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当之兽面纹？——鲜卑人吸收的中亚遗产

gudian386 2018-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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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北族—找樂有关古物的胡言乱语

名称：兽面纹牌饰

年代：西晋中期

材质：青铜

尺寸：高3.38厘米,宽2.7厘米

该兽面纹牌饰造型可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兽面纹，圆耳，大眼、高颧骨，下部两侧各有两弧状镂空，中间似有一颗类五角图案，中间亦镂空，最下整体内收，但并未封口。该器之兽面风格与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出土的一件“四兽形金佩饰”（1）之兽面纹风格相同，两者无疑为同期遗物。

凉城小坝子滩窖藏共出土13件金银器，其中含三方晋代官印，两银一金，印文分别为“晋乌丸归义侯、晋鲜卑归义侯、晋鲜卑率善中郎”（2），这三方官印应为西晋（266-316年）政府赐给奉承晋室的鲜卑、乌桓上层贵族之印。另外，金器中还有一件刻有“猗迤金”铭文的四兽形金佩饰，猗迤即拓跋猗迤，生于西晋泰始三年（267年），西晋元康五年（295年）拓跋部首领拓跋禄官分国为三部，以拓跋猗迤始统一部，居代郡之参合陂北（今凉城县境内），西晋永兴二年（305年），猗迤因助司马腾作战而被西晋封为大单于，赐金印紫绶，同年6月24日去世（3），这批金银器很可能为猗迤统帅一部之后的遗物，其年代应在295年至305年左右。故此类兽面风格之流行年代，应与此相近不远，本文论及器物应为西晋中期遗物。

至于该器之造型及纹饰艺术风格，国内有通辽科左中旗出土的“人面形金饰牌”（4）与之相近，二者整体造型、人（兽）面部五官纹饰风格相同、牌饰下部均有五角或六角中空纹饰，年代应相近。关于人面形（纹）金牌饰之年代，《中国金银玻璃珐琅器全集.金银器》中记为北朝（2004），王大方先生也认为属北朝（2005），“金色中国”特展中则标注为东汉（2013），而通辽博物馆则标注为鲜卑，故目前其年代学界尚存分歧不能统一，然无一将其年代定为西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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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周起，我国北方草原地带逐渐流行起草原风格牌饰（5），牌饰外形基本分为矩形边框和不规则边框两种。东汉（25-220年）初以前，匈奴称霸北方，考古发掘出土之匈奴牌饰动物纹饰丰富，且多为成对出现的带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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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00年前后匈奴陨落，鲜卑继而雄起北方草原，早期鲜卑牌饰风格大体延续匈奴，但纹饰母题大多仅限于鹿纹和马纹，多随葬仅一件，未作为实用带具使用，这与至少发生在东汉晚期之带具革新并日益风行有重要关系（6），因此其功能也逐渐转为代表社会身份、地位之象征。

至魏晋以后早期鲜卑牌饰几乎销声匿迹，考古所获之牌饰如呼和浩特添密梁（7）、甘肃华池县（8）、通辽六家子（9）、凉城小坝子滩（10）出土者，其纹饰皆具虚幻色彩，已脱离鲜卑早期牌饰之纹饰特征(11)，可称为鲜卑晚期牌饰。根据目前的考古发掘资料，无论是墓葬或遗址，自北魏统一北方、十六国局面结束（以439年北魏灭北凉为标志）后，北方地区就未再发现草原文化风格牌饰了(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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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可以结论：自东周源兴的草原风格牌饰，大体可分为匈奴牌饰、鲜卑早期牌饰、鲜卑晚期牌饰三个阶段，分别以东汉初、东汉末为分期点，以十六国时期结束、北魏统一北方为终结，匈奴时期为牌饰之源起并辉煌时期，鲜卑早期牌饰为衰退期，鲜卑晚期牌饰则为尾声。

人物纹牌饰为鲜卑遗存已为学界共识，且其无论造型风格还是纹饰母题已完全脱离鲜卑早期牌饰，属鲜卑晚期牌饰。故其年代上限应为魏晋时期，年代下限，大致在北魏中期以前，结合如上兽面纹牌饰的年代推定，人面纹牌饰的年代很可能在西晋中期前后。

与人面纹饰牌同出的还有一件“人兽纹金牌饰”（13），这件牌饰因其“一人双兽”风格与阿富汗贵霜帝国“黄金之丘”宝藏（25-50年）出土的一件东汉初期“君主与龙”头饰牌之“一人双兽”风格相近而为学界广为关注（14），“一人双兽”母题源于西方，中亚大夏地区（现属阿富汗）为向东亚传播之中继站已为学界共识，宁夏固原北魏冯始公墓（15）出土有“一人二龙”铺首，即为“一人双兽”造型，其纹饰细节上也更接近于人兽纹金牌饰，该铺首之“一人二龙”风格应源自北魏平城影响，“一人二龙”在北魏早中期就已出现在平城墓葬和遗址及云冈石窟，北魏中期平城地区比较流行（16），但此时“一人双兽”已脱离牌饰也非独立母题，而为装饰铺首之纹饰元素，该墓年代为北魏太和十三年，即公元489年（17），属北魏中期，恰恰说明了至晚在北魏早中期之际，“一人双兽”母题仍在流行，但牌饰已退出历史舞台。

至于兽面纹、人面纹牌饰之造型风格，在东哈萨克斯坦贝雷尔（BEREL）一座游牧首领男女合葬之墓（18）似乎找到了源起，阿尔泰山附近的这座大墓编号为11，属巴泽雷克文化，随葬有17匹马并马具，其马具中有一种由“猫科动物头+抽象纹饰”组成的金包木质器物，这件马具尺寸略大于人面形金牌饰，但二者相似之造型风格一目了然，有趣的是，这座墓葬的年代在公元前4世纪早期至公元前3世纪晚期，即战国至秦汉初，此时的北中国，正是匈奴最强盛辉煌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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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面纹瓦当起自北魏时期，一直延续使用至明清，千百年来兽面纹瓦当一直为皇家、官僚机构建筑所专断，而关于兽面纹之起源则尚为未知，有学者认为北魏的兽面纹瓦当是从佛教图案狮子演变而来的（19），但瓦当之兽面纹又有神化、虚幻的一面，这些是狮子所不具备的。现阶段大同（平城）所发掘出土的兽面纹瓦当均是北魏平城晚期出土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如上文所述，恰好为牌饰纹饰母题向其他物质载体转移的时期，那么是否可以大胆的推测一下——瓦当兽面纹之源起，很可能会有本文论述兽面纹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