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瘗鹤铭 南北朝梁国摩崖刻石《瘗鹤铭》的宋拓本。剪条装，共15页，每页 2字，纵24.5厘米，横14.6厘米。书法厚重高古，用笔奇峭飞逸，虽称楷书，略带隶书和行书意趣，字里行间显露出六朝时期的风韵，为隋唐以来楷书的风范。历代文人书法家评价甚高，对后世书坛有较大影响。 此铭早拓本流传极少,此册纸墨醇古,字无剜剔，神完气足,宛如真迹,“未逐吾翔”的“逐吾” 2字左只稍损,“翔”字左“羊”部右点尚见;“胎禽浮”的“浮”字左下点尚存,实为现存最旧拓本。此拓本有潘宁题签,潘宁王文治、费兆锟、铁保等跋,并有南宋“游似”、清“崇恩私印”、“石宾”等藏印23方。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 《瘗鹤铭》是一部石刻，原在江苏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宋时被雷击崩落长江。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陈鹏年募工移置山上，后砌入定慧寺壁问。该石刻题载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关于作者和年代历来有不同说法。宋黄庭坚、苏舜钦认为是王羲之所书，也有人认为是唐人顾况、王钻书。宋金石家黄伯思考为梁陶弘景书，后世多同意这种说法。陶弘景（452—536），字通明，晚号华阳真逸。 《瘗鹤铭》字体厚重高古，用笔奇峭飞逸，楷书中揉和了隶书和行书的风格，颇受六朝书法的影响。宋黄庭坚誉为“第一断硅残壁，岂非至宝”。曹士冕《法帖谱系》云：“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宋吴琚在诗中描绘：“游僧谁渡降龙钵，过客争摸《瘗鹤铭》。”可见人们对此铭的重视。其书法对后世影响很大，为隋唐以来楷书之风范。            镇江焦山景色秀丽，自古为文人墨客流连之胜地。山岩现存历代名人题记刻石，以《瘗（y ì）鹤铭》名震中外，被誉为“大字之祖”、“书家之雄”。此铭原刻在焦山之足，不知何时崩裂。因常年淹没波涛之中，人们只能伺冬春之交水落时，于石隙间摹拓而传之。金石学者以所得字，补全原文。铭文称：“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书”。言壬辰岁于华亭（今上海松江县）得一鹤，甲午岁天折於朱方（今江苏镇江市），养鹤人把它埋葬并撰铭勒石。由于撰书者没有披露姓氏而托名仙侣，没有披露年代而只记有干支，因此给后人留下一个难解之谜。考据者众说纷坛，几成讼事，而争议至今仍无定论。一说书者为王羲之。《瘗鹤铭》著录入书最早为唐孙处玄所撰《润州图经》，此书南宋时失传。据欧阳修《集古录》引：“按《润州图经》，昔传为王羲之书。”但欧阳修并不信此说，他紧接上文道：“然不类羲之笔法，而类颜鲁公，不知何人书也。”黄庭坚则特别赞赏此铭：“右军尝戏为龙爪书，今不复见，余观《瘗鹤铭》，势若飞动，岂其遗法耶？欧阳公以鲁公宋文贞碑得《瘗鹤铭》法，详观其用笔意，审如公说。”（《题〈瘗鹤铭〉后》） 北宋苏子美、南宋赵溍、元郝经伯、明袁中道，清圣祖、清高宗、吴云、钱升诸人都持此说，其原因大抵如袁中道所称：“鲁直於书学极深，似有可凭，近世名士以为据。” 对王羲之书持异议者有三，一是蔡襄：“瘗鹤文非逸少字，……自隋平陈中，国多以楷隶相参，瘗鹤文有楷隶笔，当是隋代书”（《忠惠集》）；是黄伯思，以王羲之经历与铭文中干支相对照，晋成帝咸和九年甲午岁，羲之年方32岁，不应自称真逸。