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窝”自是待不下去了，离开“天窝”去哪又成了问题，李卓吾妻黄氏和家人再次苦劝李卓吾回泉州，周柳塘却邀请他到麻城去，李卓吾毅然选择了后者。他打发妻子女儿女婿回泉州，自己迁到麻城去。李卓吾决然不愿回泉州，但若无周柳塘的麻城接着，就不是愿不愿意的事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耿定向还算厚道，但李卓吾做出这个选择，除了以友为命决心求道外，留下来可以继续和耿定向论战也是原因之一。麻城是黄安邻县，周家（周柳塘、周友山等）在麻城的地位和势力与耿家在黄安的地位很相似，且一样家资富饶，这现实地可以保证李卓吾生活，李卓吾谴妻女等一家老小回泉州，其宦资全部留给了他们，他自己也只能“以友为命”了，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在李卓吾眼里，麻城有周柳塘、周友山等，学术氛围自然不差，但更关键的是耿定向一切动向，周柳塘作为其得意弟子不会不知，那李卓吾就可以和他“战斗”到底了。 离开“天窝”时，李卓吾给耿定向写了一封信，简单得只是道别，耿定向也没计较，两人闹成现在这样，分开对彼此都好。万历十三年（1585），李卓吾离开生活了五年的黄安迁去邻县麻城。要说李卓吾离开了黄安，耿定向不再那么担心，两人总可相安无事了，现在却轮到李卓吾不依不饶。一日耿定向做了个梦，以为悟到了“致良知”的秘诀，写了一篇《纪梦》印发给他的弟子朋友，主旨是说如能淡然忘怀“名利爱好心”，即可致良知。李卓吾见之，写了篇《答耿中丞论淡》，说他“于寐中作白昼语”，把耿定向驳了个体无完肤；接着耿定向又写了篇《二鸟赋》，李卓吾再次写信批驳。 也不好说就是李卓吾非没完没了，耿定向与李卓吾战端已开，其所著文字也难免不夹枪带棒，这二人现在就是都丢了斧头，谁都怀疑是被对方偷了去，怎么感觉都是。李卓吾就更直接了当，有什么话当面锣对面鼓，这让耿定向很是尴尬。不久，他又给耿定向写了封著名的长信《答耿司寇》，把耿定向的学术病根和人格缺陷一股脑来个大汇总，有些在“天窝”时还不好说的话，现在毫不避讳，直言耿定向学问虚伪，为人口是心非，李卓吾一吐胸中块垒，耿定向恐怕就怒火中烧了。 朋友之间是可以批评对方错误，但要讲方式方法，不能从根本上否定对方，也不能在人格人品上攻击对方，否则也就做不成朋友了，李卓吾做得非常过分，事实上两人已不成其为朋友，再这样做等于就是直接挑衅了！便是耿定向先前有错，到底曾于己有恩，又何必如此不依不饶？ 不过黄麻（黄安、麻城）毕竟是耿定向的天下，其弟子朋友开始有为其不平站出来说话的，也有与耿李二人都是朋友出来调停的，但在李卓吾眼里，这些人都受了耿定向指使。耿定向弟子吴少虞在“天窝”时也算李卓吾朋友，此时出头为乃师不平，说李卓吾就是异端邪说误人子弟。对这种苍白无力的指责，李卓吾气愤但懒得搭理；邓石阳现为麻城县令，算得李卓吾当头父母官，他与李卓吾是老朋友，同时也是耿定向弟子，此人在李卓吾初入官场为河南辉县教谕时即与之结交，还曾经与李卓吾同是“白云六友”，更对李卓吾妻女有过活命之恩，此时站出来意欲调和耿李关系，但因其学宗程朱理学且学问有限，所言更多不认同李卓吾，李卓吾认为他也受了耿定向指使。念着邓石阳往日恩德，李卓吾多次耐心解释，总也说不通时，李卓吾竟也直言：“如依旧横此见解，不复以生死为念，千万勿劳赐教也！”等于是要绝交…… 就论辩而言，耿定向尚且不是李卓吾的对手，这些小人物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可以说来一个放倒一个，李卓吾战无不胜，不过现实却因此严峻。一个人每一次与每一个人争辩都胜出，结果就是惨败，因环境如镜反照自身，在众人眼里这就是固执己见，在为人处世上这是个绝对的错误，这甚至与道理本身无关。李卓吾其时处境正是这样，尽管他每次争辩都有道理，但争辩的人多了，众人眼中他就是好与人争了。争辩人中如耿定向与邓石阳，还曾经对他有过莫大恩惠，争到对方下不来台，不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是什么？比较道理，社会还是更讲人情。 