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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朱汉民谈《理学与人生》 ：理学的人生追求与生命智慧 忧并快乐着：理学的人生追求与生命智慧 ——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谈《理学与人生》
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 郦峰华摄
朱汉民老师讲解《理学与人生》现场 郦峰华摄 每一个不愿浑噩度日、对人生有过“审视”的人，都无可避免地会遭遇一些类似这样的问题：人应该追求个体身心的愉悦，还是积极承担社会的责任?在做好自己事业的同时，人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能力越强的人是不是就应该整日眉头紧锁、饱含忧患意识?为什么有的人贫困潦倒却快乐无忧，而有的人金钱富足却苦闷压抑?人的一生究竟应该追寻“忧”还是“乐”? 9月19日上午，在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主办的第十三期企业家国学践行研修班上，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专家、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以《理学与人生》为题开坛布讲。“对于忧与乐问题的解决，我们当代人可以从中国古代优秀思想中获得资源，特别是宋明理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说，作为一种成熟度高、体系完整的思想理论形态，宋明理学关于人生境遇、价值追求、人格理想、生命境界等问题的探讨，对于当代人都有启发意义。 何谓理学：多元视野中的理学“形象” 提起理学，很多人都会皱眉头，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这些大师究竟在讨论什么?理学研究的那些“天理”“道心”“无极”等概念究竟和我们有何关系?理学家的著作为何比《论语》《孟子》这类书还难读?总之，搞不清什么是理学。 对此，朱汉民教授说，要简单地理解“什么是理学”，可以从三个维度出发，即历史维度、哲学维度和文化维度。 从历史维度来看，理学是中国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即儒学的第三个形态。 中国古代儒学在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原始儒学、汉唐儒学和宋明儒学。原始儒学从孔子创立开始，曾子、子思、孟子等几代弟子均属于原始儒家学派，留下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学代表典籍。原始儒学主要关注现实生活中的道德伦理，强调修身、做人、做事。 到了汉唐时期，儒学努力向政治靠近，特别是董仲舒提倡“独尊儒术”，对儒学进行改造，儒学成为政治儒学，关注意识形态，并维护封建统治，“三纲五常”的概念就在这个时期提出。 到来宋代，儒家思考的问题就与前人不同了。魏晋以来，佛、道二教非常盛行，儒家学说主要是一套伦理政治之学，在如何做人、如何建立一套政治制度方面比较擅长，但是对于人的身心安顿问题却缺乏充分的思考，从而出现了缺陷。人生是复杂的，人在“忧天下”的同时，也必然会“忧生命”，对于自己的生命境遇、七情六欲都需要安顿，而佛教和道教在这方面却非常擅长。有鉴于此，宋儒便开始吸取佛道二教的理论精华，开始侧重探讨人心灵和信仰问题。所以，宋明时代的理学家大都有“出入佛老”最后又回到儒学的经历。可见，理学是儒释道三家相互融合的产物。 从哲学维度来看，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 原始儒学和汉唐儒学，不管是关注伦理道德，还是关注政治纲常，都是在世俗世界当中，其抽象程度和理论化水平并不高，即并未达到完全意义上的哲学高度。哲学谈的主要是宇宙和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比如对于“仁”，孔子说“仁者，爱人”。而朱熹却说：“仁者，天地之心。”这就是差别。 以下这个例子更能说明原始儒学和理学在理论化程度方面的区别。 过去父母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孔子的学生宰我说：“守三年丧太辛苦，可不可以不用守那么久?”孔子回答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内心安稳，就可以不守。” 孔子的意思是，你的父母把你生下来，至少要哺育你三年。现在父母去世，你也应该回报父母三年。这是从社会角色的角度来思考和处理问题。 然而，理学家朱熹并却并不像孔子那样认为“因为父母生我养我，所以要为他们守孝三年”，他论证的儒家伦理就是天理，世界就是由天理来主宰的，你如果不服从伦理就是不服从天理，所以朱熹把天理抬高到一个最高的高度，也把儒家伦理强调到天理的高度。 可见，理学复兴了先秦儒学的伦理思想，但是将其提升为太极、天理、天地之性、道心等哲学范畴，从而使理学成为一种思辨的、精致的、庞大的哲学体系。 从文化的维度来看，理学是“儒教文化圈”的思想主体与内核。 自西学传入中国以后，学术界一直在思考儒学到底是不是宗教。