三是鹤铭中“雷门去鼓”的典故出自《临海记》：“昔有鹤晨飞人会稽雷门鼓中，于鼓声闻洛阳，孙恩砍鼓，鹤乃飞去”。刘昌诗引此典故，以为“恩起兵攻会稽，杀逸少之子凝之，盖在隆安三年，砍鼓必在此时，岂复有羲之，谁肯遽取以为引证哉？”（《芦浦笔记》） 二说书者为梁代陶宏景（456 —536 年）。此说先由黄伯思提出，其《东观余论》中论辨甚详。此说未有马子严、曹士冕、蔡修、胡仔、刘昌诗，元有陆友、陶宗仪、柳贯，明有都穆、顾元庆、王世贞，清有顾炎武、孙克宏、程康庄、林侗，王士禛、王昶、孙星衍等人赞附，如翁方纲所言，“以为陶隐居者，……凡数十家”，（《铭出陶贞白辨》）主要依据如下几点：一、就书法而言，黄伯思称：“仆今审定，文格字法，殊类陶宏景”。 马子严云：“近观陶隐居诸刻，反复详辨，乃知此铭真陶所书，前辈所称者众矣，惟长睿之说得之。”（《焦山志。马子严题》）曹士冕云：“焦山《瘗鹤铭》笔法之妙，为书家冠冕，前辈慕其字而不知其人，最后云林子以华阳真逸为陶宏景，及以句曲所刻宏景朱阳馆帖参校，然众疑释然，其鉴赏可谓精矣。”（《法帖谱系》）清人顾炎武、王昶都以陶书与鹤铭相似而认为铭为陶书无疑。 二、就别号而言，黄伯思以陶“自称华阳隐居；今曰'真逸’音，岂其别号与？”蔡修云：“予读《道藏》，陶隐居号华阳真人，晚号华阳真逸。”（《西清诗话》）胡仔引《西清诗话》并加考证。刘昌诗称：“渔隐考订华阳真逸为陶隐居，推原本末，或庶几焉。”王世贞也认为胡仔论辨“似更有据”，又明人周晖《金陵琐事》引称：“唐。李石《续博物志》云：”陶隐居书《瘗鹤铭》'。“王士禛《香祖笔记》中称：”顾元庆作铭考，历引诸说，而未及引此证之。“并直言鹤铭为陶所书。 三、就干支推论，黄伯思云：“又其著《真诰》，但云己卯岁而不著年名，其他书亦尔。今此铭壬辰岁，甲午岁亦不书年名，此又可证，”黄又以铭文中干支与陶宏景经历相对照，千辰岁为大监十一年、甲午为天监十三年，其时陶宏景正在华阳。董逌、柳贯均引此说。程康庄则进一步指出：“华阳在润州境内，焦山相去颇近，自属其杖履间物，当其往来幽境，欲借名山以传，姑秘其名字，令后人摸索得之……考贞白昔欲上升，颇以名心为累。” （《跋瘗鹤铭》） 对陶宏景一说，亦有异议者，如董逌虽全文引黄伯思的见解，但认为“茅山碑前一行贞白自书与今铭甚异，则不得为陶隐居所书”。（《广川书跋》）董文敏则认为：“昔人以《瘗鹤铭》为陶隐居书，谓与华阳帖相类，然华阳是率更笔，文氏停云帖误标之耳。”（瓮方纲引《容台集》） 三说为唐代王琐（贞观间人）、顾况（727 —815 年）、皮日休（834 —883年）书。 王瓒说由章惇提出，蔡佑赞成此说：“……世因谓羲之书，虽前辈名贤皆无异论，独章子厚丞相不以为然。……其侧复有司兵参军王瓒题名小字数十，与《瘗鹤铭》字画一同，虽无岁月可考，官称乃唐人，则章丞相可谓明鉴也。”（《焦山志》引《蔡佑杂记》）刘无言亦疑为王瓒书。但黄伯思认为王瓒字画“虽颇似《瘗鹤铭》，但笔势差弱，当是效陶书，故题于石侧也，或以铭即瓒书误矣。”顾况说。沈括直指为顾况书。欧阳修《集古录。跋尾真迹》中称：“或云华阳真逸是顾况代号，铭其所作也。”但又在《集古录。跋尾集本》中改变说法：“华阳真逸是顾况代号，今不敢遽以为况者，碑无年月，疑前后有人同斯号也”。赵明诚则提出异议：“欧阳公《集古录》云：华阳真逸是顾况代号。余遍检唐史及况文集，皆无此号，惟况撰《湖州刺史厅记》自称华阳山人尔，不知欧公何所据也。”（《金石录》）没有人正面回答赵明诚的质疑，却有人重复顾况道号为华阳真逸，或认为铭为顾况书，如袁中道、焦竑、朱彝尊诸人。 对于顾况书之说，董逌称：“余于崖上又得唐人诗。诗在贞观中已列铭后，则铭之刻非顾况时可知。”（《广川书跋》）又谈，此诗即王瓒所书者。皮日休说。