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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9日晚9时45分，在东海道新干线的 Nozomi 265次列车上，发生了一起震惊日本的惨案。 东海道新干线是日本的高速列车网中，运载力最强的一条线路，地位大致相当于我国的京沪高铁。它直接连接了东京、横滨、名古屋、京都、大阪五个大城市，因此也被视作日本最重要的一条铁道线路。 东海道新干线开通于1964年，当时的时速为220km/h，东京到大阪所需4小时。近年来，随着利用人群的多样化，东海道新干线也逐渐衍生出了三类列车：最快速的 Nozomi，较为经济的 Hikari，以及大站必停、速度较慢的 Kodama。在每天的繁忙时段，每个小时都有28班列车，在东京和大阪之间忙碌地输送着旅客。 在晚班的新干线上，往往坐着许多“当天出差”的商务人士。而这一天的车上，却多了一名不速之客。 21:45分，Nozomi 265次列车刚刚从新横滨站驶出不久，在列车中后部的12号车厢中，突然传出了惨叫声。坐在11号车厢和13号车厢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惨叫惊醒，都纷纷站起来看个究竟。 从12号车厢中逃出来的人个个都面色惨白，很多人都惊吓得说不出话来。这时，一个声音突然喊到： “有、有人在那边杀人了！！” 日本社会的恶性犯罪率，其实是相当低的。因此很多乘客听到了“杀人”，立即便吓得魂不守舍，根本不知如何应对。此时，一名乘务员也立刻赶到了与12号车厢相邻的车厢。他劝说乘客们集中到较远的车厢，并演示了如何将座椅的坐垫拆下来。 “如果有人冲过来的话，就用这个当做盾牌，先抵挡一下。” 说完这话，这名乘务员便只身进入了发生惨案的12号车厢。 来到12号车厢中，乘务员发现，此时在车厢中仅有4个人。 离乘务员较近的，是一名年轻女性，手上的伤口还在不停地冒着血。由于过度惊吓的缘故，她已经无法站立逃跑，而是在地上艰难地爬着。另一名女性也受了一定程度的伤，躲在座椅之间的空隙里，一动也不敢动。 “快过来，这边是安全的。” 乘务员小声对这两名女乘客说到，并上前帮助她们离开了车厢。而在车厢的走廊正中，一名男青年正骑坐在另一名男子的身上，两人全身都是血。地上的男子已经一动不动。而那名男青年，则右手持砍刀，左手持匕首，呆坐在那里，低垂着头。 尽管这名乘务员手无寸铁，但他还是鼓起勇气，用手中提着的检票用皮包，重重地砸向了那名男青年。随后，闻讯赶来的其他乘务员们一拥而上，将已经停止抵抗的男青年手中的刀具夺去，把他控制在了12号车厢的尾部。 当乘务员们上前探查倒在地上的男子的伤势时，发现已经为时过晚了：那名男子的脖子上咧开了一个碗口大的伤口，同时脸上、胸部也遍布着深深浅浅的刀伤，瞳孔放大，已经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在他的身下，涌出的血液已经浸满了地板。 21:55分，乘务员向小田原车站报警，说车上发生了凶杀案。原本应当甩站通过的 Nozomi 265次列车，在22:00驶入了小田原车站的月台，实施了紧急停车。警方来到车厢中，将这名杀人现行犯直接逮捕。 上图中这名穿着卡其色裤子，绛蓝色衬衫，带着眼镜，留着学生头的年轻人，就是警方以杀人现行以及杀人未遂的罪名，实施逮捕的嫌疑犯。他的名字叫做 小岛一朗，现年22岁。 小岛一朗为何要在这趟深夜的高速列车上，实施如此残忍而恐怖的杀人行为？被他杀死的男性，与他又是什么关系？为了解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了解一下小岛一朗，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青年。 小岛一朗，1996年出生于爱知县冈崎市，是家里的独子。由于父母的关系非常紧张，小岛一朗在上小学时，便经历了父母长期吵架、分居的生活。作为单身母亲，小岛一朗的妈妈工作压力非常大。