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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来自浙江，自由职业者。受道友邀请作个分享，盛情难却，勉强为之。其实本人对庄子的研究和修习比较肤浅，虽好读书，但不求甚解，对庄子的精深思想未必能透彻领会。 今天我分享的题目为《庄子、陶潜、苏轼的出仕与归隐情结比较析论》，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这三个人是我最喜欢的三个古代人，三个人都是比较率真的人，热爱自由的人，不慕权势的人，具有美好心灵的人，用伟大导师的话说他们是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本分享的结构大致如下： 道场的庄友对庄子的生平都不陌生，庄子虽然说过：终生不仕，以快吾志！但实际上，庄子有过短暂的从政经历，《史记》记载：庄子“尝为蒙漆园吏”。 我猜顶多是个科级干部，也可能连级别也没有，现在看来，比较接近于政府部门里聘用的临时工，工资估计也不高，更不是公检法肥差，应该没有什么油水，不过好像干的事税收工作，如果是这样，应该有油水，当然，如果有油水的话，我想庄子应该也不会揩油。  某一天，庄子突然醒悟，毅然决然辞去工作，心里想：世界那么烂，我要去看看。从此，再也不踏入官场半步，哪怕经济拮据、一贫如洗，困顿到借粮度日，哪怕从事编草鞋、钓鱼等不那么光鲜的职业以糊口，哪怕给他高官厚禄、飞黄腾达，他也义无反顾地远离污浊、残暴、不义的专制庙堂。 不仅如此，庄子还经常抨击权力以及与权力有关的丑恶现象。外交官曹商得到国君的巨额赏赐，在庄子面前嘚瑟，庄子骂他舔国君的痔疮得来的； 庄子的好友惠施当了大官，担心庄子抢他的职位，庄子告诉惠施你的官职在我看来就是猫头鹰嘴里的一只死耗子，“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绝非非梧桐不栖、非竹食不食、非甘泉不饮的雏凤想要的。 庄子绝不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楚威王重金聘庄子为相，庄子将使者训斥了一番，说不要玷污了我，我不想当祭祀品，我想自由地无拘无束的活着。还有“骊龙之珠”的故事同样说明了庄子对权力的警惕。这些情节在远山先生的《庄子传》中记载得更为详细。 可见，庄子对专制权力的厌恶和抨击是坚决的、一贯的、彻底的，不愿意与悖道的掌权者同流合污，不能忍受官场的污浊，宁愿逍遥自在地徜徉在江湖之上，在精神王国里“独与天地精神往来”。 陶潜是东晋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极具特色。用宗白华的话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 在乱世之中，老庄思想抬头，玄学之风兴盛，流行清谈。当时文人的谈论庄子，赞颂庄子，效法庄子，庄学一时蔚为大观。王弼、阮籍、嵇康、向秀等人多有关于庄子的论述流传。郭象的《庄子注》就是这一时期完成的，虽然窃于向秀，但也客观上推动了庄学的散播，把庄学的发展推向了高峰。 到了东晋，仍然是庄学传播的鼎盛时期，作为这一时期最富盛誉的诗人，陶潜不可能不受庄子的影响。徐复观说：“在庄子以后的文学家，其思想、情调，能不沾溉于庄子的，可以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在属陶渊明这一系统的诗人中，更为明显。” 在陶潜的诗文中，多次引用、借用、化用庄子的用语、典故，足见陶潜对庄学的喜爱。陶渊明《戊申岁六月中遇火》：“鼓腹无所思，朝起暮归眠”，化用《庄子·马蹄》“鼓腹而游”；《归田园居·其二》“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化用《庄子·人间世》“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也。” 还有些诗文呼应了庄子主张的精神实质，如《劝农》：“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感士不遇赋》：“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外，还有很多，不一一举例。不管是庄子的文字还是文字阐发的意象、境界都深深地影响了陶潜。 庄子的人格境界也深得陶潜的景仰。《拟古九首·第八》表达了陶潜对庄子的仰慕之情：“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惟见古时丘。