至清代始由程南耕提出，袁枚深信不疑，为之作跋，何焯、丁敬更引皮诗作证。其主要依据有三：一是以皮日休经历与铭文干支相对照，“咸通十三年壬辰，僖宗乾符元年甲午，袭美正在吴中，其年相合”。二是皮日休“有悼鹤诗云：”却向人间葬令威'，此瘗鹤之证也；又自序其诗：’华亭鹤闻之旧矣，今来吴以钱半千，得鹤一只，养经岁而卒，悼以诗。“ 陆龟蒙和诗云：“更向芝田为刻铭，'此撰铭之据也，”（袁枚《随园随笔补》）三是“集内与茅山广文南阳博士诗皆不书姓氏……集内他处，称丙戌岁，庚寅岁，皆不书年号“。（汪大成《跋汪退谷瘗鹤铭初稿》）对于此说，翁方纲认为：”袭美在吴壬辰、甲午之年，去欧、黄时才二百年，不应以二公博古者，致多考据之异。“”夫《润州图经》已相传为王右军书，此书已是唐人所作，则岂有皮袭美之理乎？“对皮诗中悼鹤诗及序，翁方纲解释为”盖皮、陆作诗时，同在吴中，必熟知是铭之梗概，故两人屡用于篇中，并非实有勒铭之事“。（《瘗鹤铭非出晚唐辨》） 近几年《瘗鹤铭》的研究复又引起各界的兴趣，倾向陶宏景说居多，也有王羲之、皮日休以至中唐无名氏之说。目前尚处在各抒己见阶段。如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辨异证同和补遗、纠缪方面下一番功夫，《瘗鹤铭》所包藏的奥秘是可以揭晓的。（殷光中） 瘗鹤铭 1基本介绍 瘗鹤铭：刻于南朝·梁(传)天监十三年(514年)，由南北朝时期隐士华阳真逸所书。瘗【拼音】：[yì]【字义】：1.掩埋，埋葬：～埋。～藏（cáng）（殉葬的金玉器物）。～玉埋香（旧指美女死去）。 瘗鹤铭著名摩崖刻石，在江苏镇江焦山断崖石上，刻石年代众说不一，点画灵动，字形开张。北宋书法大家黄山谷于此刻石得力独多，变态后形成山谷书“中宫内敛，横竖画向四周开张”的“辐射式”的独特风貌。山谷并有“大字无过瘗鹤铭”之句，历代评价极高。明王世贞评：“此铭古拙奇峭，雄伟飞逸，固书家之雄。”铭字连笔圆润，落笔超逸，神采脱俗。----《古代碑帖鉴赏》费声骞 《瘗鹤铭》本刻于焦山石壁上。唐代失落长江中。北宋熙宁年间，修建运河，工人江中捞出一块断石，经辨认，此断石正是史书上记载坠落江中的《瘗鹤铭》的一部分。一百年后，南宋淳熙年间，运河重修，疏掏工人又打捞出四块。送至当地县府，经考证，这三块断石也是《瘗鹤铭》的一部分。这样，与先前打捞上来的那块断石拼凑在一起，正好是失传很久的《瘗鹤铭》。到了明洪武年间，这五块断石复又坠江。康熙年间，镇江知府陈鹏年不惜花巨资募船民打捞，终于在距焦山下游三里处，又将这五块残石捞了出来，移置定慧寺壁间。1960年合五石为一，砌入壁间。[1] 2历史背景 《瘗鹤铭》（yiheming）原刻在镇江焦山西麓石壁上，中唐以后始有著录。自宋代《瘗鹤铭》残石被发现以来，历代书法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且至今未有定论，成为千古之谜。清代康熙52年，闲居镇江的苏州知府陈鹏年曾募工打捞出5方《瘗鹤铭》残石，共93字。经历代专家考证，《瘗鹤铭》原文应在160字左右，尚有很多缺失。自此，《瘗鹤铭》残石的打捞成为萦绕在学术界的一种“情结”。在打捞出水的1000多块山体落石中，经过清洗、拓片、辨识、鉴定，发现其中453号石、587号石、546号石、977号石上疑似为“方”“鹤”“化”“之遽”等残字。经与前人考定著录的《瘗鹤铭》铭文对照，能够初步认定587号、546号、977号石块上“鹤”“化”“之遽”等4个字内容相吻合，字形大小、文字式样、笔画形态都已经具备了东晋六朝由隶至楷的书写特性，也与《瘗鹤铭》书风相一致。2009年8月25日，又对疑似刻有《瘗鹤铭》的巨石的进行部分爆破减负，以便于全石打捞出水，让人不禁翘首等待。 