为了减轻生活压力，小岛一朗的母亲找到了一份可以提供宿舍，在康复设施中的工作，便带着刚刚升入中学的小岛一朗搬了进去。 日本的“康复设施”，从服务目的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照料严重的精神疾患、身体残疾的病人为目的的社会福利机构，而另一类是以帮助轻度精神疾患和残疾人再次走入社会，实现自力更生的自立支援机构。而小岛一朗母亲所在的机构，便是后一种。 在康复机构中的工作强度，可以说是非常之大，因此一朗的母亲几乎无暇顾及儿子的成长问题。 另一方面，小岛的语言和运动机能都比同龄的儿童发展得较慢，在母亲的陪伴下，小岛一朗前往医院进行了检查，并最终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属于俗称的“自闭症”中的一种。 阿斯贝格综合征的患者，大部分智力正常，但在社交和非语言交际方面会呈现一定困难。根据病情影响的强弱程度不同，患者通常会出现一些强迫症、肢体不协调、不善于沟通等等表象。尽管通过一些强制矫正的手段以及康复性训练，可以一定程度地消除或减弱这些问题，但社交与沟通障碍往往会伴随这些患者一生。 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社交沟通障碍，主要反映在这些方面： 1 缺乏与人相处的技巧； 2 无法与同辈建立朋友关系； 3 缺乏眼神交流、面部表情及身体语言 4 无法理解他人的非语言信息，例如表情、肢体动作等等 5 无法代入他人的想法，做不到换位思考 6 对社会规范不敏感 7 想法不易变通，或极为主观 8 容易进入极端紧张的情绪中 9 注意力不足 10 内心极为敏感 具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人，往往无法理解他人语言中“隐含的意味”，例如讽刺、暗示等等。有个著名的例子，反映的就是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孩子的思维方式：
阿斯伯格综合征并没有治疗的办法，只能通过一些纠正训练，来使患者更容易地融入社会。然而，近年来的一些学者也提出，阿斯伯格综合征并非是一种残疾或缺陷，只是一种认知差异。 由于母亲工作很忙，同时父亲也搬离了他家，独自居住，小岛一朗的青少年时期是非常孤独的。由于阿斯伯格综合征的影响，班里的孩子们都认为他是个怪胎，完全没有任何的同学与他来往。为了照顾他的起居，外婆有时也会把他接到家中来住。这样一来，他能够沟通的人，便只有外婆一个人了。 外婆的老伴早已去世，家中除了她自己之外，还有小岛一朗的舅舅。舅舅对于小岛一朗并不疼爱，反而认为他是个碍眼的怪孩子。在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舅舅曾经与小岛一朗有过这样的对话： “一朗，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我想死。” “哦？那你想怎么死？” “我想杀人，之后被警察逮捕，关进监狱。” “杀人之后也不一定会死的。” “那也不错。不用工作也能活下去的地方，大概就只有监狱了吧。” “你说来说去，其实还是想活下去吧？要是想死的话，就给我闭嘴吧。” 小岛一朗的父亲，对自己惟一的儿子，也并没有任何的耐心。 在他的回忆里，小岛一朗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于是在他上中学时的一天，父亲找到他，问了几句学习上的事，提出他要好好学习。然而，小岛一朗却以“XXX比我的成绩还差呢。”作为回答。这样的回答立即激怒了父亲，他打了一朗一巴掌后，便将他赶了回去。 到了初三这一年，小岛一朗以“学习跟不上”、“跟同学相处不好”为理由，拒绝继续上学。 中学毕业后，因为想要远离自己的父母，小岛一朗独自从家中搬了出去，在政府设置的福利机构中寄宿。同时，他也报名了一家“定时制高中”，开始了为期三年的高中生活。 “定时制高中”是一种我国没有的教育机构。