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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武王与姜子牙始创军事文化，一战击灭商殷 殷纣王无端囚禁了周文王，姬周族人献宝马与美女给纣王，这才从牢狱中救出了周文王。自古民间就说“官逼民反”，周文王对殷纣王暴虐肆疾行为十分不满，率领西岐族人强军富国，拓展领土，不断打造击灭商殷腐朽政权的基础。 文王病逝后，其子周武王继承遗志，继续积极备战，瞅准机会，准备灭商。 从姬周灭商的有关史料看，中国古代军事文化的始创者，不是别人，可以说，就是周武王与姜子牙。 姬周伐纣、灭商，是周文、周武二王的终极目标。文王逝世后，周武王考虑伐纣的关键是，军事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何时讨伐与怎样出击。在他和姜子牙看来，兵不在多，在于精，只要兵精，出击时机把握得准确，就能够胜券在握，出奇也就能致胜。反之，就会功亏于一篑。 于是，周武王先派人到商殷之地刺探情况。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派间谍收集情报。得到的报告是：“商朝国势危殆，民心动乱。”周武王听后，认为灭商的时机还不够成熟。于是，继续加强练兵，等待时机。 过了几年，暗探第三次向周武王提供情报说：“商朝的百姓只是内心愤怒，闭口不敢说话，却咬牙切齿。”（《成语故事365》32页）周武王听后，认为，殷纣王众叛亲离，不得民心，出兵讨伐殷纣王时机基本具备。 于是，武王九年，周武王与姜子牙率领周军到达孟津（今属河南）。与此同时，背离商殷，要与西岐伐纣灭商的“八百诸侯”纷纷来到孟津，前来参加伐纣。 周武王在这里举行了誓师大会，发布声讨殷纣王罪名的檄文，史称
“孟津之誓”。姬周因此成为参会“八百诸侯”的盟主。 在誓师大会上，大家群情激昂，一致主张即刻出击，伐纣灭商。周武王和姜太公认为此时交战，双方拼命厮杀，肯定伤亡惨重，激战灭商的时机并不成熟，获胜把握性不大。于是，周武王力排众议，要求参加讨伐的诸侯率军返回。（参阅《古今中外政治家军事家大预言》6页）用现代人的话讲：就是不打无把握之仗。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声势浩大地出师讨伐，只开了个“誓师大会”，就不动声色地撤军回归，尚属首次。 这种不打自退的作法，在参与讨伐的诸侯看来，这是白折腾；在殷纣王看来，是周军软弱怯战的表现。这种误判，助长了殷纣王的轻敌思想。由此，他对姬周东进的防范有所放松。这是周武王求之不得的。在周武王和姜子牙看来，这是一次带有实战性的检验。用姜子牙与周武王谈论“兵道”的话讲：就是示弱，以迷惑敌人。 “孟津之誓”两年后，暗探报知：纣王“剖比干观其心”（殷纣王的叔父），“焚灸忠良，刳剔孕妇”，（见《中国法制史》24页）搞得朝野上下，众叛亲离，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周武王听后，认为殷纣王已经泯灭了人性，丧尽了天良，灭商时机已到，积极准备出兵。 大约在公元前1066年，商军主力军去东南（平叛），商都空虚，周武王抓住机会，统领时有“八百诸侯”的“兵车四千辆”（《中国人的谋略》72页）和姬周“兵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大举东进。”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647页。 可是，《简明中外历史辞典》82页文字显示：“周文王死后，第四年春（据今人考证为公元前1027年），周武王乘商军主力在东南的机会，”下文内容文字基本一致。在“牧野之战”的时间上，一个是“公元前1066年”，一个是“公元前1027年”，时差竟达39年。两者谁对，谁错，笔者无法确定。所以，请有关专家学者还原历史真实，将“牧野之战”的时间确定下来。 姬周大军从孟津过黄河，在距离殷都朝歌“七十里”的牧野（今河南汲县），安营扎寨。周武王举行战前誓师大会，宣布殷纣王有十大罪状，鼓舞士气，准备与殷纣王纠集的商军决战。（详见《古今中外政治家军事家大预言》8页）。 