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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宋代易图之风发端于司马光为扬雄平反，夷汉易图之争，整个贯穿了象数易学和儒家易学的斗争史。西汉象数学派领袖扬雄是巴蜀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因著《太玄》，被班固为首的汉儒定为“诛绝之罪”，称“雄非圣人而作经，犹春秋吴楚之君僭号称王，蓋诛绝之罪也。”北宋历史学家司马光以大无畏之勇气，注《太玄》，作《读玄》、《说玄》，把扬雄从千古罪人“推崇为孔子之后第一圣人”，给《太玄》以极高的地位。但人们有所不知，杨雄的太玄易图说其实来自影响深远的禹夏蜀曩氏夷族，汉族易经“河图洛书”实出自于彝文古籍中的“龙书“和”联姻”二图。 十七、孟喜的师父是谁？ 如此看来，孟喜那别具一格的易学似乎确实是从蜀人赵宾那里偷学的了——但这只是诸多可能中的一种。 孟喜的师父田王孙（属于孔子一脉）未必就不知晓这一样门带有蜀地风格的易学。事实上，孔子虽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周易》上（可能是他比较崇拜周公和文王的缘故），对其他易学书却也不是不闻不问。据《周礼》：“太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别皆六十有四”，可见当时的易学书也并不是只有《周易》一种。《礼记》就记载孔子到处寻访古籍，曾在殷人的后裔宋国那儿得到了一部名为《坤乾》的书，据说就是商代的易学书（有人更明确说那是《归藏》易）。由此推断，博览好学的孔子未尝不可能接触过蜀地的易学。 更何况，《乾凿度》中那位孔子的易学老师商瞿，很可能就是一个蜀人！ 十八、此商瞿非彼商瞿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明明说：“商瞿，鲁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岁。”，又说“孔子传易于瞿”，可见这个商瞿是鲁国人，是孔子的第一代易学传人，怎么会变成了蜀人，而且变成了孔子的老师呢？ 真相也许很简单：此商瞿非彼商瞿。 《乾凿度》中，孔子所请教的那位易学大师叫做“商瞿氏”，而《史记》中的那位孔子的弟子叫做“商瞿”。一字之差，判若两人，因为“商瞿氏”中的“商瞿”只是一个地名，也被称作瞿上。 瞿上在哪里？正在四川双流县。如今《双流县志》仍记载县南八里应天山（今牧马山）有商瞿墓，县南郭外火神庙有“商瞿故里”。这位蜀人商瞿，正是孔子的老师，与那位鲁国的商瞿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甚至有理由怀疑，孔子那位叫做商瞿，字子木的弟子压根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司马迁把他跟那位蜀人商瞿氏给弄混了。 怎么会弄混的呢？很简单，因为古时候的“受”和“授”两字互通，意思却截然相反，一不留神就会把授受的关系搞错，如果再先入为主地把“商瞿氏”跟“商瞿”弄混，一桩千古错案就这样产生了。 理清了这件案中之案后，我们赫然发现，孔子与蜀地易学有着割不断的关系（事实上蜀地本就是易学发源地，即便孔子的易学老师不是蜀人，想完全撇开其影响也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到了后来，孔子的大多数徒孙们已经与赵宾的易学形同陌路？ 思来想去，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前面说过的：偏心的师父时时有，眼红的徒弟代代不缺。几代小灶开下来，能剩下的东西就不多了——即使是孟喜这一脉自称得了秘传的亦是如此。比如刘歆的老爸刘向曾拿着皇家秘藏的古本《周易》校对施雠、孟喜和梁丘贺三家的教材，发现这几家用的《周易》本子都已经残缺不全，要么这里少了一句“无咎”，那么那里少了两字“悔亡”，反倒是民间有个姓费的家伙，家里藏的《周易》跟他手里的本子完全相同。《周易》不像《尚书》那么惨，秦始皇要烧的书里并没有它，即便这样，在几家吃皇粮的博士手里都成了残次品，教人怎么看得过眼呢？。 十九、王莽来了 扬雄来时，京房已死，放眼京师，再找不出一个像他那样精通易学的大家。扬雄本可以轻松地捞个易学博士当当，但是他没有。也许，京房和孟喜、赵宾等人的遭遇使他知道，像他这样师出无名的外来户，是不可能在固守“师法”的御用易学家们中间立足的。好在他会的东西还不少。