有个说法叫“三教九流”，三教是儒、佛、道，把儒家也成为“教”。现在很多从事文化学研究的学者就把中国称为“儒教中国”。在儒教文化圈里，不论是韩国还是日本、新加坡，他们所接触的儒家文化全是理学化了的儒学。 因此，朱汉民教授说，理学可以界定为宋明时期出现的一种哲学化的、作为东亚儒教思想核心的儒学形态。 学达性天：天理与人性的“纠缠” 康熙曾向岳麓书院赐匾：学达性天。“学”就是学习，下学一定要上达，一定要升华到“性”、“天”。“性”就是人性，宋明理学认为人有一种根本性的东西，叫人性，人性又称“天地之性”。“天地之性”来源于天理。这就是将学习、人性和天理联系了起来。 其实“理”这个字主要不是来自儒家经典，而是大量出现在《庄子》和《韩非子》等典籍中。《庄子·天运篇》中云：“夫至乐者，先应之以人事，顺之以天理。”《韩非子·解老篇》中云：“凡理者，方圆、短长……故理定而后可得道也。”韩非子认为每个具体事物都有它的条理准则。比方说一张桌子为什么四条腿，为什么春天花草生长，秋天花草凋落?一切自然现象都有它内在的规律存在。这些都由“理”来决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自然规律，即物理。 除了物理外，还有事理和情理，即现实生活中人们相互交往的伦理要求、法则与规矩。二程就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宋明理学就把这些物理、事理、情理都统一起来放在“天理”的范畴之下。 在中国古代，但凡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都会探讨人性的问题，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认为“人性本恶”。宋明理学家也毫不例外地探讨了人性问题。他们认为“人性即天理”。将“天道”与“性”均归之于“理“。 首先，他们主张“天道”即是“理”。“问：天道如何?(二程)曰：只是理，理便是天道也。如说皇天震怒，终不是有人在上震怒，只是理如此。” 其次，他们主张“性”即是理。“性即是理，理则自尧、舜至于涂人，一也。才禀于气，气有浊清，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 另外，理学家还提出了“理一分殊”理论。朱熹说：“天下之理万殊，然其归则一而已矣。”他还以“月映万川”来比喻“天理”和万物之理之间的关系。 朱汉民教授认为，理学家关于天理与人性的探讨，对于当代人处理道德与私欲的关系，摆正人心的位置、坚守做人的底线都有积极意义。 圣贤气象：理学家的人格理想 孔子和孟子分别“开出了”两种人格理想，即“温、良、恭、俭、让”的谦谦君子人格和不畏权贵、顶天立地的铮铮汉子人格。 到了两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与人格理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北宋初开始，儒家开始普遍倡导所谓的“圣贤气象”。 宋儒所追求的“圣贤气象”的内涵是什么呢? 首先，在宋儒眼中具“圣贤气象”的士大夫，必须能够关怀社会、心忧天下，具有“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以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为己任，积极参加治国平天下的经世济民的活动。 在原始儒学那里，尧、舜、文、武、周公等圣人均是那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能够完成博施济众事业的理想人格，而宋代理学家就明确以这些圣贤为自己效法的榜样。范仲淹倡导心忧天下，他总是“言政权之源流，议风俗之厚薄，陈圣贤之事业，论文武之得失。”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担当精神，正是宋代士大夫所推崇的“圣贤气象”的核心价值。 另外，宋儒所推崇的“圣贤气象”除了具有儒家传统的救时行道的社会道德内涵之外，同时还有追求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个体人格及其精神超越，即“孔颜乐处”。 程颢、程颐两兄弟，十四、五岁便从学于理学开山周敦颐，周子并没有向他们传授什么深奥的哲理与经典的解读，而是教他们“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据说，后来程颢“自再见周茂叔后，吟风弄月而归，有‘吾与点也’之意。”他显然是从周敦颐那里领悟了“孔颜乐处”的深刻涵义。据《论语》记载，孔子曾自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另外，孔子还对弟子颜回赞扬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在宋儒看来，孔子、颜子能够在“人不堪其忧”的艰苦生活中感到精神上的快乐，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内涵和人生指导意义。这一“圣贤之乐”正应该是他们深思的，也应是他们效法的。 其实，宋儒均是在保持儒家忧患意识、人文关怀的同时，普遍地追求个人的精神洒落、心灵安乐，“孔颜乐处”成为宋儒十分热衷探讨并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胡瑗主讲太学时对“孔颜乐处”甚为热衷，曾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试诸生。