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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投转型发展的时代背景 （一）城投公司发展的历史沿革 城投公司是伴随我国分税制和投融资体制改革而生的。1992年我国确定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步伐开始加快。为提升城市载体功能，加快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针对国家《预算法》对地方政府发债的限制，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平台应运而生。此时设立城投公司的定位基本都是单一的融资平台，利用城建规费等资源，为基础设施建设进行融资。 2004年国务院出台《关于投融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界定政府投资职能和投资范围，掀起了一轮城投公司大面积重组或设立的浪潮。这个时期组建的城投公司定位一般都不再是单一的融资平台公司，而是投融资和建设主体。 2008年以后面对全球金融危机，国家实施了“四万亿”大投资计划，城市基础设施成为投资的重点，城投公司承担起保增长的任务。利用政府信用和城市土地等资源，城投公司大规模融资建设了大量的公益性项目。据审计署公布的数据，截至2014年底，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为24万亿，大部分都是这段时间形成的。许多市县级的城投公司雨后春笋般的建立了起来。这一阶段城投公司成为各地城市建设的主力军，为提升城市载体功能，改变各地城市形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市场化发展的进程减缓了。 党的十八大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增长。经济结构深度调整，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优化增量并存，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保持经济增长稳定，防止区域性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2013年以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对融资平台公司的限制性文件，融资平台公司不得新增政府债务，剥离融资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意味着城投公司传统的融资平台的职能定位终结了。 2010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19号）出台后，各部委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从资产注入、政府担保、融资方式等方面规范投融资平台的行为。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国发43号）明确了建立“借、用、还”相统一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明确政府债务的融资主体仅为政府及其部门，剥离平台公司政府融资职能，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为顺应政策环境变化，城投公司必须进行市场化转型，通过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创造稳定的经营性现金流，分担财政偿债压力，弥补城建资金缺口，为城市建设和发展提供更有力的支持。 城投公司是我国分税制改革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地方政府变相融资的产物。从2010年的国发19号文到六部委50号文、财政部87号文，政府层面的政策层层加码，对融资平台的监管力度与日俱增，城投公司转型已成迫在眉睫之势。 （二）城投自身也有转型发展的内在诉求 从90年代发展至今，我国已有上千家城投公司。大量的区县级城投公司，仅仅是作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参与城市基础设施的融资、投资和建设，不具备造血功能，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城投公司投资规模越来越大，负债率越来越高，很多城投公司的负债率超过了80%，负债规模已经超出了地方财政的偿还能力。作为跟随和推动市场经济改革的产物，目前城投公司的运作面临着以下一些问题和困难。 1、资产负债率偏高 目前绝大部分政府城建平台的资产负债率都在70％以上，这种资产负债结构会使企业承担了较高的财务费用，严重影响为政府项目所进行的进一步融资，企业在推动多元化的融资创新方面也难以发挥作用。 2、财务风险较大 由于政府城建平台承担了政府公益性的建设项目，往往投资量大、效益产出慢。因此企业资金运行经常是捉襟见肘，处于“借新债还老债”的模式。这些城建平台可能出现的财务风险，主要体现在资金流转风险、偿债风险和有效资产缩水风险，而反映出的情况有所不同。资金流转风险基本出现在那些没有稳定的利润来源、高投资、高负债、低投资回报的情况下，受企业资产质量和运营效率影响较大。