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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氏之慈悲，普度众生，人禽同仁，割肉饲虎，善恶皆爱，可谓过于圣人矣！然考其心则非诚也，察其事则非理也。孔子曰：“索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所谓隐者，远人而与众异也；所谓怪者，过中而与群违也。佛氏之髡发，不娶妻，何其异也！戒杀，不茹荤，何其过也！ 异于俗，似清，而不可入尧舜之道；过于圣，似仁，而不可为天下之法。昔者陈仲子居于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人叹仲子之廉。而孟子以为仲子以兄之禄室为不义，而不食不居，乃辟兄离母，居于于陵。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于陵则居之，是尚能充其类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类者也。不食于母，而不能无食于妻；不居于兄，而不能无居于于陵。果能充其廉乎？而辟兄离母，抑何矫也！人之异于禽兽者，以有人伦也，矜以为廉，而辟兄离母，绝天性之亲，无人伦矣，执其小者，失其大者，虽廉，何足贵哉！过为畸行，而不顾天理人伦，乃君子所恶也！若夫佛氏之清，而并废夫妇之道；佛氏之慈，而亦泯人禽之辨，世为畸行，孰有过于佛氏者哉！非但陈仲子而已。孔子斥沮溺曰鸟兽不与同群，孟子讥陈仲子蚓而后充其类，为其远人而同禽，矜操而绝伦也。或怪宋儒辟佛为隘，呜呼！反常悖伦，虽孔孟见之，亦焉有不辟者乎！ 圣人曰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而已，若夫博施济众，尧舜犹病，立则俱立，达则俱达，是仁者皆能也。不言其博，而教其方，圣人之言，何其平易也！非不欲博施，施有所限也；非不欲济众，济有所不及也。知其先后，审其轻重而已。孟子曰：“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先务也；尧舜之仁不遍爱人，急亲贤也。”君子尽其仁，仁之所及，不可必也；全其心之仁，仁之所遍，不可强也。佛氏之言仁，欲普度众生，使天下皆沐其泽，其心大矣，而非易行，其言高矣，而不由诚。先后不分，轻重不审，矫矜其慈悲仁爱，虽虎而可以身饲，虽蚁而不敢足践，而悯人则忘亲，弃父母而不事，又何忍也！爱物则忽人，观民之死而或不救，又何冷也！其行或洁于君子，而有不及流俗者（而其阴冷则不及流俗）；其言或高于圣人，而有不及愚民者（而其诞谬乃不及愚民）。矜其大则虚，虚则不实；刻意为异则矫，矫则为伪。言之不怍，则其为之也难，其佛氏之谓乎！普度众生，岂其仁心之广哉？盖以此显其慈悲之大也；割肉布施，岂其情之至哉？盖以此显其慈悲之高也；冤仇平等，忏悔则消，善恶皆爱，岂其爱之极哉？盖以此显其慈悲之宽也。而天下流俗乃至贤智惊以为神，叹以为圣而匍匐归之，倾心向之。非有识者，何知其伪！为大言以矜众，为畸行以骇俗，而不知有其有悖于伦，有害于理。天下之教，慈悲似无过于佛，而其为忍为冷者，又莫佛氏若也。王祥之卧冰事母，明有割股事亲者，而君子不许其孝，以其惊鄙俗之夫，而非中庸之道；为过高之行，而启诈伪之俗。且君子可逝不可罔，其孝也愚，不可为法。则佛氏之割肉饲虎，又焉得许为仁乎？其所行也远，而非道之中；其为仁也过，而非心之诚；其仁也愚，岂可为表哉！ 而君子之仁以性，佛氏之仁以情，性无不明，而无不当也；情则有所暗，而有所失也。君子能好人，能恶人，好恶正，好善则进善，恶恶则去恶，济其可济，佛则欲泯其好恶，善亦爱，恶亦爱，呴呴妪妪如妇人，见困则施，不分善恶，有呼则救，不论是非，情之泛滥而无择，虽贼人亦济之，大恶亦救之，好仁而不尽仁，为情所蔽；不能恶不仁以使不加于其身，反助不仁以纵其恶，则仁之贼也！凡佛氏之慈悲如此而已，过情而非诚，以情而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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