李卓吾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太“较真”了，这也难怪，他的学问就是“求真”，但道理与人情绝不调和，也就陷入了自身理性极端，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病态，必要付出惨重代价。世俗社会纯粹讲理的人能有多少？情理并重都很难得，更多人是讲情的，李卓吾如此作为，在社会上势必惹得众人非议，他的生存环境因此越来越恶化。我说的明明是心里话啊，何以这么多人不理解？李卓吾心里也陷入极端痛苦。 痛苦催生思想，尤其是内心滴血的折磨，李卓吾最终成为中国近代思想的先驱，其主要社会学思想正是从这时开始成就。 在与耿定向的论辩中，李卓吾需要缜密自身观点，这使他的思想更加深刻；面对世俗社会的“无端”责难，李卓吾更要从社会层面来思考问题，他思想的广度也因之要扩展到整个社会……慢慢地他的对手就不止于耿定向了，他甚至在与整个社会为敌，论战成就了李卓吾社会学思想，也最终注定了他的人生悲剧。 在耿定向《里中三异传》中，李卓吾感悟出非狂狷不能成圣的治学之道；在被论敌围攻时，他提出了“士贵为己，务自适”（《答邓明府》）的社会学主张。这后者正是李卓吾近代思想的典型论述（参见拙作《李卓吾思想深度剖析及理性评判》）。因为论战，李卓吾的很多观点越来越尖锐、深刻，因为对本能的直观，他的某些观点甚至振聋发聩，因而也赢得一些更紧密追随者，以至“一境如狂”，这已是后话。 李卓吾从黄安迁居麻城，耿李论战不但没有缓和，反而愈演愈烈，如果按照这个进程不断发展，大概用不了十年双方就会爆发冲突，说是学术争论只限于学术层面，现实中人可都是有血有肉，何心隐与张居正的悲剧已经发生，谁敢说耿定向与李卓吾不会重蹈覆辙！以耿定向在黄、麻的实力，若忍无可忍，李卓吾一样性命堪忧。好在耿定向对李卓吾一直没真起过杀心，否则一样可能像张居正杀何心隐一样冠冕堂皇地处置李卓吾，我们应还历史人物以公正，耿定向没有大家风度总是有相当度量。 这个观点肯定会有人反对，要说耿定向有度量，有一件事似乎可一票否决，那就是万历十六年（1588）初春，耿定向回乡为耿定理举办葬礼，他遍请朋友弟子及地方官员，却有意不请李卓吾，多少人哀求劝说都没用。这件事出乎李卓吾意外，也出乎很多人意外，李卓吾是耿定理生死之交，他的葬礼怎么能不邀请李卓吾？耿定向这么做，不是自找天下人说他小家子气吗？耿定向却是故意而为，他是想以此向李卓吾表明，我们不再是朋友！言外之意还有一种警示：再若得寸进尺，别怪我不客气。 耿李论战自万历十三年至此已有三年，战况大有愈演愈烈之势，耿定向不甘示弱，李卓吾更咄咄逼人，发展下去会是什么后果？一旦情绪失控难说耿定向不起杀心，耿定向以此表明一种态度，一方面现实地更孤立李卓吾，一方面也是希望李卓吾能够识相些，这看似小家子气的做法，实是企图控制事态发展，这其实对双方都有好处。耿定向此番深意，很多人都不会明白，他也很难对人明说，更不能落在文字上，真可谓用心良苦。由此我们却更能看出耿定向的精明务实与善良，他无法战胜李卓吾，不能容忍又不想伤害，那就只能用这个办法来警示他了。至于李卓吾明不明白，只能靠他自己的悟性，一时可能不明白，时间长了自会明白。 果然，这次事件发生以后，李卓吾感觉愈发孤立，但一开始他还收不住战心，他又给耿定向写了封信，挖苦讽刺一如既往，但耿定向既已表明绝交，这信已不好再直接送到人家手上，只好托周柳塘代转。周柳塘似乎已谙此中奥妙，这事拖着不办，李卓吾当面责问，周柳塘一笑置之，既不生气，也不照办。在老师耿定向与好友李卓吾之间，周柳塘自此一直保持中立态度，不再搀和他们之间的争执。李卓吾还不死心，读到当时耿定向与弟子公开的论学信件时，也加入进来，对耿定向冷嘲热讽，如说他“终日言扶世，而未尝扶得一时”“终日言立教，未尝教得一人”（《寄耿大中丞》）……这种论学书信不直寄对方手中，等于隔空打空半自言自语，耿定向也不搭理。 李卓吾争辩找不到着力处，现实环境又愈加孤立，心情苦闷只能读书著述。是年夏天天气闷热，一日李卓吾见侍者剃头，突发奇想也把头剃光。剃光头在古代是一种刑罚，当时只有下人或出家人才可以这样，李卓吾剃头在士人眼中是个非常事件。剃发一事因此闹得沸沸扬扬，地方官员来过问劝说，朋友弟子大惊失色，甚至李卓吾老家都来人干预了……李卓吾本就喜佛，这剃发难道是要出家了？ 李卓吾对各人的解释都不一样，他剃了头却还留着胡须，给人感觉不伦不类。一个就坡下驴的说法是要“和光同尘”，意思是不想再过问世俗凡事。