他的辞赋写得很棒，颇有司马相如之风，是皇帝们喜欢的风格。于是初到京师，他就被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一说王根）推荐，先是待诏承明之庭，洋洋洒洒几篇大赋一上，龙颜大悦，于是就“除为郞，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王莽、刘歆和扬雄。三个响当当的名字凑到了一起，响彻了两汉之交那一段历史。 王莽是这三位同僚中爬得最快也最高的。他最后做了皇帝。反观扬雄，在黄门郞的位子上一坐就是二十年，屁股都快磨出茧子来了。直到王莽当了皇帝，念在昔日同事的情分上，才给他升了个中散大夫。 王莽是一个很有争议的人物，扬雄跟他扯上关系，是非就多了。王莽当皇帝，被人说成是“篡位”的不少，而王莽自己的看法，却是天命所归的“禅让”。大家也许会笑了，所谓的那些天命符谶，不都是王莽自己伪造出来的吗？未必。早在王莽出生之前很多年，汉朝将亡的预言就已经存在了。 二十、圣王出世 《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中记载了这么一件怪事：元风三年（公元前78年），“昌邑有枯社木卧复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树断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虫食树叶成文字，曰‘公孙病已立’”。当时善察灾异的大师眭弘据此判断：“今大石自立，僵柳复起，非人力所为，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枯社木复生，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又说“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这段话，冥冥中已经为王莽接受汉家的“禅让”埋下了伏笔。王莽恰好生逢谷永预言中的改朝换代之时，而整个西汉时期又几乎人人迷信灾异、盛行预言，他于是不幸地误以为，自己就是那个传说中即将代汉而兴的圣王。 后来的历史是，王莽最终没有成功，于是他不幸地成了后来者的垫踏石，成了《汉书》中所谓的“圣王之驱除云尔！”然而在王莽失败之前，相信并支持他的人却并不在少数。这些人中，就有扬雄。 二十一、檄文《解嘲》 历来贬扬雄者，多认为他“屈身事莽”，没有忠臣气节，扬雄的粉丝们也不免要为他这一污点辩护一番。然而就扬雄而言，即使他对王莽没有好感，至少也对汉室并不留恋。他和谷永一样，早早就看出汉家气数将尽，“天命不佑”了。汉成帝死后，哀帝即位，扬雄一头扎进了书堆里，再也不问世事。《汉书。扬雄传》中说“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时雄方草创《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号曰《解嘲》。由此可知，《解嘲》和《太玄》是同时创作的。扬雄在该赋末尾写道“为可为于可为之时，则从；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则凶。若夫……司马长卿窃赀于卓氏，东方朔割炙于细君。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故默然独守吾《太玄》”照扬雄的说法，东方朔和司马相如等人都是“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不值得效法；而汉哀帝时，董贤（汉哀帝的男宠）之流方得势，显然也是“不可为之时”，所以扬雄“默然独守吾《太玄》”。 什么时候才是“可为之时”呢？扬雄在期待一个新的王朝吗？ 仔细玩味一下《解嘲》，就会发现其中赫然藏着一首“反诗”！“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观雷观火，为盈为实；天收其声，地藏其热。……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这段话有什么奇怪的呢？关键就在其中的“火”字。自从邹衍的“五德终始说”流行起来后，各个朝代所属的五行就好比人们的属相星座一样，成了当时人们的热门话题。西汉属什么德？早年的说法，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家，是“赤帝子”，因此当然属火德，可是后来又认为属水德，接着又改称为土德。