路旁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陶潜把庄子看作是与伯牙一样的高士、雅士、隐士，表达了对两者高洁行为的向往，也为自己的隐逸生活找到了注脚。 庄子的作品中提到了很多的隐士，如接舆、啮缺、王倪、卞随、务光、许由等人，并对隐士进行过论述，《庄子·缮性》：“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当时命而不行乎天下，则反一无迹；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认为，当隐士是乱世存身之道。 庄子还对隐逸生活做了诗意的描绘，“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你看，多舒服，不用上班，天天钓鱼，从来不用996。谙熟《庄子》的陶潜读此必定怦然心动，对隐士的生活充满向往，同样，在陶潜的作品当中，也出现过比较多的隐士的形象和轶事以及隐逸文化的描述。 此外，庄子与陶潜有着相同的志趣，都崇尚自然，赞颂真诚，都对官场的污浊和腐败深恶痛绝。 虽然庄子对陶潜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但是两者对不仕（逃离官场）的态度略有不同，庄子是决绝的，而陶潜没有那么决绝。 陶潜在极度纠结的内心挣扎中，四次出来做官，四次隐逸，没有庄子那么逍遥，那么洒脱，原因我认为至少有四个方面： 一是两者的家庭构成不同，陶潜养家的压力比较大，他有五个儿子，家庭负担重，庄子究竟有几个儿子，不可考，但估计没有陶潜多，远山先生说他有两个儿子：庄遍和庄咸。 二是陶潜的谋生能力不如庄子，庄子可以编草鞋、卖草鞋，从事的加工业和贸易，并且会钓鱼，钓鱼水平还不错，吃不完还可以卖，有时还办个补习班，教教学生，收点补课费。陶潜从事的营生活动比较单一，主要是农业，一般来说，古时候从事农业，如果不是极端天气或过度的税赋，养活家庭应该还是可以的，再说他家的劳动力还是可以的，但是，陶潜的种田水平实在不行，一大早起床去干农活，干到天黑才回家，“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不可谓不勤劳，但是成果呢，“草盛豆苗稀”，所以他自己也说“耕植不足以自给”。 三是不善持家，陶潜特别贪杯，家境已经够糟糕了，还养一大群娃，并且“性嗜酒”，动不动就是“且进杯中物”，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酗酒把基因弄坏了的原因，他的几个孩子都不聪明，又懒惰。他自己酒量也不行，“饮少辄醉”，增加花费不说，还耽误了干农活。 四是，才华不及庄子。庄子“于学无所不窥”，有国相之位而不愿去做，陶潜相对来说才华差一些，“性刚才拙”，做官最高做到正处级，虽有诗文，但在世时并不为时人所看重，甚至很长一段时间内也寂寂无闻，更没有人慕名而来向他求学。所以，我们读庄子感觉到的酣畅淋漓比较多，读渊明感觉到的辛酸寒凉比较多。 陶潜从29岁开始做官，到38岁彻底告别官场，前后四进四出，搅动内心不停的波澜起伏。 第一次做官因为谋口饭吃，“畴夕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因为与上司的理念不合，辞职。他的上司是王凝之，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王羲之的儿子，咏絮才女谢道韫的老公。王凝之极其迷信，排斥儒学，这对有抱负的陶渊明来说，难以忍受，于是辞官归家。 第二次做官31岁，因为家庭负担重，母老子幼，不得已出来谋生。后来因为看不惯桓玄的跋扈和野心，萌生退意。后因母丧守孝，遂离开官场。 37岁，发现国家政治有清明之迹象，遂又复出，后又因思念家人和政治不顺辞官。 38岁复出，任彭泽令，这是他最后一次做官。干了三个月，又因个性刚直，厌恶官场污浊而去职，彻底从仕途回归田园。辞了职之后，似乎心情也不错，提笔写下了《归去来兮辞》，感叹“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现在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另一首诗中，他感叹“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实际上并没有三十年，可能是因为，那样的日子比较煎熬，让人感觉到比较长，度日如年。  先看道家对苏轼的影响—— 人们都知道苏轼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但是苏轼还有一个号，叫“铁冠道人”，表明了他与道家的渊源。