李卓吾此举看似荒唐，是否明白了什么不得而知，但这个结果耿定向肯定乐意见到。麻城有个耿定向弟子叫周二鲁，见李卓吾已经“示弱”，便写信给耿定向，说希望老师别再弹射李卓吾云云。耿定向乐得借此下台阶，借回弟子信，对李卓吾戏谑出言：“卓吾发愤如此，计必当透此一关，透此一关，便是人天师矣”。（《耿天台先生文集》）言无恶意。不管李卓吾剃发究竟有心还是无意，叛逆抑或屈服，耿李论战的激烈程度总是因此缓解。 万历十六年秋，李卓吾自麻城县城又迁到了城外三十里的龙湖芝佛院。这芝佛院也是周家私产，不属正式寺院，却又有一些出家人。李卓吾现状，很适合这里，这里远离闹市嘈杂环境清幽，更远离世俗是是非非……李卓吾早就知道这个地方，是以一次闲话，李卓吾借机提出意向，周柳塘顺水推舟，李卓吾就迁了过来。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天地，李卓吾在此可以更安心地读书著述，凡俗之事扰不到李卓吾，李卓吾也不容易招惹是非，真是主客两利皆大欢喜。 换了环境也就换了心情，李卓吾迁来芝佛院之初，读书著述感悟思考，果然也过了一段安静的日子。泉州老家念李卓吾无子，过继其弟之子贵儿在李卓吾名下，贵儿携妻、子来芝佛院侍候，李卓吾甚至享受了几天天伦之乐。 谁知好景不长突生变故，养子贵儿一日竟在龙湖溺毙！接着又传来其妻黄氏亡故、同道罗汝芳去世等消息，噩耗接二连三，李卓吾又陷入了痛苦深渊。对于一位思想家，痛苦更是激励，李卓吾由此再悟生死。他以为人应为知己而死，文死谏、武死战都是“不智”，但由此得出的结论却是“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焚书·伤逝》）情绪再度逆反。 不过芝佛院相对封闭，李卓吾的逆反也只能局限在圈里，他在芝佛院是“太上皇”，戒律僧众却不自律，别说吃斋，连动手杀生都不避讳。李卓吾虽剃发却未入佛门，自述“夫卓吾子之发也有故，故虽落发为僧，而实儒也”（《初潭集序》），但既为儒又剃发，住在寺院还不守戒律，李卓吾也真是闹得有点出圈儿。 论辩找不到对象，李卓吾就针对身边人，芝佛院主人周柳塘本是他以为知己的好友，却写了篇《学孔编》尊孔子为正统，李卓吾以为这又是受耿定向指使冲着他来的，竟令人在芝佛院佛堂里挂起孔子像，意为若说道、佛是异端，那儒也是异端。周柳塘还是不与之争，也不生气，李卓吾感叹知己难求。万历十七年（1589）焦竑中得状元，李卓吾大喜，以为这样就可去就知己焦竑了，结果却被焦竑婉拒，李卓吾写信直怨焦竑，焦竑一如周柳塘，不与之争，也不生气，反正就是不答应。耿定向这两个得意弟子对李卓吾态度如此一致，偶然凑巧还是有意为之？不得而知。 李卓吾万般无奈只能在芝佛院里自己折腾，折腾之外还是读书著述，其《初潭集》《说书》《焚书》等都是在这段时间著成。经历过与耿定向的论战，李卓吾更放开了思想；连续遭逢痛苦与不幸，也使他思想更为尖锐、深刻；芝佛院能限制他的交游，却禁锢不了他思考……李卓吾具有哲学深度的观点，这一时期开始形成。 《初潭集·夫妇篇总论》中，李卓吾明确了自己二元哲学本体说；《说书》仿效孔子《论语》，以答弟子问体式另立自己的思想；《焚书》则收录了李卓吾的一些论文和与人来往的信函（包括与耿定向论辩的私人信件）。尤其这后者，《焚书》之所以叫《焚书》，李卓吾早有说明，此书“所言颇切近世学者膏肓，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言当焚而弃之，不可留也”。 自万历十六年迁芝佛院，李卓吾貌似安静了两年，谁成想这两年他一点没闲着，与耿定向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忘怀，大张旗鼓不行，他就改为悄悄进行，这是要整出更大动静！万历十八年（1590），李卓吾的《焚书》付梓出版，果然如他预料那样，此书一出就引起了巨大波澜。这一年耿定向正好自礼部尚书任上辞归，在黄安见《焚书》一读差点背过气去！李卓吾居然把自己和他两人之间的私信公之于世，让他的败绩尽人皆知，这不是揭人之短让人当众出丑吗？那个年代没有什么个人隐私权，但李卓吾这么做，显然也太过分了！耿定向当时大概真有杀了他的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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