到了汉哀帝的时候，民间盛传的又是“汉为火德”了。在“汉为火德”这样一个背景下，扬雄居然说出“炎炎者灭，隆隆者绝”这样的话，岂不是明摆着要造反了么？ 不过他表达的倒是当时大多数人的想法。回想公元前78年的时候，眭弘说得更加直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求索贤人，禅以帝位”。按五德终始的理论，尧为火德，汉为尧帝之后，亦为火德，五行火生土，因此，汉帝应该把天子宝座禅让给土德之人。扬雄说得也很明白，“天收其声，地（土）藏其热”，暗指天命将归于土了。这个土德之人是谁呢？有人跳出来认领了这个光荣称号。王莽。他宣称：尧为火德，舜为土德，尧传位于舜，正如五行中火生土，而他恰好就是舜帝的后人，也就是预言中的那个土德之人。为了向天下宣告自己“禅让”的合法性，王莽即在始建国元年颁行的嘉量铭文上写道“黄帝初祖，德匝于虞，虞帝始祖，德匝于新……据土受德，正号即真”。 二十二、王莽的家谱 虽然事后不少人认为这是王莽瞎编的家谱，但看来扬雄对王莽为舜帝后人的说法信以为真。他在《元后诔》中称王氏一脉：“姓出黄帝，西陵昌意，实生高阳，纯德虞（舜）帝，孝闻四方，登涉帝位，神受伊唐。爰初胙土，陈田至王。”看起来，扬雄早在王莽的“野心”暴露前十几年就已经认定了他是天命所归之人。因为他写《解嘲》之时，汉哀帝（公元前7年至公元前1年在位）还在和董贤大搞男男关系，王莽正被哀帝冷落，闭门隐居不出，一直到哀帝去世，曾经贵为大司马的王莽都没有恢复官职。此时扬雄却已经写下了“世异事变，人道不殊，彼我易时，未知何如”的诗句。扬雄在王莽称帝的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与《解嘲》同时期创作的《太玄》，又暗藏了什么样的意味呢？ 二十三、《太玄》问鼎 王莽代汉之事，扬雄是一个知情者。曾给《太玄》作注的范望称“王莽将有事，以《周易》筮之，遇‘羝羊触藩’；以《太玄》筮之，逢《干》首。《干》者，阴家，其位一五七也，而以七决之，其辞云：‘何戟解解。’”这一小段记载中，隐藏了不少重要信息。 第一、“王莽将有事”，所指何事？芝麻绿豆大的事情是用不着占筮的，更不会违背“不再筮”的占筮原则连续占问了两次。可见此事必非同小可，故王莽所问为称帝之事的可能性极大。王莽称帝在公元9年，因此事情发生在此之前，扬雄完成《太玄》后不久。 第二、王莽放着历代奉为经典的《周易》不信，却相信扬雄刚刚自创出来的《太玄》，难道仅仅是因为信得过扬雄的学问吗？而且此时《太玄》初成，会使用它的除了扬雄自己估计没有别人，因此只可能是扬雄亲自为王莽占筮。如此重要机密的事情找到扬雄，可见王莽对扬雄的信任程度。 第三、用《周易》占得的“羝羊触藩”为《大壮》卦爻辞，其九三爻曰“小人用壮，君子用罔，贞厉。羝羊触藩，羸其角。”其上六爻则曰：“羝羊触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艰则吉”。卦象的意思，就是羊撞篱笆，结果把角卡在篱笆里了，进退不得。这形象地道出了王莽称帝之前那进退两难的心情。大凡欲登帝位的人都要这么算上一卦，如《史记。孝文本纪》载，陈平和周勃诛灭了吕后势力后，商量着要把代王刘恒立为皇帝。刘恒听说居然有人请他去当皇帝，心里又喜又惧，于是占卜一番，占得卜辞曰“’大横庚庚，余为天王”，刘恒这才放心地上任登基去了，成了后来有名的汉文帝。王莽跟刘恒的境遇相似，也有人请他当皇帝。当皇帝谁都喜欢，可是若没有风险，刘恒也不会犹豫是不是？王莽不是傻子，诸吕的前车之鉴在眼前明摆着，《周易》的那句“不能退，不能遂”叫他心里更加纠结，只好找到扬雄，请他用《太玄》给他再解释解释。 第四、从《太玄》算出的结果来看，扬雄并不赞成王莽当皇帝。他算得的是《干》卦，“《干》者，上而有所干犯也。（司马光注）”，单是卦名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揭示出王莽这样做是犯上作乱。扬雄用《干》卦的次七爻辞给王莽解释，其辞曰：“何戟解解，遘，测曰：何戟解解，不容道也。”这句话什么意思？司马光解释得很明白：“小人之性多所干犯，如荷戟而行，遇物絓罗，不容于道也。”在扬雄看来，他一方面很乐意看到王莽掌国执政，一方面却不希望王莽称帝。因为他认为，一旦称帝，就好比横担着长戟走路，磕磕碰碰铁定免不了，既碍道路，又碍道理。最好的办法是效法伊尹和周公，视帝号如浮云，只管闷声掌国就是了。扬雄在这件事情的看法上体现了典型的道家风格：“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皇帝的名号不是随便叫的，招牌一旦挂出去，那就是把自己当成了肉靶子，“不容于道也”。 