素称“书法之山”的镇江焦山，历代书法家的碑刻甚多，其中不少是珍品，最著者为宝墨轩碑林中被誉为“碑中之王”的《瘗鹤铭》，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这是一篇哀悼家鹤的纪念文章，内容虽不足道，而其书法艺术诚然可贵。 3人物生平 自幼聪明异常，十岁读 葛洪 《神仙传》，便立志养生十五岁著《寻山志》。二十岁被引为诸王侍读，后拜左卫殿中将军。三十六岁梁代齐而立，隐居句曲山（茅山） 华阳洞。 梁武帝早年便与 陶弘景认识，称帝之后，想让其出山为官，辅佐朝政。陶于是画了一张画，两头牛，一个自在地吃草，一个带着金笼头，被拿着鞭子的人牵着鼻子。梁武帝一见，便知其意，虽不为官，但书信不断，常以朝廷大事与他商讨，人称“山中宰相”。他的思想脱胎於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杂有儒家和佛教观点。工 草隶行书尤妙。对历算、地理、医药等都有一定研究。曾整理古代的 《神农本草经》，并增收魏晋间名医所用新药，成 《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载药物730种，并首创沿用至今的药物分类方法，以玉石、草木、虫、兽、果、菜、米实分类，对 本草学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原书已佚，敦煌发现残本）其内容为历代本草书籍收载，得以流传。楷书摩崖。存90余字。原刻在镇江 焦山西麓石壁上。瘗鹤铭外景中唐以后始有著录，后遭雷击崩落长江中，南宋淳熙间挽出一石二十余字，康熙五十二年又挽出五石七十余字。乾隆二十二年嵌于 焦山定慧寺壁间，共九十余字。 4石刻全文 鹤寿不知其纪也，壬辰岁得于华亭，甲午岁化于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夺余仙鹤之遽也。乃裹以玄黄之巾，藏乎兹山之下，仙家无隐晦之志，我等故立石旌事篆铭不朽词曰：相此胎禽，浮丘之真，山阴降迹，华表留声。西竹法理，幸丹岁辰。真唯仿佛，事亦微冥。鸣语化解，仙鹤去莘，左取曹国，右割荆门，后荡洪流，前固重局，余欲无言，尔也何明？宜直示之，惟将进宁，爰集真侣，瘗尔作铭。 5考古打捞 1997年，镇江博物馆和焦山碑刻博物馆联合对“瘗鹤铭”残石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考古、打捞，发现了“欠”和“无”二字，但仍残缺很多。2008年10月8日，《瘗鹤铭》残石打捞考古开工。此次打捞工程主要由镇江水利局水投公司、省交通工程公司实施，焦山碑刻博物馆、镇江博物馆联合考古队全程介入，动用一艘打捞船、一艘挖泥船、两条小工作艇，利用现代化的打捞技术，包括GPS技术、超声波技术、多波束水下地形测量技术及潜水等，对焦山西麓江滩进行一次科学、全面的打捞考古作业。经过多位不同学科专家的综合研究，划定考古打捞范围为：估计落水点向南250米、向西80-100米、向北250米。《瘗鹤铭》残石打捞考古行动于2008年6月启动，中央电视台《探索·发现》专题片摄制组前来拍摄纪录片，此事受到了国内外广泛关注。但因为夏季水位较高，正式的清淤打捞工作必须等到入秋才能开始。 未出水时之拓本称“水拓本”，字数不多；出水后初拓本(五石本)即上皇山樵书。唐人孙处元《润州经》认为系王羲之书，宋黄庭坚、苏舜钦等亦持此看法；因陶弘景曾自号华阳隐居，宋人李石《续博物志》即认为系陶弘景书，后附和此说者最多；欧阳修认为华阳真逸是顾况的道号；还有人认为是唐人王瓒所书；也有人觉其字同颜真卿《宋广平碑》接近，认为是颜真卿书。总之，各持己见，至今仍不能定论。 