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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时代的每一个政治体制都会形成相应的行政作风、官僚氛围和思想观念，都有一套由有形或无形的规矩组成的、公认的“官场文化”，同僚之交就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同僚之交是健康的，衙门中人尊崇它，就会形成团结配合的健全环境。如果不顾是非的互相掣肘，互相倾轧，就会造成相互报复而结仇的恶劣局面。 唐朝开元年间，姚崇为紫微令，和尚书左丞相刘幽求是搭档，但两人合作并不愉快。姚崇觉得刘幽求挡住了自己的仕途，就想办法挤走他。以后，姚崇借机向唐玄宗告刘幽求的状，还伙同其他大臣进行排挤活动，不久刘幽求就被贬为睦州刺史赶出京城。吏部尚书魏知古是姚崇推荐的，但由于魏知古没有接受姚崇两个儿子送礼求官的要求，姚崇便布局排挤魏知古。经过他的花言巧语，唐玄宗认为魏知古是个忘恩负义之人，于开元二年五月把他调任工部尚书，夺取其人事任免大权。 还是那个刘仁轨，史书中对他的官场为人也是颇有微言的，《册府元龟·总录部·诈伪》说他“外示长者，内怀矫诈。”嗣圣元年，武则天意图诛杀顾命大臣中书令裴炎，派郎将姜嗣宗自洛邑出使长安，问刘仁轨意见。刘仁轨问姜嗣宗对裴炎印象，姜嗣宗回答说觉得裴炎举止有异于常很久了。以后，姜嗣宗带着刘仁轨的奏章返回洛阳，想不到刘仁轨在奏章说“嗣宗知裴炎造反，而不上奏。”结果，武则天在处死裴炎后又在都亭驿将姜嗣宗处以绞刑。 说实在的，史书中关于官场同僚互相倾轧的案例简直举不胜举，说来令人寒心。但当然也有一些“正能量”的史料和人物的，至今传为佳话。历史上最著名的史例就是战国时赵国的廉颇与蔺相如化敌为友的故事了，北宋王安石和苏轼冰释前嫌的故事也是十分感人的，都成为了千古美谈。清代的曾国藩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反对自己的人，顾大局，识大体的表现也值得后人学习。 同治元年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但曾国藩严于责己，虽然认为“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而还是“动心忍性，委曲求全”，将此事交由朝廷裁决。左宗棠是在曾国藩扶持下脱颖而出的，成为独当一面的军政要员后，却以爱闹意气和喜骂人平添许多纠纷。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平息矛盾。一是表扬和鼓励不参与纷争的部属，如他一再赞扬李鸿章“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二是当骂到自己头上时，则不予理睬。遇到“左公之朝夕垢詈鄙人”，他则采取“故以不垢不詈不见不闻不生不灭之法处之”。他还嘱咐儿子不要参与父辈之间的“芥蒂”，“尔辈少年，尤不可妄生意气”，“但不通闻问而已，……切记切记”，足见其力求维护团结的胸怀。 在官场上，同僚中没有永远的仇人，只要能够放低姿态，仇人也很可能变成朋友。在官场上，谁都不是简单的人，若是一味地和别人相争，胜了，自己也肯定是元气大伤；败了，自然一切玩完，而两败俱伤也不是什么好结果。既然同朝为官，那就是一种缘分，以和为贵当然更符合为官准则了。否则，同僚之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惟其小智自私，乖同寅之义，无协恭之诚”，怎么去治理天下？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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