扬雄算是把话说得很明白了，但王莽还是当了皇帝。究竟是王莽太想当皇帝而听不进劝告，还是黄袍加身被逼无奈，真相已经无从查证，倘若只看《汉书》的说法，历史就太过乏味了。 二十四、天地革而四时成 扬雄似乎是一个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因为他作《太玄》的时机，选择得很微妙。前面说过，王莽代汉之前，汉朝“天命不佑”的说法已经不是秘密。扬雄敏锐地感觉到，自己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 巧的是，《周易。系辞》中也说“《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在《系辞》的作者（相传是孔子）看来，《周易》的创作时代，正是殷纣乱德，天命归周之时。无论这个猜测是否正确，汉代以前的人们都是这么认为的。扬雄也不例外。 既然《周易》是兴起于殷周换代之际，而以《周易》为模仿对象的《太玄》，其创作时间也恰好是在王莽代汉之际，那么只能说，这是扬雄故意的安排。扬雄不是什么革命家，打打杀杀不是他的爱好，但他深明易理，知道变易乃是千古不易的道理，正如《彖》对《革》卦的解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天道轮回，天命无常。扬雄以自己对易学的理解，坦然地面对了天命王权即将易手的事实。从扬雄的《蜀王本纪》，我们也可以看出他对改姓易代所持的赞同态度：“望帝以鳖灵为相……与其妻通，惭愧，自以德薄不如鳖灵，乃委国授之而去，如尧之禅舜。鳖灵即位，号曰开明帝。”这个从相位登上帝位的鳖灵，活脱脱就是王莽的化身。 扬雄对天命的看法，有可能是受了蜀地固有的传统观念影响。话说当年武王带兵革纣王的命，蜀人也是参过一脚的。据《尚书。牧誓》载，武王在牧野准备与纣王大战时，誓师道：“嗟！我友邦……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武王点到的那几位先发主力中，蜀人赫然在列。《华阳国志》对此有更明确的记载：“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打仗如此勇猛，看来巴蜀之人对参与武王的“革命”，并没有什么抵触情绪。为什么呢？关键可能还在蜀人与殷人有过一段恩怨——想当年，商汤伐桀，殷革夏命，也是打着天命的旗号，夺走了禹王辛辛苦苦治水打理出来的江山。禹王何方人士？正是蜀人。扬雄《蜀王本纪》云：“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如今的四川汶川，正是传说中夏禹的出生地。也就是说夏朝本就是由蜀人一手创建的，可惜大禹的子孙不争气，让商汤给革了命，如今风水轮流转，蜀人跟着武王也要来革商纣的命了。插段纯属猜测的题外话：生于蜀地的禹，很有可能是一个彝族人。夏文化的建造者是彝族，其文明的核心地带也不在中原，而是在巴蜀。著名的史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先生考察了四川广汉三星堆后，著文指出：“很清楚，这个文化与彝族文化是有关系的。”三星堆才是夏文明的心脏地带，如果老把目光局限在中原河南一带，难怪老是找不到什么像样子的夏文化遗存。 二十五、《洛书》九宫 刘歆说过：“禹治洪水，锡《洛书》”。洛书》与八卦的关系，是易学史上最大的谜之一，而传说中，夏朝的创始人大禹正是设下这个谜团的人。扬雄之师严遵（君平），从蜀地的彝族人那里，知悉了大禹藏在洛书中的秘密。他把这个秘密传给了扬雄。某种意义上来说，《太玄》并不完全是扬雄一个人完成的，有两个人对这部作品贡献良多。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老师严君平。另一个居然是扬雄的儿子，扬信。《华阳国志》说：“雄子神童乌，七岁预雄《玄》文，九岁而殁。”《刘向别传》亦载：“扬信，字子乌，雄第二子。幼而聪慧，雄算《玄》经不会，子乌令作九数而得之。也许扬信真的是个神童，因为他一语道出了一个关键数字——“九”。这个数字，是整部《太玄》的框架基础，也是《洛书》的玄妙所在。 三三得九，正合于《洛书》九宫之数；九九八十一，正合《太玄》的卦数。 真正暗藏在九和八十一之下的，就是三进制。 扬雄那会儿当然不知道什么叫做三进制，于是他管这叫做“方、州、部、家”。（这种把数字和地理挂钩的灵感，也许正源自于大禹根据《洛书》九宫划分出来的九州。） 翻开《太玄》，我们会看到每一卦前面类似于易卦的符号边都标着诸如：“一方二州二部三家”、“三方二州一部四家”之类的奇怪名号。请别误会，那不是卦，也不是什么太神奇的东西，只是数字而已。