苏轼两兄弟少年时在家乡的一个道观里学习，师父是道长张易简，在众多的学生当中，苏轼和另外一个陈姓的道士修行最好，深得道长喜欢。苏轼本人对求道也非常执著，立下志向，不结婚不做官，一心求道，但后来事与愿违，他给朋友的信中写到：“轼龉龀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世网，不能自逭，然未尝一念忘此心也。”后来，每当做官失意、处境不顺时常常想起求道的经历，激起他的隐逸之心。可以说，道家对苏轼的影响贯穿其一生。 除了早年的道家经历之外，道家对苏轼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苏轼的弟弟苏辙治《老子》，并修习道家功法，两兄弟感情真挚，经常沟通交流，苏轼建的亭台，苏辙给它起名叫超然台，“超然”二字出自老子《道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苏轼交游广泛，其中有不少道士。 苏轼的很多作品当中，含有很多道家的气息，如前后《赤壁赋》、《放鹤亭记》、《超然台记》等，甚至在临终之前还写了饱含道家气息的自嘲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工业，黄州惠州儋州。”  苏轼的养生之道中，就有道家功法，如打坐、吐纳、揉腹、龟息法。 在治国理政方面，苏轼也认为道家颇有可借鉴之处，他认为，“治道贵清净而民自定”，他在给皇帝的奏折中写道：“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他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王安石变法太扰民，主张不折腾。他肯定懂得“治大国若烹小鲜”的道理。 接着看苏轼对庄子的接受—— 苏轼对庄学是相当喜爱和赞同的，苏辙给哥哥写的墓志铭中写得清楚：“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他认为庄子说出了他心中未能说出的话，可以说庄子是他的旷世知音。 对庄子的喜爱贯穿苏轼一生，晚年时，朋友向他索求墨宝，他主动提出书写《广成子解》。苏轼文学中引用庄子甚多，刘熙载说“诗以出于骚者为正，以出于庄者为变。少陵纯乎骚，太白在庄、骚间，东坡则出于庄者十之八九。” 且看一首我比较喜欢的东坡词《行香子》：“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叹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其中，“隙中驹”，“梦中身”就是化用庄子的典故。 另一首诗中有“空堂净扫地，虚白道所集”，语出《庄子·人间世》“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扰扰万生同大块，抢榆不羡培风背”，“大块”源自《庄子·齐物论》，“抢榆”、“培风”源自《庄子·逍遥游》。“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蟪蛄语春秋”，出自《庄子·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常怪刘伶死便埋，岂伊忘死未忘骸。乌鸢夺得与蝼蚁，谁信先生无此怀”，出自《庄子·列御寇》。“世事方艰便猛回，此心未老已先灰。何时梦入真君殿，也学传呼观主来”，出自《庄子·齐物论》。“邾城山下梅花树，腊月江风好在无？争似姑山寻绰约，四时常见雪肌肤”，出自《庄子·逍遥游》。“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天全”，出自《庄子·达生》。“应观我知子，不怪子知鱼”，这句话出处不说大家都知道。“不见袁夫子，神马载尻舆”，出自《庄子·大宗师》。“我惭作机舂，凿破混沌穴”，出自《庄子·应帝王》。可见，苏轼对庄子的作品是真爱啊！ 再看苏轼对陶潜的接受—— 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遭贬谪和打击，多次萌生退意，但是人在庙堂，身不由己，只好选择一个想象中的隐逸形象代替自己，以完成自己的精神隐逸，陶渊明就是他选择的最佳人物，晚年苏轼写了很多和陶诗，这是倾心陶渊明的最好证明。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被贬黄州，俸禄不能自给，没办法，只好叫朋友给他弄了一块地，起名东坡，开始了开荒种田的生活，感觉自己有点像陶渊明。苏轼的陶渊明情节由此开始，一直持续了他的整个后半生。 