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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子江头，淮河之滨，任我们纵横的驰骋；深入敌后，百战百胜，汹涌着杀敌的呼声，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这是新四军军歌，它高昂、雄壮，鼓舞我永远向前，它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使我水远不能忘记，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我在苏北战斗的日日夜夜。下而是我在新四军三师锄奸反特活动的一些回忆片断: (一)特别通行证 一九四〇年，我参加八路军总部举办的锄奸训练班，学习了六个月，毕业后带着二十多名保卫侦察干部来到苏北，被分配到新四军三师保卫部任正营职侦察股长，当时三师师长兼政委是黄克诚同志，张爱萍同志原为九旅旅长，后任副师长兼八旅旅长。 三师是由八路军南下部队和苏北地区部队改编而成的，活动范围:东临黄海，北至连云港，西达徐州，南抵宝应。三师活动中心是盐阜地区.当时苏北的情况比较复杂:日军从华北、江南调来大批精锐部队，大举向我各根据地进攻: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名为国民党，实则乘日军进攻之机，也有意找我们制造磨擦。淮阴的潘干臣充当敌人的黑狗队。当地上匪比较多，经常发生抢劫事件。敌我占领区犬牙交错，战斗十分频繁，部队刚到苏北，既要抗日，又要剿匪，还要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任务复杂艰巨。我们保卫部主要是和敌特作斗争，深入敌后进行侦察，搞社会调查，巩固部队，保卫师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安全，防止敌人突然袭击，斗争方法采取从内向外，发动社会的进步力量，强调民族团结，统一抗日。经常打入敌占区，和汉奸特务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积极侦察案件，伺机锄奸歼敌。活动重点主要是淮阴、淮安、涟水、盐城，新浦、连云港等几个敌据点，随时随地向领导报告日伪的企图和行动。我们侦察股上要负责内外线的侦察破案，做好情报工作，当时，我们的打扮是：头戴洋草帽，身穿便服，暗带武器，骑着自行车，装作做买卖的商人，经常来住于敌我活动地区，在执行任务中，由于我们的打扮，经常受到我军岗哨、关卡的反复盘问，来往通行受阻，不仅耽误时间，有时还可能暴露身份，严重影响任务的完成。 如何解决通行受阻的矛盾呢?我们保卫部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我去向师首长汇报，请首长帮忙解决问题。 一九四二年秋，大约是九月的一天，我带着一名侦察员去见张爱萍同志。当时他住在阜宁县沟墩子的一间草房里，沟墩子是个小集镇，驻有我军一个团，也是张爱萍问志经常活动的地区.我们进门看见他，细高个，穿着灰色的新四军军装，正坐在桌子旁看材料，旁边有一个警卫员。于是我报告说:张副师长.我有件事向您汇报，请您帮助解决。 赵股长，莫客气。你坐下来嘛，慢慢说。张爱萍很客气地招呼我们坐下，并让警卫员给我们倒水、送烟，他是那样和蔼可亲，那样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把我们执行任务遇到的困难，向张爱萍同志作了简要汇报，他沉思了一会儿，对我说:我给你开一个特别通行证，走到啥子地方，都可以通过。他从笔记本上撕下一贞硬质带格的纸，亲笔写到: 敌占区特派员赵亮(我的代名)，各地岗哨一律放行。他用的柳体草书，字迹清逸俊秀，强劲有力，好象龙飞凤舞，显得秀丽洒脱.真是一手好书法呀!我十分珍贵地接了过来，放在贴身的口袋里. 由于张爱萍同志在部队和地方都担任重要职务，大家对他很熟悉、尊重.我带着张爱萍同志给我亲笔开的特别通行证，通过部队和地方的岗哨，顺利地来往敌我活动地区，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侦察保卫任务。 这个特别通行证，是我行动不可缺少的证件，也是我完成任务的有力保证，我十分珍贵地保护它。