡官、推官等低级文职似乎要高一等。尽管李白一再声称自己是被“迫胁”的，说是“空名适自误，迫胁上楼船”，但闻一多直言，其“在乱中的行为却有作汉奸的嫌疑”。

　　李白的“二笑”，反映了诗人天真甚至幼稚的性格特点，却也包含深刻的辛酸。夸大点讲，可谓一部生命的辛酸史，可以作为一部人生悲剧来读。如果知道李白求仕的经历及其悲剧性人生，我们就能理解李白的得意忘形，就能够理解李白为什么要笑，就能够感受到他笑里藏痛的辛酸。

　　光宗耀祖、建功立业，是唐人的价值观，也深为社会所推崇。唐人也毫不掩饰地在诗文中表达“要做官”的人生理想和价值观。但像李白这样，以做官为人生目标且近乎疯狂追求的，于唐代知名诗人中还真不多见。

　　李白的一生，就是漫漫的求仕长途。这种强烈的追求，也成全了他的诗歌。他的大部分好诗，皆与求仕有关；最有价值的诗，就是抒发政治不遇的苦恼忧愤。特别是，求仕的挫折，让他饱尝了政治失败的苦涩，陷入痛苦的矛盾中，胸中鼓荡着磊落不满之气，于是便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羞愤，便有“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傲岸，也多了些“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幻想。

　　李白的诗歌是心理失衡状态下生命痛感的灵魂呻吟，是一种纵情自适而志兴所至的精神狂飙。虽然不时有“平交王侯”的幻想，但更多的是叛逆不羁、愤世嫉俗的超然与绝望，具有一种横冲直撞的内在张力。

2018年08月07日   12 ：思想周刊/文史·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