偿债风险主要是由于负债结构的影响，导致按期偿还银行本息出现困难，往往是“拆了东墙补西墙”，受金融货币政策的刚性制约和影响非常大，出现在资金供给不足，负责结构不合理的企业。有效资产不断缩水的风险，是指企业当每年的资金收入不够偿还银行利息情况下，不断用平台的有效资产填补缺口，导致企业有效资产不断缩水的情况。 3、后续融资压力不减 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量日益加大，有一种互相攀比、愈演愈烈之势。政府结合未来的“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大强度的城市建设投资计划，绘制的城市建设蓝图非常宏伟。未来的融资压力可想而知，各地城建投融资平台都在想方设法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寻找融资突破口，否则对于未来如此繁重的融资任务，也将难以完成政府下达的融资目标。 4、国资经营和管理的压力增大 城建平台作为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和国有资产经营管理的平台，不仅承担代替地方政府融资的责任，还承担着庞大的城建国有资产在市场竞争中保值、增值的经营管理压力。这对城建平台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投融资运作能力提出了挑战，也将对各地城建国有资产的可持续经营和良性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城投转型发展的挑战与机遇 各地政府城投平台作为具有政府和企业双重性质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平台和投融资平台，客观上存在着在公司定位、管理体制、运作方式、多元化投融资格局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先天不足。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没有彻底到位，有效的政府投融资体制和国有资产运行管理机制尚未形成。因此，这些问题需要在更长的时间内、更深的层次上不断完善和解决。 在国务院加强地方债管理的背景下，以城投公司为代表的融资平台不能以政府的名义举债，政府也不能提供担保。过去长期以来担任政府融资重任的融资平台或将回归市场，或将退出历史舞台。财政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对以前主要通过融资平台公司融资建设的项目，规范后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对商业房地产开发等经营性项目，与政府脱钩，完全推向市场，债务转化为一般企业债务；二是对供水供气、垃圾处理等可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的公益性项目，积极推广PPP模式，其债务由项目公司按照市场化原则举借和偿还，政府按照事先约定，承担特许经营权给予、财政补贴、合理定价等责任，不承担偿债责任；三是对难以吸引社会资本参与、确实需要政府举债的公益性项目，由政府发行债券融资。在此背景下，地方融资平台的改革就显得较为紧迫。 城投公司的转型发展挑战和机遇并存。从挑战方面来看，长期以来对政府的依赖度比较强，经营性资产比重低，经营性项目和资源少，专业化、市场化运作的能力和经验不足。从机遇方面来看，去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新的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及新运营模式，比如大力推广PPP，比如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新的业务和模式，提供了市场机会。城投转型是在国家政策推动要求下进行的，便于争取地方政府资源和政策的支持。从企业长远发展来看，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只有按市场模式运作才能走好。上海城投、重庆城投等城投公司已经实现了成功转型，转型发展有成功案例和经验可以借鉴。 三、城投公司的转型发展方向探究 虽然城投公司的转型方式不同，但是回归市场化仍然是主流，即通过剥离传统的公益性项目投融资职能，转向以经营性业务为主。目前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城投公司出台的改制方案和实践来看，“市场化”和“实体化”是不少城投转型的主要方向，主要体现在定位和业务模式的转变。由过去融资平台公司的定位，以完成政府任务，实现社会效益为主要目标的业务模式，转向市场化、专业化公司的定位，构建以实现经济效益目标为主，兼顾社会效益的市场化业务模式。 （一）多元化发展实现业务转型，从而转型为产业化发展企业集团 城投公司除承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国有资产运营任务外，打造多种战略产业的企业集团，增强企业造血能力。比如由马鞍山城投改制的江东控股， 其前身为马鞍山城投集团，2014年5月更名为江东控股集团，正式改制为国有企业。在承担政府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之余，江东控股集团通过重组或整合其他政府所属企业等方式扩展主营业务，提高经营性资产和经营性收入比重，积极参与产业投资，不断向节能、环保、国家扶持的新兴行业拓展。