放在贴身的口袋里，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它，我一直保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在奉命去东北途中，我们遭到土匪袭击，所有衣物都丢光了，这个特别通行证也丢失了。 (二)破获情报站 一九四二年深伙，我们破获了日特设在我根据地内的一个地下情报站，全站十六人被一网打尽，拔除了敌人埋藏在我内部的一个钉子。 阜宁县城是敌我双方都去活动的一个游击区。多数时间在我方控制下，有时敌人也来侵占，但时间不久，敌站不住脚就溜走了。靠西北围着县城有条半月形的河，我们住在城里不便于往外撤，因而大部分时间住在城外，经常到城里来活动，由于我随身带有特别通行证，来往十分方便。 在阜宁县城里，有盐阜专员公署设立的情报站，成员大部分是本县人，站长姓蒋，也是阜宁县城的人，矮矮的个子，能说会道，社交很广，是跑江湖的人，收有不少徒弟，在阜宁县城是一个很有权势的人。根据他的一贯表现，使我们对他产生了怀疑。有一次，情报站连续二次给我们的都是假情报，同时，县城里还刮起一股日伪要来扫荡的妖风，弄得我们很紧张，不敢在城里呆，因此，我们对这个情报站更加产生了怀疑。 我们和情报站经常有来往，互相请客吃饭，为了摸清他们的底.我们研究决定，把情报站的几个头面人物请来喝酒，有意把他们灌醉，使他们酒后话多吐真言。我们花了二十来块，做了几个菜，有鱼、有肉、有鸡、有虾，还有六瓶洋河大曲。我和两个喝洒的侦察员作陪，虽然我有一斤自酒的酒量，但还虚喝，把酒吐在毛巾里。而把他们灌得满脸通红，只吐白沫.首先我们把情报站吹捧了一番，使他们感到昏昏然。 我有意提问说:你们为什么能搞到这么多情报呢，你们怎么这样容易地进出盐城的？ 蒋站长趁着酒兴吹嘘说:老弟，我们和日本宪兵队有关系，有时日本宪兵队长还到盐城城门口来接我们进城呢，他越说越得意忘形，宪兵队的大门，我们随便进、随便出。 我们经常到盐城去，并可以在盐城随便活动……另一个头头也随声附和。 发现这一破绽后，我们连同原来的怀疑，一并告知盐阜专员公署公安局，因为我们主力部队，不便直接干预地方的事。 经过公安局进一步侦察、核实，感到这个情报站的确有问题，决定一网打尽，把情报站的十六人全部抓起来。经过半个多月的审讯，他们供认已经被盐城日本宪兵队收买，是敌人打入我们根据地的情报站，主要收集我方军政情况，为敌人扫荡服务，他们有时也给我们送点情报，似主要为日本特务机关服务，使日军袭击了我们的县政府，有一个区的工作干部全部被杀害。他们把我们地委、专署、三师领导机关所在地都提供给敌人。同时还进行造谣破坏，动摇军心民心。他们拿两个方面给的经费，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根据这些人的罪行，经过人民政府审判，这个情报站十六个人全部被枪毙了。当地群众都知道这一重大案件是三师侦察股协同破获的.这是内部侦察、清除隐患的一个典型案例。 地下情报站破获后，敌人再也摸不着我们的活动规律了，我军接连打了不少胜仗，从此根据地向东南发展了，日本鬼子来扫荡的妖风被平息下去，阜宁县城也显得比较平静。 (三)巧遇擒日特 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三年间，敌人扫荡口频繁，整个苏北处于战火之中。 大约是一九四三年夏季，日伪大扫荡以前。有一天，我带一个侦察员从东海执行任务后，骑自行车返回部队驻地途中，经过一个河沟，我俩扛着自行车过河，然后在河边洗脚穿鞋。这时候，从敌占区的方向走过来一个人，瘦高个，三十多岁，头戴草帽，身穿紫色衣衫，腋下夹着一卷敌伪的报纸，见了我们点头哈腰的。 我先搭话:老乡，你贵姓，从哪里来? 他赶紧回答说:不敢当，姓钱.我从新浦来。 我问他夹的什么?他说夹的是敌伪报纸。 我接着问:你是干什么的?准备到哪里去? 他沉思了一会儿，很神秘地向我们打听新四军旅以上领导机关的驻地，说是有军事要事相商。 我也考虑一会儿才说:你跟我们走，我想法帮你联系。 当我们通过岗哨，进入根据地的时候，哨兵看到我们几个人的打扮与众不同，提出质问。我拿出特别通行证，就顺利地通过了这关。 我们把他领到阜宁县东沟西北的郭庄，三师师部所在地，首先向保卫部周彬部长汇报，他指示我们好好招待他，了解他的意图和情况。我立即派人买烟打洒，并炒了几个菜，边吃边喝地谈起来。 他说:有五百多个伪军想起义，派我先来接头。请三师部队接应。他说得那么认真，谈得又那么高兴，好象这事非成不可，并把带来的一卷敌伪报纸交给我们作见面礼。但是我们并没有为这巧遇的喜事、意外的功劳而麻痹，却因这个外来人偷偷把我们根据地发行的，一张盐阜区的旧报纸放在口袋引起了怀疑。当时，我们没有打草惊蛇扣留来人，而是将计就计，注视着事情的发展。