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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些人因为读了五柳先生的《归园田居》和《归去来兮辞》就下断言说，陶渊明的归隐是因为他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家中还有“童仆相迎”，可以说家境应该是比较殷实的。因此他的归隐只是一种文人仕大夫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就回家过自己的悠闲生活，他应该没有太多的物质生活上的烦恼。 殊不知这种看法过于断章取义了，如果看书仔细点再读读他的《归去来兮辞》的序言，就会发现事实和我们的想象并不一样，序言的一开头就说“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陶渊明的家境是很贫寒的，尤其是在他归隐没有经济收入以后，就更加拮据。这在他的很多诗中都有描述。“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 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饮酒其十六》）“贫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其十五》） 有人可能要说这大概是诗人的夸张吧。那么我们再来看看他写给儿子们的信，这是陶渊明五十三岁时，所患疾病一度加剧。重病中他自恐来日无多，故留下了这封带有遗嘱性质的家书《与子俨等疏》，信中他说“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使汝等幼而饥寒……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水之劳，何时可免？”你看他的儿子们是要忍饥挨饿和辛苦劳作的，所以陶渊明归隐以后的生活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么潇洒、舒适。 既然如此那他为何又如此毅然的选择了归隐呢？这要和他生活的时代有关，陶渊明生活在东晋末年，那是一个社会动荡，战乱频发，社会风气败坏的时代。实际上陶渊明的归隐也是经过多次艰难痛苦的抉择。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曾被封“长沙郡公”，他家是地道的官宦世家，他曾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他是从小读着儒家经典长大的，也曾有兼济天下的豪情壮志，他说自己“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无奈生在乱世，又性情刚正，最后不得已才彼世隐居。 陶渊明曾经三次出仕，第一次是“起为江州祭酒”，主要因为“亲老家贫”，他的母亲年纪大了，家里又十分贫困，为了赡养老母他才出来做官。 第二次是在桓玄军中做了参军，当时孙恩叛乱，桓玄是打着讨平叛乱，安定天下的旗号起兵的，陶渊明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投身军中。但平定孙恩叛乱以后，桓玄有了自己的野心，自己起兵叛乱。陶渊明只好离开。这时刘裕的势力大了起来，兴兵讨伐桓玄，陶渊明又投身刘裕军中做参军。同样好景不长，平定桓玄后，刘裕干脆杀了皇帝，陶渊明再次归隐。 第三次陶渊明做了彭泽令，又是因为家贫，“幼稚盈室，瓶无储粟”，孩子多，家里穷，没办法只好出来做官，赚点生活费。正如孟子所说“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陶渊明一点都不忌讳这一点，坦坦荡荡的说出来。但是陶渊明的性情毕竟过于刚正，他没有办法去过那种媚上欺下的官场生活，所以他只做了８１天的彭泽令就弃官而去，从此再也没有出仕。少年时听陶公“不为五斗米折要的故事”认为陶渊明一定是个清高孤傲的人，读了他的诗集，却感觉不到他的孤傲，事实上他只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说自己“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宁可忍饥挨饿，也不愿违背自己的意愿去迎合污浊的官场。东皮居士曾盛赞他“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饥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 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看了他的只言片语就下断语，这往往会流于片面，只有读了他的作品全集，你才会得出一个相对中肯的评价，也才会见到一个有血有肉，丰富生动的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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