在这种机构里，学生不用在固定时间来上学，只需要在一定期间之内出席足够时间的课程，通过考试便可毕业。 在定时制高中的三年时间里，由于同学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普通学校中那样密切，小岛一朗的学习成绩稳步上升，甚至拿到了全部满分的好成绩。根据他寄宿的福利机构负责人回忆，小岛一朗那时是个安静、老实的孩子，从未惹过麻烦。原本需要四年时间才能毕业的定时制高中，小岛一朗仅用了三年便修够了所需的学业。 2014年4月，小岛一朗进入了一家职业培训学校，学习机械维修。一年后，他在一家机械维修公司找到了工作。2015年8月，他被派往四国岛的松山市。 仅仅三个月后的2015年11月，他从公司辞职，辞职理由是“与同事无法相处”。在那之后，他回到了父母居住的爱知县一宫市，在市郊租下了一间公寓独自生活。由于生活没有任何来源，半年之后，他无法缴纳房租和公共设施费用，公寓的水电煤气都被掐断了。 走投无路之下，小岛一朗联系了自己的父亲，提出“只想要一个有口饭吃，可以睡觉的地方。”然而，父亲却以自己生活拮据为由，拒绝了一朗的求助，反而将他推给了生母。母亲由于也是借住在福利设施的宿舍中，无法安排他与自己一同居住，无奈之下，只好再次将一朗推给了他的外婆。 2016年6月，由于被父亲、母亲推来推去，内心敏感的小岛一朗觉得自己是一个多余的人，于是便愤然离家出走，只偶尔通过电话与外婆联系。在这几个月里，小岛一朗成为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流浪汉，夜宿街头，捡拾便利店和超市丢弃的过期食品为食。 在2016年10月，一朗的外婆终于下定决心，将一朗接到自己家来住。然而此时外婆家的境遇也并不乐观：舅舅长期单身，没有工作，全家人都靠着外婆的养老金和低保过活。因此，一朗的到来，对于舅舅来说自然不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来到外婆家后，小岛一朗变得更加消沉，甚至整日闭门不出，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上网。在舅舅多次表示出“要将他赶出去”的态度后，小岛一朗也开始了反抗 —— 他选择了离家出走。心疼外孙的外婆，在他离家出走时悄悄塞给了他一万日元。几天后，结束了离家出走生活的一朗回到了外婆家中，随身带着一个挂钟 —— 这是他送给外婆的礼物，就是用那一万日元的纸币购买的。 可以说，在小岛一朗的心中，唯一抱有好感的人，恐怕就是外婆了。 随着小岛一朗在家蹲守，不见天日的日子越来越长，他也逐渐出现了一些精神上的异常。于是在家里人的安排下，2017年5月，小岛一朗被一家精神病院收诊，住进了精神病房。 2017年9月，一朗给自己的父亲写去了一封信。信上只有一行字： “我不想死在医院里，请救救我，求求您了。” 父亲拿着一朗的信件，找到了一朗的母亲进行商谈。最终结果是夫妻两人都不愿将一朗接走，与自己同住。在万般无奈之下，一朗的外婆提出，将一朗过继给自己，和她一起住。 这一决定立即激怒了一朗的舅舅，他提出： “老太婆你还能活几年？等你死了，难道要我来照顾一朗不成？” 外婆虽然提出了收养一朗为养子，但是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并不容许在饭桌上再增加一张嘴。由于日本的低保制度是以家庭中个体数量为单位发放的，同时规定只有两代以内的直系亲属，才能够被视作同一家庭，享受低保待遇。因此，外婆只有将自己的外孙收养成为“继子”，才能够获得多一人份的低保。 2017年10月，小岛一朗正式被过继给自己的外婆。就这样，尽管血脉上与自己的父母是无法割裂的，但名义上，小岛一朗已经被自己的亲生父母所抛弃。这对他造成的心理影响，恐怕是相当巨大的。 在这段时间里，来到外婆家的小岛一朗与自己的舅舅，发生了很多次的争吵。对于小岛一朗，他的舅舅是这样评价的： “每次跟他谈到独立外出工作的事情，他总是说自己有残疾，推脱说只要向政府申请了残疾人证，拿到证件就可以离家独立了。