扬雄还生怕别人看不明白，特意在《玄数篇》中解释道： 方，一勿增，二增二十七，三增五十四。 洲，一勿增，二增九，三增十八。 部，一勿增，二增三、三增六。 家，一置一，二置二、三置三。 看着还真叫人头晕，其实就是一个套了就能用的公式。 比如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套到这公式里就是： “方”数一，按“方一勿增”的原则，得到数字1； “州”数二，按“州二增九”的原则，得到数字9； “部”数二，按“部二增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家”数三，按“家三置三”的原则，得到数字3； 所得的数字全部加起来，1+9+3+3＝16，16减去1后得15，也就是说，“一方二州二部三家”指的是《太玄》的第15卦。 再比如，“三方一州三部二家”,套到公式里就是： “方”数三，按“方三增五十四”的原则，得54； “州”数一，按“州一勿增”的原则，得1； “部”数三，按“部三增六”的原则，得6； “家”数二，按“家二置二”的原则，得2； 将四个数字相加，54+1+6+2＝63，则“三方一州三部二家”表示的就是《太玄》中的第63－1＝62卦。 扬雄此举纯属画蛇添足，无非是摆弄一堆三的倍数罢了，跟三进制还有点区别吧？直接把第几卦的数字列出来不就完了，为什么还非要弄这么多玄虚，又不是按字数算稿费的！ 其实这正是扬雄高明之处。 因为他通过这个方法，含蓄地提出了另一种《周易》的卦序。 最完美的卦序 东汉的伟大科学家张衡精研《太玄》之后，曾经赞叹扬雄“妙极道数”。精通数学的张衡，应该是看出了扬雄“方州部家”中数字的奥妙。 原来，这个奥妙不是藏在《太玄》中，而是藏在《周易》中。扬雄在《太玄》中玩弄“方州部家”这样的把戏，看似画蛇添足，其实他真正的意图，是借此向我们演示一下《周易》的深层数理！ 二十六、“方州部家”法的秘密 我们不妨试着按扬雄的“方州部家”法，也给《周易》诸卦编个号。 扬雄的“卦画”有四画，所以划成了“方州部家”四级，《周易》卦画有六爻，故应分成六级，姑且按爻位的顺序，由下到上分成一、二、三、四、五、六位。各爻位均配以不同的数字（《太玄》取三的倍数，《周易》则取二的倍数）： 初爻：32 二爻：16 三爻：8 四爻：4 五爻：2 上爻：1 这个算式具体怎么用呢？很简单，看每个卦中的阳爻所在的位置和它们对应的数字，算出其总和就可以了，阴爻可以完全无视掉（反过来也可以）。比如说，《乾》卦六爻皆阳爻，各爻数字之和就是1+2+4+8+16+32＝63,就是《乾》卦所对应的数字。 再例如《益》卦是初、五、上爻为阳爻，分别对应32,2和1，故其和为1+2+32＝35,则《益》卦所对应的数字为35。 再例如《复》卦，只有初爻为阳爻，则该卦所对应的数字即为32。 再例如《坤》卦，全卦没有阳爻，则其所对应的数字即为0。…… 明眼人马上就可以看出，这种排序法比起《太玄》的“方州部家”要简单规律得多了。因为它是极为标准的二进制，最后得到的排列结果是： 从0到63,依次是《坤》、《剥》、《比》、《观》……《乾》 这正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邵雍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卦序！这个卦序中，六十四卦组成的方图和圆图都呈现出最完美的对称性和最强的规律性。这正是扬雄真正想要告诉我们的秘密！ 二进制和轮子 事实是，先天六十四卦序的秘密并不是扬雄发现的，它一直都在那里。扬雄出生前很多年，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关于伏羲先天六十四卦图早在先秦就已经存在的秘密，鄙人已经在多个贴子中论述过，此不赘述）然而直到扬雄死后一千年，人们才从邵雍那儿第一次得知了这个卦序。并且直到邵雍死后一千年，人们还津津乐道说，莱布尼茨是如何受到了邵雍卦序图的启发而悟出了二进制。论者或曰：先天图再牛逼，二进制发现得再早，没有造出计算机来，亦是枉然。 这就好比埋怨那个发明了轮子的人说：“你这蠢货，为什么没有发明汽车！估计扬雄看到先天六十四卦图中的二进制居然还可以用来造计算机，也会感到很意外，然后很不好意思地纠正说：“那个莱布啊什么尼茨的，先天图不是这样子的！” 二十七、《先天图》的前世今生 扬雄是一个道家门徒，所以先天图当然有道家的用法，很玄乎的用法。但也正因为这些用法很玄乎，所以它才一直秘密地流传了几千年，倘若邵雍没有冒着“必遭天谴”的危险曝光这张图，莱布尼茨之流也就看不到它，我们今天也就用不上电脑了，呜呼！ 这张图的第一个用途，是推知过去未来之事。 