贬谪黄州期间，有一天东坡干活累了，写下一首《江城子》，前面有段按语：“陶渊明以正月五日游斜川，临流班坐，顾瞻南阜，爱曾城之独秀，乃作斜川诗，至今使人想见其处。元丰壬戌之春，余躬耕于东坡，筑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后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叹，此亦斜川之游也。乃作长短句，以《江城子》歌之。” 这首词挺有意境，我也很喜欢，全词如下：“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昨夜东坡春雨足，乌鹊喜，报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鸣。北山倾，小溪横。南望亭丘，孤秀耸曾城。都是斜川当日景，吾老矣，寄余龄。”词中说自己的前世是陶渊明，表达了对陶渊明的深深仰慕之意。 苏轼对古代的诗人没有特别推崇的，唯独喜欢陶渊明。“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因为他认为，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比李白、杜甫的诗都要好。我认为苏轼偏爱陶渊明的诗，除了陶诗确实好之外，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陶渊明寄托了苏轼的隐逸生活想象，是在波澜起伏的宦海苦闷生活之外找了心灵停泊之舟。在扬州做官时，苏轼作了20首和陶诗，试图效法陶渊明饮酒放歌，吟诗唱和化解心中的块垒。后来贬到惠州、海南仍然写和陶诗，即使从海南被召回的路上还在写，可以说写和陶诗贯穿了他的后半生。 美国汉学家《禅的行囊》的作者比尔·波特，写了一本书《一念桃花源：苏东坡与陶渊明的灵魂对话》，作者从扬州开始，重走了苏轼写和陶诗的地点，向读者展示了苏轼写和陶诗的原因和心境，文字比较朴实，感兴趣的可以读一下。  苏轼实际上是借陶渊明找到一条精神的出路，对坎坷的仕途、纷繁的党政、糟心的公务和身不由己的束缚中开辟出一个心灵上的避风港。正如他弟弟所说“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 就苏轼的个性来看，他并不适合从政。 首先，他性格刚直，爱说话，看不惯的就说，哪怕说出的话不中听，他也要说。他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这个弱点，他说，我宁可说出来让别人不舒服，也不能憋着让自己不舒服，比如刚工作时，就与上司陈公弼闹别扭，跟王安石开不大不小的玩笑，与程颐在礼仪上弄得不愉快，经常向比自己地位高的人表达不同，一肚子不合时宜。 陶渊明临死之前，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苏轼非常有同感，说“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当然，苏轼说自己“才拙”实属自谦，他毕竟是非常有才华的，但说“性刚”，陶、苏二人绝对是臭味相投，一拍即合，相见恨晚，所以两人的宦途注定行路坎坷。另外，苏轼喜欢写诗，并且经常在诗中表达对时政的看法，被政敌抓住把柄，自己陷入被动。幸亏他出生在宋朝，要是这种性格在今天的官场上，估计会更惨。所以得罪了很多人，当然小人居多。 其次，苏轼没有心机，对别人不设防不提防，他的眼中都是好人，把世道人心看得很简单，但是，他不坑人，但不能保证别人不坑他，后来他曾经的玩伴章惇把苏轼贬到蛮荒之地，苏轼也没有记恨，很快就原谅了章惇。 第三，苏轼喜爱自由，行事随意，不喜约束。苏轼说自己的性格像山间奔跑的麋鹿，即使在处理公务，也没个正相，“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与人交往，不拘小节，喜开玩笑，讨厌繁文缛节，藐视陈规旧俗。古时官场虽然没有八项规定、三十二不准，但作为官人还是有些约束的，苏轼在这种场合中，要么不自在，要不容易违规，留下把柄和口实。 第四，苏轼没有很强的权力欲。苏轼与苏辙是史上情深第一的亲兄弟，早年读书的时候，经常在一起，形影不离，“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考取功名之后，第一次走马上任，弟弟送别他，苏轼心中非常难过，非常不舍，写诗给弟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告诫弟弟，其实也是告诫自己，不要贪恋仕途，希望能够早日回归故里，和弟弟能像以前那样夜雨对床，彻夜长谈。经历了官场的尔虞我诈，他有时心累，盼望自己早日隐退，所以早早地就在无锡购置了田宅。