殷纣王派主力军去东南方（平叛），都城留守军队不多，只得将战俘和奴隶强拉硬拽，凑足十七万人（另一书文字显示：七十万），排兵布阵，迎战只有六万左右的姬周联军。从兵力看，数量相差十分悬殊。 殷纣王率领布阵的商军虽多，但都是临时凑合的乌合之众，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周军虽少，却是精锐之师。据文字显示，殷纣王骁勇善斗、具有万夫不当之勇，要是单打独斗，姬周军营中没有一个能够敌得过。在古代将对将、单打独斗决胜负的状态下，商军肯定获胜，周军必败无疑。 所以，周军一反常态，不与殷纣王将对将地单打独斗，而是阵前战鼓雷鸣，杀声震天，全军整齐划一，以一个整体阵容排山倒海般地向商军冲击。商军阵中的奴隶兵，只知道受奴役，未曾经过军事训练，手拿着兵器，看见周军如决堤的洪水猛冲过来，不知所措，扔下手中兵器，四散奔逃；凑数上阵的战俘奴隶，平时受尽了虐待，对殷纣王心存仇恨，见周军冲来，消极迎战。奴隶兵四散奔逃，战俘奴隶也就随波逐流，致使商军阵脚大乱，溃不成军。 殷纣王见状，喊破嗓子，频频斩杀军士，无济于事。姬周联军趁机猛攻，追击溃军，乘胜攻入朝歌。殷纣王眼见大势已去，无可奈何地奔往鹿台。在卜辞文化的影响下，自认为是“天灭自己”，放弃突围，在鹿台自焚，商殷被牧野一战灭亡。 称周武王与姜子牙一战灭商，是中国古代始创的一种军事文化，有的读者可能会问：这是三千多年前的事情，你凭什么说“牧野之战”是一种始创的军事文化？回答是：用“辩证思维”认识认知这一军事运作实践，就会发现这种始创的军事文化，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一是，示弱以迷惑强敌，检验己方众人团结一心的程度。即“誓师伐纣”，一仗未打就撤兵。参加伐纣的诸侯很不理解，但还是服从撤退号令，撤军回归本地。这，使殷纣王误判姬周联军软弱无能。由此，放松了对西岐强军灭商的警惕，给姬周灭商留下了以少胜多的空间。从史籍文字记载看，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智慧性军事谋略运作；也可以说，这是一次军事运作艺术的预演。用现代军事运作活动看，就是进行的一次军事演习。能说这不是一种军事文化活动么？很显然，这是不能的。 二是，在兵力数量相差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不被敌众我寡悬殊太大而动摇军心，坚信以少数精兵能够战胜众多乌合之众的信心和决心。可见，军心就是凝聚力，这是战斗能否取胜的关键。后世军事家将这种军事活动，提升为：兵不在多，在于精；将不在勇，在于谋。在三千多年前，能够出现这种军事实践，确实难能可贵。 三是，万众一心，统一号令、统一指挥、步伐一致、充分发挥了全军整合一体的拳头作用。第一次预演获得步调一致、服从统一指挥的好效果。二次誓师孟津，把“预演”活动发挥到极致，使姬周联军形成了排山倒海之势，猛冲乌合之众，使商军自乱阵脚，溃不成军。作为主帅的指挥者殷纣王虽有天下尽知的万夫不当之勇，但是在潮水般的溃军面前，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无能为力。用周武王跟姜子牙探讨“兵道”的话讲，就是“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下文另述）乌合之众的商军，缺的就是这种整体的统一。 四是，周武王传承和传播“誓”文化（下文另述），两次召开讨伐殷纣王罪行的“誓师大会”，向天下人宣告：讨伐殷纣王是正义之师，商殷政权的军事活动是非正义之师，使商殷政权丧失民众的支持，增加了正义之师得道多助、获得胜利的筹码。 五是，针对殷纣王强悍善斗的实际情况，周武王和姜子牙变单打独斗为整体推进，全线猛冲猛攻，使殷纣王个人的勇猛优势无从发挥，锁定了乌合之众的败局。这种创新与创造性军事实践，被后世军事家提升为“随机应变，以智胜勇”或者是“灵活机动，不拘一格”。还有：将不在于猛，而在于谋。智勇双全，乃是上将致胜之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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