邵雍把这个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宋史》说他“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邵雍对此也不谦虚，作诗称“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其实邵雍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心虚明”，主要还是依据了先天图的数理。《二程外书。传闻杂记》记载说：“尧夫易数甚精。自来推长历者，至久必差，惟尧夫不然。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程颢对邵雍的易数甚是佩服，有天闲来无事，就照着邵雍教的办法推算一番，居然奇准无比，当下忽然大悟，跑去跟邵雍说：“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邵雍听了，“惊抚其背，曰：大哥你恁聪明！” 二十八、程颐的聪明之处 程颢大哥确实是个聪明人，他居然看出了先天图的变化规律其实就是“加一倍法”（二进制），同时还看出了扬雄的《太玄》是“加三倍法”（三进制）。他这么一戳破，朱熹也发现这个秘密了，他说：“《太玄》拟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数推之。玄为之首，一以生三为三方，三生九为九州，九生二十七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准六十四卦；赞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准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以三数推之。康节之数，则是加倍之法。” 二十九、扬雄觉得先天图应该怎么用？ 这张图的第一个用途，是推知过去未来之事。邵雍把这个用途发挥得淋漓尽致，《宋史》说他“知虑绝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邵雍对此也不谦虚，作诗称“中间三千年，迄今之陈迹。治乱与废兴，著见于方策。吾能一贯之，皆如身所历”其实邵雍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并不仅仅是因为“其心虚明”，主要还是依据了先天图的数理。《二程外书。传闻杂记》记载说：“尧夫易数甚精。自来推长历者，至久必差，惟尧夫不然。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程颢对邵雍的易数甚是佩服，有天闲来无事，就照着邵雍教的办法推算一番，居然奇准无比，当下忽然大悟，跑去跟邵雍说：“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邵雍听了，“惊抚其背，曰：大哥你恁聪明！” 程颢确实是个聪明人，他居然看出了先天图的变化规律其实就是“加一倍法”（二进制），同时还看出了扬雄的《太玄》是“加三倍法”（三进制）。他这么一戳破，朱熹也发现这个秘密了，他说：“《太玄》拟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数推之。玄为之首，一以生三为三方，三生九为九州，九生二十七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准六十四卦；赞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准三百八十四爻，无非以三数推之。康节之数，则是加倍之法。” 程颢是个聪明的学生，《宋元学案》载，邵雍曾经想把这门易数传给他和程颐两兄弟，没想这哥俩丝毫不给面子。程颐说：“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余年，世间事无所不问，惟未尝一字及数。”对术数小道避之唯恐不及；程颢则说：“尧夫欲传数学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尧夫初学于李挺之，师礼其严，虽在野店，饭必襕，坐必拜。欲学尧夫，亦必须如此。”言下之意是：“俺们兄弟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手下粉丝众多，忽然拜你为师，教俺们颜面何存哪！