但是，他总是这么说，却从没见他行动过，说不定是根本行不通。一直在说着自己的权利啊，福利啊的事情，但是却没想过需要尽自己的义务。这样的人，跟一个五岁的孩子没什么区别。” 之前我们说过，阿斯伯格综合征的一个特点，就是感受性很强，内心非常敏感。因此与舅舅的这些争论，无形之中也为小岛一朗增加了许多心理负担。他在这一时期里，在网上留下了很多“我活着毫无意义”、“真想赶快去死”之类的信息。 2018年1月，是小岛一朗最后一次离家出走。 这次出走与以前不同的是，他只给外婆留下了一句话：“我想要去旅行。”之后几个月的时间里杳无音讯。 据推测，他这段时间应当是一边打零工，一边在日本各处流浪，最终来到了长野县的松本市。在2018年3月，他从一家杂货店，购买了行凶用的柴刀。 柴刀与匕首不同的是，普遍刀刃较为宽厚，适宜劈砍，当做凶器使用的话具有相当的杀伤力。 2018年6月8日夜间，他乘坐着远途巴士，从长野县来到了东京。在东京街头游逛了一天之后，6月9日晚20时许，小岛一朗在东京站购买了 Nozomi 265次列车的12号车厢坐席票。在他背后的书包中，便装着这把阴森森的柴刀，以及一柄水果刀。 列车缓缓驶出了东京站，在品川站停车了。 尽管东京站是东京市名义上的中心车站，但由于品川站交通更为便利，很多乘客都选择在品川站上下车。从品川站驶出之后，Nozomi列车会停靠在新横滨站，之后就会进入高速运行状态，直到名古屋才会再次停车。 小岛一朗购买的车票，是列车左侧双排座位中靠走廊的座位。在他的左侧紧靠车窗一侧，坐着一名20来岁的女孩。小岛一朗坐在座位上，将书包紧紧抱在怀里，双眼无神地注视着眼前的座椅靠背。 列车驶出了新横滨站，开始逐渐加速。窗外的景色也渐渐从城市的灯火辉煌，变成了郊外那一片片连绵不断的住宅区。如果你曾经注视过这样的窗外，在看到夜晚每家每户点起的那一盏盏灯光时，也许会联想到那迅速向后面退去的一户户房子中，一家人悠闲地看着电视，吃着晚餐，彼此谈笑的情景。眼前的千家万户中，可能就有着千万种不同的悲喜故事，也有着千千万万活在幸福或是不幸，热闹或是孤单，健康或是病痛中的人们。 然而此时的小岛一朗，心中却只有一个信念，就是用手中的屠刀，去了结无辜的人们的生命。 几分钟后，在黑暗的旷野中疾驰的这趟列车上，他拉开了书包，拽出了那把锋利的柴刀，砍向了坐在自己身边，毫无防备的那位女孩......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中，最先反应过来的人，是坐在小岛一朗身后的一名中年男性，名叫梅田耕太郎，38岁，是一名居住在兵库县尼崎市的公司职员，刚刚与妻子结婚不到一年。 梅田耕太郎看到小岛一朗站起身后，拿起凶器向身边的女性砍去，于是下意识地直接站了起来，用双手想要从背后抱住小岛一朗，阻止他的暴行。趁这机会，那名女性得以脱身，从座椅的间隙中跑了出来，捡了一条命。 然而，情绪激动的小岛一朗自然不会让别人阻碍自己“想要杀人”的邪恶念头，转过身来对梅田挥刀便砍。梅田举起双手想要抵挡挥落下来的利刃，然而普普通通的手臂，怎能抵挡小岛一朗充满愤怒的劈砍。小岛一朗的第二刀，便直接命中了梅田的脖子，一刀割破了他的颈动脉。 此时，其他的乘客早已吓得四散逃跑。小岛一朗为了达到他杀人的目的，便挥刀去追赶那些逃走的乘客，用刀重重地砍在了一名女性的后背上。由于列车仍然在疾驰，小岛一朗一个站立不稳，摔倒在地，其他乘客这时也早已跑到了周围的车厢。小岛一朗爬起身来，环顾四周，只发现刚才受了致命伤的梅田耕太郎，正倒在地上拼命挣扎着。于是他爬上前去，骑跨在已无法站立的梅田身上，将自己的怒气全部发泄了出来，用柴刀和水果刀对着梅田的胸部、头部、腹部乱刺乱劈，梅田先生当即牺牲。 发泄之后，小岛一朗的力量似乎已经耗费殆尽，他就这样坐在梅田先生的遗体上，一动不动地似乎在等待着结束的来临。 而这，就是开头中那名只身前往12号车厢，去制服小岛一朗的勇敢的列车员，所看到的恐怖一幕。 被捕后的小岛一朗，在面对警方“为什么要杀人”的质问时，是这样回答的： “我只想杀个人，随便杀谁都好。” 这句话令人不寒而栗，因为他的回答，与秋叶原无差别杀人案中的罪犯的回答，是完全一样的。 