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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华落尽见真淳 ——“陆地神仙”陶渊明的诗性人生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生活于东晋和刘宋之际，少年时期，也曾怀有“大济于苍生”的志向。他从二十九岁起进入官场，断断续续做过江州祭酒、镇军参军一类小官，每次时间都不长。由于当时中国社会陷于长期分裂与混乱的状态，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都十分尖锐，在十多年的仕途生活中，他逐渐认识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不可能实现素志。他憎恶黑暗与腐败的官场生活，不愿同流合污，而险恶的政治环境又使他有所戒惧。在四十一岁时他任彭泽县令，但只做了八十几天，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便弃官归隐，从此不再出仕。在辞官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归去来辞》，表现了他对官场生活的鄙弃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 回归田园后，他躬耕田野、自食其力，与劳动人民有深入的接触，这对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作品，多半是在归隐后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写成的。这些作品以写田园生活为主，反映了他归隐田园后复杂的思想感情，有的抒发劳动时的愉快心情，有的吟叹天灾和饥寒带来的苦难，有的写他感受到的大自然的乐趣和体验到的人生的道理。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大量写入诗篇，发源于陶渊明，辉煌成就也止于陶渊明，其后出现了一些田园诗人，但成就远远不及，这主要是由于他们立足于旁观者的态度来看待田园生活，缺乏亲身体验的缘故。  在我国诗人作品中，陶诗的词语表现得最为简净，而含蕴却最为丰美，是“豪华落尽见真淳”的典型代表。就他的诗歌所表现之真淳而言，一般诗人的作品，其所以成功的原因往往都有着许多可以依恃的凭借。或者恃天才而自高，或者逞工力而求胜，或者施藻绘以为炫惑，或者鼓气势而为震慑。虽然这种种因素也都可以使一位诗人获得成功，然而如果更深一步研究就会发现，这种种恃天才、逞工力、施藻绘、鼓气势的结果，在其一张一弛的着力之间，往往使一首诗歌在本质上或多或少地蒙受了虚实出入的损失，甚至不免有着将虚作实的弥补和夸张。而唯有陶渊明的诗，乃是极为“任真”的，完全以其本色、毫无点染地与世人赤诚相见。 陶渊明的诗看似平易而实则并不易解。平易是因为他原无意于为诗，更无意于以字句求胜，所以不会去炫奇立异；不易解，则是因为他自己只写其胸中之妙，并无意于求人知之。因此，渊明诗句，简净真淳，完全只是一种精神气韵的自然流布。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深入浅出、言微意远，“千载抚尔诀”的思古，“骤骥感悲泉”的伤逝，“达人解其会”的知命；又如《咏贫士》之一里由云而鸟，由鸟及人的层转无痕；《饮酒》之十五里对“灌木之荒”“人生之短”的感慨等，这些句法与章法的表现，都可以使我们感受到渊明那种“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的任真自得的境界。 历史上，很多诗人是半隐半仕，甚至是假隐求仕，但是唯有陶渊明例外。“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的他，也曾想有一番作为，但后来发现仕宦之途既不能达成原有意志，还要“摧眉折腰事权贵”，有违自己的质性,于是“遂尽介然分，拂衣归故里”，而且一旦辞仕归隐，则终身不再出仕。因此，如以陶渊明的志意而言，则用世乃其本心，归田才是不得已；然而，如以陶渊明的质性而言，则归田方能保全其自然与真淳，而出仕则不免有“违己交病”之患。所以，陶渊明的归隐，纯只是为了在“大伪斯兴”的人世间保全自己的一份质性自然的“真我”。  在陶渊明的诗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他是如何在黑暗多歧的仕途中，以其所秉持的心性寻觅到他所要走的路，并在心灵上与生活上找到了她自己的栖身之所，进而以超逸而执着的口吻，道出了“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的决志。所以，在渊明的诗中，深深地揉和的仁者哀世的伤悲与智者欣愉的妙悟。经历了从“人生若寄，憔悴有时，静言孔念，中心怅而”的怅惘，转到“一世异朝市，此语真不虚，人生似幻化，终当空归无”的体认，再转到“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乘化，以及从“徘徊无定制，夜夜声转悲”的迷失彷徨，转到“啸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的自得欣喜；从“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的寂寞哀伤，转到“知音苟不存，已矣何所悲”的放旷豁达；从“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的失意悲慨，转到“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的达观脱略，于是渊明终于找到了他自己的一个寄托心灵的自得天地。他以知命的委顺，泯没了悲苦；以知止的固执，超越了迷途；以他的闪烁的智慧之灯火，照亮他的四周。 读渊明的诗，我们可以体悟到一个伟大的灵魂，如何从种种矛盾失望的寂寞悲苦中，以其自力更生，终于挣扎解脱出来，做到了转悲苦为欣愉，化矛盾为圆融的一段可贵的经历。陶醉于他以仁者的伤悲和智者的妙悟，写下那“千载下，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的、“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不朽的诗篇。千古以下，我们吟咏其诗，想见其人，又焉能不油然而生一种“愿留就君住，从今至岁寒”的凄然向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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