我们十分热情地送走了他，并约定下一次会晤时间和办法。 十天以后，他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姓潘，中等个，上衣深黑色，下身是蓝色长裤.他俩向我们详细地介绍了伪军内部的情况，商定起义的时间和接应办法，我们照样热情地接待了他俩，打发他们高高兴兴地回去。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也通过敌占区的内线调查，并没有发现什么伪军起义的苗头.同时还了解到来人是新浦日本宪兵队派出的，是经过特务机关专门训练来打入找军领导机关，收集部队驻地和设防情报的。 又过了半个月，第三次来了两个人.第一次牵线接头的人没有来，第二次接受任务的人新领来一个人。第三个人姓李，中等个。有些沉默寡言，他俩提出由于情况发生变化，伪军起义时间要推迟，要我们耐心等待。我们虽然知道来人是日特，但为了一网打尽，没有扣留这两个人，而是约定时间，到双方交界地会晤，打算把这三个人以及其同谋者一起抓获。结果在约定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只抓到第三次来的两个人，经过审讯，姓李的交待比较好。他们是受新浦日本特务机关的派遣，前来收集我三师的情报，为即将进行的大扫荡服务的。同时还供出了他们的组织人员，和三个来人的具体任务。姓潘的比较顽固，交待比较简单，只是反复地说:我没有想到会碰上这个钉子，我真服你们了。后来经过反复审讯，反复调查核实，弄清了这次日特打入案件，把抓到的两个日本狗特务都枪毙了。 由于这次反特擒谍比较及时，早就对他们保持了警惕，不仅保障了领导机关的安全转移，而且也了解到日伪大扫荡的一些情况，对巩固和发展苏北报据地有一定的作用。 (四)伏击敌车队 由于敌人反复“扫荡“，农村的生产被破坏，粮食极为缺乏，部队经常挨饿，有时儿天吃不上饭，衣服是穿破了补，补好了再穿，食盐、纸张等生活日用品都十分稀少。 一九四三年冬天，离春节还有两、三天时间，敌人抓紧运输年货和武器、弹药，保证其据点能欢度春节。 我们在侦察过程中发现，敌人从新浦到涟水，经常来往运输一些货物，每天十二点左右，经过公路旁的三家独立房屋，这是凸进我根据地的一个突出部，有近一百米距离，经过请示领导批准，决定在这里组织伏击敌人车队。 参加这次伏击的是三师直属特务团(原为特务营)的两个连近两百人，由陈副团长和我带领，我们在天快黑的时候从驻地出发，急行六十多里，于下半夜到达预定的伏击地点。到现场后，我们按照公路上留下的汽车车轮的印子，埋了二十多个压雷，另外还捆了六个聚束手榴弹，也埋在公路上，并搞好伪装，以备万一地雷不响，就拉手榴弹。伏击部队都在路旁三家独立的房屋里隐藏着。 我们等到第二天中午十几点，还不见敌车队来。心里十分着急，担心情况有变，陈副团长提出:是是不是把部队拉回去，以后再找机会干。我说:既来了，不要急于走，等到下午四点再说。等到下午一点多钟，敌车队来了，是从新浦通过涟水到淮阴去的，前面有一辆小型装甲车开路，上面挂着日本旗，里面坐着八、九个日本人，后面跟着八辆大卡车，每辆卡车上都有一名伪军押运。最后一辆车上有伪军一个警卫班，约十几个人。结果敌人第一辆装甲车，因为体型小，车速快，没压响地雷冲了过去。第二辆大卡车把地雷压响，车被炸坏，把后而的七辆大卡车全部拦住。我们伏击队乘机冲杀出来，由于距离近，冲锋猛，突然出现，一阵射击就把敌人打懵了，当场打死五个押车的伪军，活捉了四个，共余的掉头就跑:我们乘胜追击。在前面开道的日军见势不妙，扔下后面的车队，飞速逃跑了.这是我们伏击敌车队的一个最大的遗憾，没有能直接歼灭日军。 从八辆大卡车上，我们缴获了一千多发子弹，还有大批白面、布匹、精肉、纸张、烟酒、莱和罐头。我们把缴获的大部分食品分给当地群众，附近各村来了几百人，男女老少一齐动手，各取所需，满载而归。大家一致称赞:新四军给我们解决了一个大向题，使我们能过一个幸福年。同时，我们部队除带上武器弹药外，还尽可能地背回一些布匹和食品，分给师机关和特务团，使大家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春节。 由于我们没有人会开汽车，到根据地也没有汽车可走的公路，只好把汽车和搬不完的弹药毁掉。弹药爆炸声响彻云霄，给敌人很大震动。因为我们没有把弹药全部运回，还受到领导批评呢，但在批评中，更多地揍杂着对我们赞赏，我们满意地接受了这个教训。(陈德生整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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