根据警方披露的信息，小岛一朗在被捕后，在看守所内神态自若，似乎发生的惨案与自己无关一样。警方给他提供的猪排咖喱饭，他狼吞虎咽地在10分钟之内吃掉了三份。之后他对警方说，如果不能判处自己死刑的话，在他出狱后还会继续作案。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在此案中舍己救人，不幸牺牲的梅田先生。 梅田耕太郎，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在BASF日本分公司工作，性格温和，在平时也受到许多同事和下属的爱戴。惨案发生当天，他正从东京出差返回大阪。在他遇害后，BASF日本分公司的社长发表了悼念他的社内公开信： “对于梅田先生的死，我们除了感到强烈的愤慨和悲伤之外，也为我公司曾有过这样一位为了他人的安危，不惜牺牲自己性命的伟大的英雄，感到深深的自豪。” 在之前我写过的“秋叶原杀人事件”中，我曾经谈到过一些我对于这类杀人犯的看法。在这里，我想再整理一下。 随随便便就想到“不想活了”、“我恨这个世界”、“想杀人”的人，其实并不是什么勇敢的人，正相反，他们其实是最卑劣的懦夫。对他们来说，自己一切不如意的根源，都是外界造成的问题，都是别人造成的问题。在本案中，小岛一朗的人生固然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绝不可能用“杀害他人”的方式，便可以得到解脱。 小岛一朗是缺爱的，他的童年、青年期，都是在家人的嫌弃、抛弃中所度过。造成这一切的不幸，自然与他的家庭有着脱不开的联系 —— 父母的绝情和冷漠，周围同学、同事的霸凌，是造成了他厌世的客观原因。而他的主观原因，一方面来自于他的性格障碍缺陷，另一方面也来自于他自小形成的，将负面问题转嫁给他人的思维方式。 然而，就是这样的家庭，这样的年轻人，却选择了用极端的方式，杀害了一名勇敢、无私的无辜男性。梅田先生是一名英雄，同样，那名教会乘客们使用坐垫当做盾牌，只身挑战杀人魔小岛的乘务员也是英雄。但是，不称职的父亲和母亲，没有爱的家庭，没有同情心的同事们所造就的这个恶果，为何要造成英雄的牺牲呢？ 这是才是真正不公平的。 尽管这起案件发生在日本，但我们身边，是否也有这样潜在的危险存在呢？ 缺乏有着亲情、爱情的家庭，自幼远离父母，感觉被抛弃的孩子们，他们现在仍然孤零零地活在那些不发达地区的土地上。父母为了谋生，只得外出前往城市打工。家中留守的老人们也没有能力去为留守儿童们提供健全的成长教育环境。在这些孩子的心中，他们会不会觉得，是父母抛弃了他们，是这个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社会，把他们和父母生生地拆散呢？ 我们从很多纪录片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孩子们眼中的渴望，那些与父母团聚的梦想。在这些梦想一次又一次的破灭之后，他们在看待我们的时候，心中是否会出现一丝恨意呢？ 我不知道，但我不希望是这样。 我相信很多朋友会留言说，日本高铁没有安检，我们这里坐火车坐地铁坐大巴，都会有安检，所以可以阻止这类事情的发生。 但我想说的是，人类的心，人类的情感，是不能够通过压抑和防止，便可以彻底阻断的。如果我们不能带给他们爱，而只是想着如何从手段上阻止危害社会事件的发生，那么只能换来的是报复方式的隐藏、发酵和升级。 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奢求，希望各位读者，不要把目光仅仅止步于这样一起起骇人听闻的杀人案中，而是能够从这些案件中，联想到一些我们如何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负起一些责任的方式，让它变得更好。 对于小岛一朗一案，我想说的，就这么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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