6艺术价值 《瘗鹤铭》发现以后，得到历代书家的高度评价。如黄庭坚认其为“大字之祖”，作诗说：“大字无过《瘗鹤铭》。”《东洲草堂金石跋》云：“自来书律，意合篆分，派兼南北，未有如贞白《瘗鹤铭》者。”其书法意态雍容，格调高雅，堪称逸品，是艺术性术高，影响极大的著名碑刻。《瘗鹤铭》在中国书法史上具有坐标意义，被誉为“大字之祖”，其艺术影响力绵长悠久、远及海外。素称“书法之山”的镇江焦山，历代书法家的碑刻甚多，其中不少是珍品，最著者为宝墨轩碑林中被誉为“碑中之王”的《瘗鹤铭》，署名为“华阳真逸撰，上皇山樵正书。”这是一篇哀悼家鹤的纪念文章，内容虽不足道，而其书法艺术成就极高。 《瘗鹤铭》被誉为“大字之祖”，其艺术影响力深刻久远、远及海外。《瘗鹤铭》原刻于镇江焦山西侧临江崖壁之上，大约在唐代后期或稍晚坠落江中，破裂残损。自宋代《瘗鹤铭》残石被发现以来，历代书法家均给予其高度评价，对它的时代、作者、思想艺术性等方面的研究、探讨一直没有停止过。 7考古研究 此铭究竟是何人所书？历来就有争议。宋人黄长睿考证它为梁代陶宏景所书。陶宏景隶书、行书均佳，当时他已解官归隐道教圣地镇江茅山华阳洞，故认为属于他的墨迹。另一说，相传是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所书。他生平极爱养鹤，在家门口有“鹅池”。他常以池水洗笔，以鹤的优美舞姿来丰富他的书法。传说此铭是王羲之悼念他死去的两只仙鹤而作。还有以为唐代王瓒、顾况所作，但均无确据、由于书法绝妙，后被人镌刻在焦山后山的岩石上，因被雷轰崩而坠江中。至宋代淳熙年间（1174一1189）石碑露出水面，有人将它从江中捞起，仍在原处竖立起来，许多人前来观摩摹拓，有的甚至凿几字带走，学者们也来研究它，因而远近闻名。 不意数十年后，其碑又坠入江中。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由镇江知府陈鹏年募工再度从江中捞出，粘合为一，仅存残字九十余个，移置焦山观音庵。现宝墨轩仍有《重立瘗鹤铭碑记》，碑记文中说到：“盖兹铭在焦山著称，殆千有余年，没于江者又七百年。”叙述了这段经过。碑文存字虽少而气势宏逸，神态飞动，读之令人回味无穷。北宋黄庭坚认为“大字无过《瘗鹤铭》”、“其胜乃不可貌”，誉之为“大字之祖”。宋曹士冕则推崇其“笔法之妙，书家冠冕”。此碑之所以被推崇，因其为南朝时代书法气韵，特别是篆书的中锋用笔的渗入；加之风雨剥蚀的效果，还增强了线条的雄健凝重及深沉的韵味。此碑的拓本及字贴久传国际，名震海内外，是研究书法艺术之代表。它既是成熟的楷书，而又可从中领会楷书发展过程中之篆、隶笔势遗踪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8《瘗鹤铭》册(宋拓本) 南北朝梁国摩崖刻石《瘗鹤铭》的宋拓本。剪条装，共15页，每页2字，纵24.5厘米，横14.6厘米。书法厚重高古，用笔奇峭飞逸，虽称楷书，略带隶书和行书意趣，字里行间显露出六朝时期的风韵，为隋唐以来楷书的风范。历代文人书法家评价甚高，对后世书坛有较大影响。此铭早拓本流传极少,此册纸墨醇古,字无剜剔，神完气足,宛如真迹,“未逐吾翔”的“逐吾”2字左只稍损,“翔”字左“羊”部右点尚见;“胎禽浮”的“浮”字左下点尚存,实为现存最旧拓本。此拓本有潘宁题签,潘宁、王文治、费兆锟、铁保等跋,并有南宋“游似”、清“崇恩私印”、“石宾”等藏印23方。张彦生《善本碑帖录》著录。现藏故宫博物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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