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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有争议的人，是如何看待另一个有争议的人的呢？以前是不会去想到这个问题的，读到《周作人概观》，顺便去查询了此书作者的相关历史，才更加明白一个人尤其是历史中的人是没有办法一刀切地去评论去判断，个人当然有好恶，但是轻易下论断就并不是一件妥当的事，多读多听多看多思考，才不至于被蒙蔽。 周作人被人熟知的身份是鲁迅的弟弟，另一个被众知又不甚光彩的身份是汉奸。国难当头之际，政治背叛者也多，但是大概唯独周作人一个，是一边让人痛骂一边又让人痛悔的人了。因为他高瓴的文学地位和复杂的思想变迁，他并不是一个自始就纯然的背叛者，甚至在一开始他也是站在革命这一边的。 在初期，周作人是作为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以及介绍世界文学的翻译家而存在的。《自己的园地》一辑奠定了中国新文艺批评的础石；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更是第一个提出“思想革命”的口号；翻译外国小说则是早在日本时期就和兄长鲁迅一同开展的工作，周氏兄弟的译文力求显出“异域文术新宗”之异在何处，新的何处，钱玄同说他的翻译”却是开新纪元的“。 但是这样一位可谓新文化运动旗手级人物，在1924年却发生了重大的转变。1923年7月19日，同住八道湾大宅的周作人给鲁迅送去了一份绝交信，之后不久鲁迅搬到了西三条互通的住所。自此周氏兄弟失和，再无往来，先前的一切友爱、温暖、亲情，在瞬间变成了粉末，至于失和的原因，至今没有明确的定案。 而1924年周作人在文学上的选择也发生了转向，他把重点转向了小品文，舒芜在书中提出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对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的悲观。面对着“这个世界还会好吗”的自我发问，周作人的答案是否定的。 在新文化的大浪大潮里他掉转船头,向着安静的闲适的泊湾驶去，而他当初的那些同侪仍在风浪中挣扎，朝他挥着手说，别停下，我们继续往前去看更广阔的天地，他只是摆了摆手，说，不了。 是真的不抱希望了吧。他只把心力放在那些草木虫鱼上，求闲适求美感，求“惜无白粥下微盐”的文字况味。“由信仰而归于怀疑”，把一切理想信仰都看作盲从，仿佛为自己找到“理性的隐士”这一最佳身份。舒芜这样评价，“既要做隐士，又要使别人相信并且特别是要自己相信仍然是旧世界的叛逆者，或者说，把向旧世界作战的全服武装从战场上带回来装点在隐士的幽居之中，这就是周作人找到的安身立命之处”。 但是真正与时代与人在一起的的文人大抵是对人世抱以观察、以同情、以期待的，完全封闭外界，眼界心思都放在了纤毫细微的敏感之上，不是说这一选择不可以，只是难免让人在纤细之上失去了希望；尤其是在周作人所处的历史时期，这样的选择尤其消极；如果他在现在说不定可以成为大家喜爱的散文家，追求生活的美感与恬淡，只是当时并不适宜，而且他在政治上的选择当然是错误的，这没有什么好辩驳的。 “在知与情两方面分别承受西洋与日本的影响为多，意的方面则纯是中国人……积极方面有墨子与商韩两路，消极方面有庄杨一路，孔孟站在中间，想要适宜的进行，这平凡而难以实现的理想我觉得很有意思”。 他就像一个“别扭”的消极的人，对周围的一切都不抱希望，却唯独对闲适的所谓美感怀有点点星火的热情，独自地爱惜着羽毛，与别人走着相反的路，走着走着，他的中庸，他的消极，他的闲适的美，甚至他的日本妻子，都把他带到一个分外尴尬的地步。 周作人在小品文的闲适里找到自洽。而研究周作人的舒芜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可能都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舒芜也是一个有“污点”的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的出具的一叠胡风书信成为了引爆重大冤假错案的导火索，书信是正常的文人学者之间的文艺评论，但是在不恰当的时机出现了，它被放大被架在了攻讦的靶子上。 李辉在散文集《书生累》里有一篇怀念胡风的妻子梅志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怀念梅志，很自然想到了毛泽东著名的《咏梅》词：“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如今想起它，......是因为恰是词的作者一九五五年大笔一挥，在周扬呈送的即将发表的胡风书信大样上，加上了“胡风反党集团”几个字，随即一场暴风雪突然降临在胡风、梅志夫妇及其朋友们身上。” 强大的错误的个人意志往往就是让现实扭曲，这件案子不仅仅造成了当事人20多年的人生苦难，还牵连甚广，使2100余人受到牵连，其中92人被捕，62人被隔离审查，73人被停职反省。胡风本人于1965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69年又加判为无期徒刑直到1979年获释，从而造成一起重大冤假错案。冤假错案的结果势必不是舒芜可以承担的，他要承受的“告密者”骂名和同行的不原谅则是政治高压下的另一层折磨，他一边研究着周作人的生平，是不是也在其中体会到一点类似的委屈心酸的心绪？ 文学到底是一件应该离政治远一点，而离人近一点的事物。而自古文人处于江湖野泽才自由，求庙堂之高则难以周全，即使近现代这样的大概率似乎也并没有被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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