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三进

​七十年前，双流刘咸炘（鑑泉）先生发表<三进>一文，阐明自汉末以来儒学的三变。［9］首先，汉唐儒者大多注重於章句训诂、典章制度，「止於粗迹」。

宋儒始知反本，开始作本体的探究。而这是佛、道的胜场，宋儒因此汲取老庄、释氏之说，建立新儒学，理学（广义上的）於是兴起。此乃「一进」。宋儒主流程、朱一系，主张格物穷理，所重在知。然而本体之知乃德性之知，不能单靠观念，必须实有其心上的工夫。以阳明为代表的明儒，於是注重心，强调主体，以朱子的格物致知为支离。此乃「二进」。朱门后学只重穷理，流於观念的摸索。王学末流过於强调良知之悟，所自诩的也只是「一时乍得之景象」。二者主张虽不同，对於变化气质之功，均有所逮。阳明以后的明儒，在治心之际，深感实悟实得之为难，一瞥之慧的不可恃，必须心气兼治，方能收变化气质之效。他们明白，作为道德实践的动力，知识不如情意，而情理不仅是心理方面的，也是生理方面的；身心相关，心理必须有生理的支持，亦即心之悟必济之以气之养。因此，气的调适为道德实践所不可或缺。道家内丹一派，在这方面有一整套的理论及实践方法。於是内丹炼气之术便成了道德修养的工夫。此乃「三进」。

　　鑑泉的这一分析，与明代理学的发展正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