再说了，这问学问很可能二十年都毕不了业，毕了业又只能当个算命先生，学它有何用处？” 邵雍估计没有料到会这样一个结果，徒弟没有收成，收成的徒弟又死得早，他的易数居然面临着失传的危险了。当然，这是题外话了。 三十、先天图的又一个用法 司马光认为，扬雄是一个儒者，而且是很“醇”的大儒。这代表了很多人的看法。但这个说法似乎忽视了扬雄的道家师承——严君平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道家人士。只有朱熹看到了扬雄的道家本质。他说：“扬雄全是黄、老。”又说：“雄之学似出于老子，如《太玄》曰：‘藏心于渊，美厥灵根。测曰：藏心于渊，神不外也。’乃老子说话。” 请注意“藏心于渊，美厥灵根”这句话。这句话是《太玄》的最后一卦的第一句卦辞。它后来被历代修炼内丹的人士频繁引用。（兹不一一列举，网上搜索此句即可见众多结果。）问题1、扬雄怎么会跟内丹扯上了关系？他也是一个食气炼丹的道士吗？ 先天图又跟修炼内丹什么关系？ 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扬雄在《太玄》中以如此隐晦的方式向我们揭示了先天六十四卦图，其实就已经说明，他对内丹家们的那一套理论了如指掌，因为先天图最重要的一个用途，就是用来指导内丹修炼的。扬雄想跟内丹术撇清关系是不可能的。就算他没练，基本的理论他肯定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为什么捏？因为前面说过，他是一个辞赋达人嘛！或曰：辞赋达人跟这个内丹术有什么关系捏？关系大了去了。因为扬雄最崇拜的人，就是他的老乡司马相如。虽然他后来觉得辞赋只是雕虫小技，“壮夫不为”了，但是年轻的时候，对司马相如的辞赋可是下了一番大苦功的，整个风格模仿得惟妙惟肖。而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中，就有一篇《大人赋》。 那么，内丹术又是怎么与先天图扯上关系的呢？还要从《远游》说起。 王船山曾对《远游》中的内丹术作出了高度评价，他说，篇中“所述游仙之说，已尽学元者之奥，后世魏伯阳、张平叔所稳秘密传以诧妙解者，皆已宣泄无余。”王船山在此提到了两个人，魏伯阳和张平叔，内丹历史上两个极度牛叉的人物。 先说说张平叔。张平叔大名张伯端，道号“紫阳真人”，北宋著名内丹家，金丹派南宗的祖师，内丹派经典著作《悟真篇》的作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悟真篇》的评价是：“专明金丹之要，与魏伯阳《参同契》，道家并推为正宗。”）魏伯阳的身世比张伯端要迷离得多，葛洪在《神仙传》中提到他的时候，也只说：“魏伯阳者，吴人也，高门之子，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这个谜一样的人物，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谜一样的《周易参同契》。《周易参同契》，是内丹史上划时代的一部作品，也是第一部明确揭示出先天图在内丹修炼上的微妙运用的作品——当然，在邵雍把先天图曝光前，谁也没有想到《参同契》的底下还隐藏着这样一张牛叉的图。由于对邵雍的易学极为推崇，所以朱熹对先天图的来历进行了一番考察，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他说：“先天图传自希夷，希夷又自有所传。盖方士技术用以修炼，《参同契》所言是也。” 一语道破天机，原来这“方士技术用以修炼”的，就是《先天图》。（未完待续）
首讲 经后易
卞伟光中国超存在哲学之父、全息历史文化哲学创始人、中西思维方式研究专家，语言文字专家。全球顶尖的史前易学研究专家、卦字一体化专家、儒释道易一体化专家。主要著作有《超存在哲学概论/中国文化的母型特征及其发展前景》（西北大学出版社2006.12）、《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化复兴之路》（大昆仑出版社.2015.12），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哲学、语言文字学、易学论文以及小说、评论多篇。2016年6月21日香港《大公报》新闻中心（电子版）全文转载《中国文明起源与文化复兴之路》前言，其研究成果已被百度收入“史前易学”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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