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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斌 按照全息论的观点，局部具有整体的全部信息。作家也是市民，不同于他人的是，他是一种自觉的审美生存，自觉的向善生存，自觉的求真生存。因此，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一座城市的隐喻。随着作家知名度的提高，读者群的扩大，他的文字会成为一座城市的共振源，它所形成的共振效应，将会潜移默化地引导市民的认知方式、价值导向、行为习惯，提高城市的能量级。 一位作家之于一座城市，如同男女恋爱，是两情相悦的事情，也是缘分的事情，最好的组合当然是情投意合，用中国古人的说法，要有夫妻相，用现代人的说法，必须“贴”。正如贾平凹和西安很“贴”，张贤亮和银川很“贴”，如果把他们两位换一下，人们马上会觉得不对劲。一个灵魂降生到一片土地上，是因为他和这片土地的缘分；一位作家终老于一座城市，也是和这座城市的缘分。这种无法抗拒的缘分，事实上就是一个城市的精神性。 古人是通过阴阳五行认识缘分的。就我生活的银川来说，从名字看，就是水性。因此，当年征集城市精神，我建议为“贺兰岿然，长河不息”。木要参天，必须根定；花要常开，水要不断。山水齐备，万木生发。“岿然”主定，“长河”主动。“岿然”挡风沙，护黄河，“长河”育谷木，养万民。这个城市精神，作为银川的标识，不但具有诗性、象征性、寓言性、不可替代性，而且放到全国看，个性鲜明，容易识别，方便传颂。果然，顺利通过，大家都说好。 相比银川，西安属土。因此，西安人普通话说得再好，你也觉得怪，因此，在中国作协全委会上，大家都讲普通话，唯独陕西委员说土话，无论是陈忠实先生，还是贾平凹先生。听他们说土话，你感觉很“贴”。正如秦腔，压根就和普通话合不了调。因此，到西安，你会感到它的速度就是秦腔的速度，它的音色就是板胡和唢呐的音色。因此，现代剧团把西洋乐弄进秦腔，那纯粹是胡闹。秦腔本来就是在土戏台唱的，本来就是草台班子的行当。 古人认为，五行之中，土居中央，因此，十三朝古都在西安，这是天人互益，因为土性主安。银川则不然，如果说西安是土性，那么银川就是水性，因此春有百花争艳，夏有百果争实。土性安静朴实，水性活泼时尚。银川的时尚有些让人应接不暇。一个新生事物，银川第一时间就有了。 一次，陈忠实先生和张贤亮先生见面，我感觉就像是西安和银川在会面。那一刻，我在想，如果把陈忠实先生手里的大棒子雪茄换给张贤亮，或者让陈忠实先生穿上张贤亮先生常穿的浅褐色条绒裤，该是一种什么感觉。因此，陈忠实先生的代表作注定是 《白鹿原》，张贤亮先生的代表作也注定是 《绿化树》。一个是土生金，一个是水生木。 我的长篇小说 《农历》 在西海固酝酿，在银川发表，也是五行运化。在土性中长成，在水性中滋养，这是木性的宿命。《农历》 原本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最后却落到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五行运化。上海是东，东方属木。北京在北，北方属水。果然，《农历》 经北京有了影响。现在，它被长江文艺出版社再版，是木生火，开始真正兑现它的天命了。从银川，到武汉，木火相生。 相比西安和银川，我在想，兰州为什么没有产生一个像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张贤亮这样的特别著名的作家，仔细一想，还是五行。相比西安和银川，兰州在西北，金水性，金性坚律、整齐、智巧，主战略，生智慧。因此，兰州虽然没有特别著名的作家，但整体实力强，特别是诗歌和评论。评论代表性人物是雷达先生。正如此名之暗喻，他是一位文学跟踪者，监测者。 城市有五行，作家亦然。作家写作的过程本身就是刻画一座城市的精神肖像的过程，本身就是生成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的过程。一定意义上，他们作品的精神高度，就是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也是这座城市的文化厚度。 相对媒体表达，文学更加具有永恒性，因为作家和城市的成长具有同步性。恰如一个孩子的成长，他不可能速度化，也不可能促进化。因此，它更自然，更真实，更有时空密度。 因此，一位作家的成长史，很可能就是这座城市的成长史。要成长，就要呼吸这座城市的精神空气，尝遍这座城市的文化百味，感受这座城市的思想脉络。 最后，二者会按照他们的最大契合度，互相成就，互相代言。作家为城市代言，城市也为作家代言。这种代言，从精神气质上，细细考究，五行在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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