集团贡献收入最多的业务板块是汽车制造，江东控股集团通过子公司控股安徽华菱星马汽车公司，拥有星马专用车和华菱重卡两大自主知识产权品牌产品，16年汽车制造业务贡献了接近一半的收入，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土地整理仅占27%。 西藏城投（全称西藏城市发展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坚持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 的新能源战略，新能源产业的布局带来了社会、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公司11-12 年收购盐湖并打造陕西新材料基地，在生产锂电方面的上游开采和中游炼造提前布局。公司持有的西藏阿里地区日土县龙木错盐湖含有B2O3，161.4 万吨、KCl 979.94 万吨、LiCl 230.69万吨，属于大型矿物储量，开采权允许每年1 万吨的生产规模。陕西国能新材料项目占地1000 亩，是高纯度碳酸锂产业基地。完全投入生产后，年产值可达约40 亿元，年上缴税收约5 亿元，创造3000 余个就业岗位。目前锂电和盐湖前期试炼逐步推进，有望未来放量贡献利润。 积极利用PPP推进自身产业板块的构建，实现业务专业能力、投融资能力以及运营管理能力的提升，引入社会资本服务城市建设，打造市场化竞争主体实现外延式发展。比如：利用PPP业务模式的成功拓展，为公司基建业务打开新发展空间的黑牡丹。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总公司通过控股A股上市公司黑牡丹，PPP新业务模式打开城投业务新空间。公司于2016年4月和2016年10月分别取得常州市新北区2015-2016年重点基础设施一期和二期PPP项目，总投资分别为12亿元和17亿元，总计约30亿元，项目回报水平为10%。 （二）利用上市平台布局金控板块，证券市场多元化的股权投资实现丰厚的回报，从而转型为金融控股投资集团 对于具备经营性资产和持续造血能力的城投公司来说，通过产融结合建立金控平台来促进公司的资本运作，促进城投公司融资方式多元化。大部分城投公司仍苦于没有出路，但有些公司已经在探索新的可能。合肥城建投2015年利润总额为48亿元，是因为当年公司投资收益为 65.25 亿元，这部分增幅较大，主要是来自投资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结构化产品实现了较好回报。合肥城建投除了主导当地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投入，主要为新型显示电路等。合肥城建投转型方向是转为国资运营管理平台，打算推动两家公司上市，形成集成电路千亿产业链，加强资本市场融资能力。 城投公司采取参股或控股A股上市公司的方式进行多种股权投资，从而实现丰厚的投资回报。比如，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总公司通过控股A股上市公司黑牡丹，布局的股权投资就多点开花。2016 年参股的集星科技进入首批工信部车用动力电池目录；通过众合投资名下子公司投资朗博密封科技；通过宜兴基金投资的美国kateeva 项目正筹备上市；通过宜兴基金投资的上海格蒂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上市公司创意信息并购；常熟汽饰于2017 年1 月5 日在上交所A 股上市交易。2016 年7 月，公司出资2.4 亿元联合发起设立常州地方法人寿险公司。此前投资的江苏银行、格蒂电力等项目已通过IPO 或被上市公司并购等方式，实现高额投资回报。 还有天津泰达集团和重庆渝富集团，也是通过股权投资参股或控股金融企业。天津泰达集团前身是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总公司，2001年联合天津泰达集团、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集团成立泰达控股有限公司。泰达控股成立至今，在园区建设、市政公用事业运营的基础上，通过合资、收购等方式，成立或入资北方国际信托、长城医药保健品公司、恒安人寿、天津钢管集团、渤海财产保险、渤海银行等机构。渝富集团官网显示，目前其主要参控股金融企业包括重庆银行、重庆农商行、兴农担保、西南证券、安诚保险、汽车金融、三峡担保、进出口担保、银海租赁、农交所、药交所、股份转让中心、惠民金融、香港公司等。 （三）混改实现股权结构转型，盘活国有资产，消减"冗余股权"，从而转型为混合所有制的国有企业集团 上海作为中国经济重镇，改革推进最为迅速，手段最为多样，其中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混改。混改主要用于引入战略投资人（如嘉宝集团等），或完成员工激励（如上汽集团等）。城投公司在不改变对公司控股的前提下，降低较高的国资持股比例，引入战略投资方，其实是诸多"走在前列"的城投公司所思考和关注的。显然战略投资方的引入对激发企业活力、提高竞争力大有裨益，会给未来公司在并购重组、整合产业链等方面提供更多机会和选择。 目前进行混改的城投公司凤毛麟角，上海城投引入战略投资是仅有的几个成功案例之一。2014年年初上海城投旗下的上市公司上海城投控股获得国内PE巨头弘毅投资近18亿元投资，从上海城投接手了城投控股10%股权，通过此次引入外部投资者，国有股权在城投控股的比例由56%降至46%。 地方城投在其"挽救"绩差公司的背后，是对盘活资源的诉求。尤其是在一些国资持股50%以上的公司中，国资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冗余控股"，如何降低持股比例，在并不影响国资控股格局的同时盘活资产，这方面其实大有可为。