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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丰子恺旧居日月楼） 丰子恺（1898—1975）以朴实却蕴含哲理的漫画及散文著称，李叔同（弘一法师）是他年轻时的导师。丰子恺17岁时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做预科生，李叔同担任音乐教师。在丰子恺的记忆里，李先生高高瘦瘦，身穿整洁的黑布马褂，细长的凤眼，隆正的鼻梁，平而阔的嘴唇两端常有深涡，表情威严，“温而厉”。 丰子恺受李叔同最深的影响就是“认真”两个字，他在《怀念李叔同先生》一文中写道：“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点是认真。他对于一件事，不做则已，要做就非做得彻底不可。”后来丰子恺连一些小习惯也要模仿李叔同，比方说写信时先写信封，边写边说：“弘一法师就是这样子的。“ （丰子恺画弘一法师李叔同） 丰子恺喜欢吃素，一点儿猪肉也不吃，但是吃些海鲜，酷爱吃蟹。别人问他，煮蟹不是很残忍吗？他说：“口腹之欲，无可奈何啊！单凭这一点，我就和弘一大师有天壤之别。” 1918年，李叔同皈依佛门前，把一些书物赠与丰子恺，其中有一包照片，是李叔同过去生活中的旧照，丰子恺把它们珍藏在老家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的“缘缘堂“。 抗战爆发后，丰子恺带着一家老小颠沛流离，一路跋山涉水，又是乘船，又是长途汽车，又是火车，一路把头发都逃白了，逃到遵义，住了好几年，随后去了重庆。弘一法师的那包照片没来得及带走。丰子恺万分遗憾，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记述”缘缘堂“被毁经过，怀念那些弘一法师的遗物。 （丰子恺画女儿丰一吟） 数年后，丰子恺接到“天津某居士”的信，内附弘一法师给丰子恺的那套照片。原来，这位居士叫张伯麟，当年曾写信给丰子恺，请求复制弘一法师早年的照片，丰子恺慷慨地将照片寄往天津，张伯麟翻印后将原件寄还。张伯麟在报纸上看到丰子恺的文章，专门重印了一套，设法找到丰子恺的地址寄了过来。照片失而复得，丰子恺万分惊喜。 丰子恺喜欢江南，抗战胜利后，一家人从重庆坐长途汽车回到上海，路上走了好多天。到上海后，住在广西路福州路口的石库门，一家人挤在一间房子里。上海的中国画院请丰子恺去当领导，他再三推辞，后来“三顾茅庐”，才同意。就是在这段时间，丰子恺顶下了长乐邨联排别墅里的一套房子，取名为“日月楼”，在这里一直住到去世。 （丰子恺女儿丰一吟现在的书桌） （丰子恺上海旧居日月楼的书桌） 在李叔同那里，丰子恺学会了写生画法，打定主意专心学画，把一生奉献给艺术。丰子恺画画很简陋，随便趴在一张小课桌上就画起来。墨不讲究，砚台也不讲究，人家送给他一个端砚，他随手送给别人，毛笔只有狼毫没有羊毫，好坏也不计较，用完后也不清洗悬挂，而是饱蘸墨汁，再套上铜笔套。画画之前他会拿木炭条布局勾一下大致位置，后来有人看见他的画上有木炭条的痕迹，就说是赝品，哪有这么有名的画家画画还用木炭条的？他的女儿丰一吟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解释这个事，但后来有人再造假画的时候，反而会用木炭条。 60年代，丰子恺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来，偷偷画画。《护生画集》第六集100幅画就是偷着画完的。他亲手糊制了牛皮纸大袋子，说要“交爱我者藏之”，分别送给了他最喜欢的弟子胡治均、儿子、孙女、外孙女各一套。 （丰子恺女儿丰一吟） （丰子恺） 李叔同不仅教丰子恺音乐、绘画，还教他做人。丰子恺家的信箱中经常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热心读者希望丰子恺能够赠画给他们。在今天看来，这属于“无理要求“，但丰子恺一般收到这样的信件，都会在一个星期内就画好，回寄给人家。50年代以后丰子恺就不卖画了，他生前没有人买过他的画。 丰子恺在教育子女方面十分独特，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他从不要求孩子们做什么，而是任由他们根据兴趣自由发展，永远不使其失却童心。他只喜欢孩子，孩子长大就“不喜欢”了。 （丰子恺和女儿丰一吟） 如果碰到蚂蚁搬家，丰子恺教育孩子不能伤害它们，还要用小凳子放在蚂蚁搬家的路上请行人绕行。这叫“护生”，他的《护生画集》就是这个意思。他在《护生画三集自序》中说：“护生者，护心也。去除残忍心，长养慈悲心，然后拿此心来待人处世。”他的很多画都是来源于儿女的嬉戏，看到哪个孩子有个有趣的举动，就马上画下来。 当年他在桐乡设计建造“缘缘堂”，也是处处为孩子着想。“缘缘堂“空地上有滑梯、跷跷板、沙坑、跳高用的架子，院内还有竹子、大树，亲友的孩子们都来玩，把这里当做公园。 （丰子恺画作） 50年代末，丰子恺的幼子丰新枚考入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丰子恺经常给儿子写信，其中一封写道：“明年4月，全家都去北京，回来时去游天津。天津确是个好地方，我向往已久，因为李叔同先生在天津出生。” 上海淮海中路与陕西南路交口处不远，有几幢西班牙式联排别墅，正是丰子恺当年住过的长乐邨，这里有七排洋房，129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两到三层的坡屋顶房子，丰家的“日月楼“在39弄93号。前些年，丰子恺的后人多方设法购回”日月楼“的二、三两层，经整修复原为“丰子恺故居”，曾一度对公众开放，后来因为邻居有意见而关闭。（文：何玉新）
（丰子恺上海旧居日月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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