他常常把做官看做是一种束缚，一种无奈，一种营生的手段，看做是“蜗角虚名，蝇头微利”。在杭州做官时，除夕夜断案，看着因吃不起饭而犯法的百姓，想把他们放了又不敢，暗自惭愧：罪犯因吃饭而犯法，自己不也是为了饭碗作违心丧志的事吗，有什么两样？遂在监狱的墙壁上题诗：“除日当早归，官事乃见留。执笔对之泣，哀此系中囚。小人营糇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谁能暂纵遣。闵默愧前修。”苏轼在自己的很多文章中多次表达了辞官的愿望，“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虽然身在庙堂，但是他经常想的是诗和远方。不过他的诗和远方是陶渊明躬耕的那块田园。 那么问题来了，既然苏轼不适合从政，一直又有隐逸的愿望，那为何不挂冠而去，潇洒的付诸行动呢？我认为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他有儒家匡扶社稷、建功立业、为国为民的愿望。苏轼虽然儒释道三家兼修，但主导的还是儒家，早年有“奋力当世志”，“致君尧舜”的宏大理想，虽然屡遭贬谪，但仍不忘初心，在人生最艰辛、困顿的低谷当中，仍然为人民造福，为人君分忧。他给朋友的信中说“虽怀坎壈于时，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 其二、苏轼名气太大，若隐逸将会引起全国震动。当年两兄弟科考时，宋仁宗说自己为后代选了两个宰相。苏轼刚在文坛出道时，当时的文坛领袖欧阳修立马黯然失色，苏轼成了文坛领袖，他成了妇孺皆知的公众人物。他若隐居，岂不震动政界和学界，甚至娱乐圈？退一步说，倘若他真的隐居起来，来登门拜访的人定会络绎不绝，门庭若市，一刻也不会安宁。这还叫隐居生活吗？这叫天天开party！24小时无休。 其三、苏轼家庭人口众多，前后有三任妻子，三个儿子，儿子又有儿子，还有家眷仆人，虽然宋朝官员的俸禄比较丰厚，但是苏轼不善理财，加上大手大脚，被贬期间俸禄经常不能及时到位，经济时常陷入窘境。如果真的去种田耕植，难以保证生活水平不下降。他读渊明诗，看老陶饿成那样，岂有不怕之理？ 其四、苏轼性格外向，喜欢交友，不一定能耐住寂寞。苏轼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要饭的乞儿，眼中无一不是好人。在黄州时，主动找农夫、渔夫、樵夫聊天，在海南时找老太太聊天，他的朋友太多太广太杂，道士、和尚、歌伎、农民、文人、手工业者、商贩等等等等，朋友圈实在太强大了。这么一个爱好热闹的人，像陶渊明那样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隐逸生活，他能受得了吗？能搞的下去吗？我看难。 三者的从仕生涯各有不同。 其一，庄子有着极其短暂的从仕经历，然后决绝的、彻底的与专制庙堂决裂。陶潜时仕时隐，几经摇摆和反复，终于回归山林。苏轼一直在宦海上颠簸漂泊，从来没有真正的隐居过，但是他通过庄子和陶渊明给自己心灵上建立了一方“隐逸之地”，化解了心理上的苦闷和压力，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活泼生香的生机和意趣。如果把陶潜的隐逸看做是“形隐”，那么苏轼的隐逸就是“心隐”。 陶潜虽然彻底地告别了仕途，走向了田园生活，其实他并没有真正的与生活和解，并没有心如止水，不怨不艾，他那种年轻时期的刚烈侠义气概时不时地涌上心头，有些诗中充满了对统治者恶行的强烈义愤，还有一种“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时间焦虑感，一方面，他饱受饥饿和穷愁的压迫，另一方面，动荡的政治局势时不时也牵扰着他的内心。事实上，他很难做到不关心世事和时事，虽人在江湖，但心忧庙堂。苏轼虽然身在庙堂，但他通过陶渊明为自己构建了一方心灵绿洲。 其二，庄子的隐与陶渊明和苏轼的隐有着本质的不同。庄子是一个悟了道的至人，他通过“心斋”、“坐忘”等修行功法，“致虚极，守静笃”，开悟了，窥见了天道，窥见了天地运行与人间政道运行的规律，他发现专制庙堂违背了天道，是一种悖道文化，不管是暴君还是好一点的明君都改变不了大势的走向，所以他远离庙堂，他所做的就是隐居起来，著书立说，把他的发现告诉后人。 历史越演进，人们的慧根越浅，庄子之后七百年的陶潜，陶潜之后七百年的苏轼，无论怎么修行估计也难以悟道了。虽然他们都喜欢庄子的文字，他们也不一定弄懂了庄子的真义（因为他们无法看到远山先生的庄学三书）。他们对专制庙堂抱有幻想，期待明君，盼望变革，怒其不争，哀其不幸，孰不知，这就如同与一只冷血动物谈一场撕心裂肺的恋爱。虽然他俩身上都有很多闪光点，有很多人性的光辉，但是也有自己的局限。