提升国资地方城投的活力，推进企业整体上市或核心资产上市，提高国有资产证券率，促进国资合理流动。 （四）通过 “三分法”管理机制，实现国有资产管理的转型升级，从而转型为多元化运营的企业集团 城投公司获得地方政府注入市场化的城市经营性资产和项目，比如燃气、水务、公交等传统市政公用类资产，以及封闭运营的棚改项目、停车场、加油站、收费的文化体育资产、房屋等商业设施，或采取“特许经营权”、“政府购买”、“拨付改租赁”等市场化的支持方式，将没有收益性的公益性事业改造为能获取稳定经营性现金流的项目。资产管理的核心是加快实现向产业经营的公司化转型，实现以项目建设为导向的融资建设平台向以投资经营为目标的金融控股型平台转变”。 上海城投通过合并重组拥有了公益类资产和经营性资产，2004年至2006年，上海城投接手的企业包括供排水、环境市容、市政建设、医疗废弃物处置企业、干线公路、高速公路等。政府的项目建设可以设立项目公司、封闭运行，完成后由财政回购，但公用事业业务价格与成本倒挂，经营压力要由企业承担。为了经营的可持续性，上海城投采取“三分法”经营策略，将资产分割为三类：平台类，即无收费机制的政府建设项目资产；运营类，即有收费机制，但收费机制尚不能覆盖成本的公用事业资产；经营类，即市场化运作企业。针对三类资产采取不同的考核目标，对于平台项目类，考核项目管理和投资控制；运营类资产力争提高效率、压缩成本；经营性业务则考核利润指标，接受市场考核。 上海城投在资产分类上做的非常细致，比如在其分离环境业务时，将属于公益性业务的环卫集运、保洁等业务剥离进入总公司设立的环境实业公司，将可市场化运营的垃圾焚烧业务划入城投控股旗下的环境集团。上海城投经营类资产集中于其上市公司城投控股旗下，公益类与项目类资产则集中于总公司内。经过资产的分割和分类管理，上海城投转型为多元化的企业集团，通过经营性资产反哺公用事业，实现了经营的可持续性，成功建立起企业信用。2016年上海城投集团营业利润接近33亿元，净利润接近29亿元。 （五）城投公司顺势转型智慧城市运营商，具备无与伦比的先天优势 城市运营是一项综合又复杂的系统工程，对运营商们有着极高的要求。城投公司脱胎于政府融资平台的大型国企，在转型为城市运营商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条件。基于国家政策要求、地方政府诉求和企业自身发展需要，未来投融资平台应加快向带有融资性质的一般性国有企业转型，由融资平台向城市产业经营实体转型，整合资源、打造城市运营服务商将成为城投公司未来发展的新定位。 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城市的公共服务获取、社会保障供给、公民权利均衡分配等内容，强调以人为本，不断提升城市价值、提高城市品位、优化人居环境，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城市运营商与之不谋而合。城市运营商与一般企业最大的区别在于不仅仅是追逐企业利润的商人，而是与城市经营者步调一致的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是城市的组织者和城市文明的有力推动者。 第一，城投公司在城市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资源。城投公司多年来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积累了社会资源和项目运作经验。相较于其他企业，城投公司参与城市运营，在提升基础设施的管理效率、降低维护成本、统筹和整合资源上更占有优势，有助于城投公司盘活城市存量资产，减少国有资产流失的发生。 第二，城投公司能够精确把握城市发展方向。作为政府实施经济发展规划的可靠力量，城投公司在长期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建设的经验积累中，自然会对城市短期、中期以及长期的发展规划和目标有较为准确的预估和把握，也为城投公司运营城市指明了方向。 第三，城投公司具有较强的融资能力。城市的运营对资金的需求量极为庞大，例如地铁的运营成本就达到了建设费用的2至6倍，一般企业很难担负得起。城投公司作为政府的融资平台，在融资上有着一定的先天优势。随着PPP模式的广泛运用，城投公司的融资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未来将能更好地满足城市配套服务市场需求。 第四，城投公司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城市运营的主要内容在于公共事业部分的管理，由于公共事业的非盈利性或低盈利性的特征，很多企业不愿涉及。城投公司是地方国有企业，保障城市协调可持续发展是其主要任务，理应始终将社会利益置于企业利益之上，自然会主动担负起这一责任。另一方面，公用事业大都为国有资源，由国资背景的企业来运营，有助于保障公民利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目前很多城投公司对智慧城市运营商理解不够深刻，重视程度不够，系统学习智慧城市的更是寥寥。在国家建设智慧城市的大好机遇中，有可能会丧失一次转型的重大机遇。部分城投公司已经开始了一些尝试和试点，比如神州数码和无锡金控、延华智能公司和武汉城投公司、中兴公司和云南城投公司联合组建新的“地方智慧城市公司”，通过“地方智慧城市公司”，向智慧城市运营商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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