这也很正常，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谁能没有局限呢？ 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内心的洒脱，对自由的向往，对纯真的坚守，对正义的追寻，并且厌恶、抵抗生命中一切污浊、肮脏和卑劣。用远山先生的话说，就是热爱顺道文化，抨击悖道文化。热爱美好的事物，这其实是每一个心理健康的人的共同追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说人有更高层次需要，如美的需要、正义的需要、文明的需要等。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悖道文化虽然能够主宰人类社会很久，但不会永久，因为它是违背人性的。 庄子对人们的最大帮助是，如何在悖道文化中保持心灵的逍遥、精神的高洁、灵魂的芬芳。我知道，马斯洛的心理学从道家那里汲取了很多养分，我想，他应该没有读过庄子。因为马斯洛在庄子1000年之后，认真探讨过这个话题。 他是这样发问的：“怎样在别无选择的匮乏性世界里生活？也就是说，生活在充满虚假、恐惧、无知、痛苦、病态的现实世界中，怎样才能不忘记包含着至真、至善、至美的存在性领域和存在性价值？”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给读者开了两本书单：彼得内姆·索罗金的《利他和崇高的成长方式和方法》以及阿尔道斯·赫胥黎的《永恒的哲学》。看到这里可知，马斯洛确实没有读过庄子，即使读了，也没有真正读懂，因为他也无法接触到先生的庄学三书。 马斯洛结合上面两本书和其他的著作，给人们提出了42条建议，我选择几条与大家分享： “1.不要让自己变得对腐化、堕落、虚假、道德败坏和淫乱熟视无睹、漠然处之、习以为常。” “2.你必须不断的对不诚实的丑恶行为保持敏感（你可能不得不对他低头，但你可以不喜欢他）。” “3.善意的谎言仍是谎言。你不必非要有礼貌的表示同意。在一个令人愤世嫉俗的世界里做一个好人是没有必要害羞的。” “4.永远别低估个人对世界的影响力。请记住，即使是一只蜡烛，也能照亮整个山洞。” 我对以上四点做个简单的归纳，马斯洛其实是告诉人们，人在悖道文化里应该保持清醒的认知和应该具备的态度，首先你要会辨别什么样的文化是悖道文化，然后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悖道文化。所以，还是要多读庄子，彻晓庄子的真谛。 下面继续分享马斯洛的建议： “5.通过有意识的进入存在性世界，可以走出匮乏性世界，去参观艺术展，参观博物馆，观赏美丽或者庄严的树木，去图书馆读书，到山上或海边陶冶情操。” “6.默默的体会那些值得赞赏、值得热爱和尊敬的人，感受和思考他们的美德。” “7.进入奥林匹斯山（我想其他的山也可以——笔者加）的清新空气，进入纯哲学、纯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领域。”（这点像不像庄子的“其学无所不窥”？） “8.从别的动物的角度来对自己的生活进行思考，如自己在一只蚂蚁眼中会是什么样子的呢？”（这点像不像庄子的齐物论？） “9.试着与历史上的伟人交流，同他们交谈或给他们写信，而不是只与你生活中的人交流。”（像不像庄子在书中所写的与很多世外高人、神人、真人、至人、畸人的对话？） 以上9个建议，摘自马斯洛《洞察未来》一书：《生活在高级价值的世界中》  所以，要解决在悖道文化的生存困境，马斯洛只需要向读者推荐一本书就够了，那就是《庄子》，并且是剥去历史迷雾的《庄子》。 庄子那个时代的庄子是精英化的庄子，因为真正理解庄子的就是他几个弟子。 陶潜生存的魏晋南北朝时代的庄子是士族化的庄子，因为谈玄论庄的那拨人多是世代读书做官的大族。 有宋时期苏轼、王安石等谈论的庄子是士大夫化的庄子，那是那个相对宽松时代里，士大夫群体为自己在精神上注入的放旷逍遥。 远山先生重新复原的庄子是平民化的庄子，让真实的庄子走进芸芸众生的心灵。 当庄子的思想每走入一个读者的心灵，社会上就多了一份对自由的向往，就多了一份对真善美的向往，也就会剥落悖道文化体系上的一块砖瓦。 当庄子的思想深入每一个人的心灵，悖道文化就会失去根基，终将土崩瓦解，顺道文化将在华夏大地生根发芽、蓬勃滋长，中华民族将迎来伟大复兴。 以上是我不成熟的一点思考，如有不当之处，欢迎各位道友批评指正！ 在此祝各位道友中秋快乐！ 谢谢大家的聆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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