二程兄弟从学周敦颐以后，就一直重视寻孔颜乐处及所乐何事。张载在进入圣学门槛时，也是从孔颜乐处开始的。据《宋史·道学传》记载，张载年少时喜谈兵，“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可见，“名教可乐”问题同样是张载深入圣学、建构理论的关键。 总之，理学的“圣贤气象”包括两个方面：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又有个人的身心自在，既有忧患意识又不能放弃闲适心态，既坚守道义情怀又具有洒落胸襟。由此可见，在当代社会，人们在追求事业成功、积极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还应修身养性、关怀自己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愉悦。一个每天忧伤、痛苦、烦恼的人，即使坐拥金山、权倾天下，也不可能成为“圣贤”，不可能活得幸福。 人生境界：理学的生命追求 人不仅力求“活着”，而且力求“体面地活着”，“有意义地活着，”力求“过一种高尚的生活”。这就涉及到人生境界的问题。 孔子明确以道德为标准将芸芸众生划分为“小人”和“君子”两大境界。根据理学的思想传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根据人“觉解”即“道德期待”的不同，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级，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其意义颇大。 第一个是自然境界。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做他所做的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 第二个是功利境界。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 第三个是道德境界。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陆九渊说：“思则得之，得此者也;先立乎其大者，立此者也;积善者，积此者也;集义者，集此者也;知德者，知此者也;进德者，进此者也。”就是道德境界。 第四个是天地境界。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正如程颢所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廊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圣人之喜，以物之当喜;圣人之怒，以物之当怒。是圣人之喜怒，不系于心而系于物也。” 那么，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前面的境界就要排除掉吗? 其实并非如此。理学家认为，人追求更高的境界时，不应该否定、放弃基本的功利追求和道德精神追求，而应努力将功利、道德、天地境界统一起来。正如胡宏所说：“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 其实，西方心理学在关于人的需求方面的探讨也和中国的境界说有异曲同工之效。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就认为人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精神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后来，马斯洛到晚年发现，人的这些需要全部满足后，一定还有一种要将自己和最根本、最宏大的宇宙终极存在融为一体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天人合一”的超越性需要。 从现实情况来看，人们总是生活在不同层次的境界之中，很难要求所有人都达到最高的境界。但是，从人们的主观愿望出发，每一个人在正常的情况下走希望自己能走上更高的人生境界，现实生命更有意义的状态。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学习、修身、觉悟。 “任何人希望进入到更高的精神境界，化解命运带来的人生凶险和精神困境，就必须强调精神修炼。”朱汉民教授还就理学视域中的“命运”问题和“修炼功夫”给学员们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的阐释。 “当下是大融合的时代，儒家重在济世，道家重在修身，佛家重在修心，诸家学说各有千秋，融合和佛道儒和现代科学的理学是与时俱进的结果。”朱汉民教授授课结束后，中南大学教授、湖南践行国学公益基金会会长颜爱民说，此次课程朱汉民教授选择讲授“理学与人生”，一是朱汉民教授是国内研究宋明理学的权威，二是本次国学课程以经世致用为主题，这恰恰是理学的核心。国学不能食古不化，既要“善养浩然之气”，也须追求“内圣外王”，顺应世道人心和社会需要，走出融合发展的创新道路。(宣传组 余孟孟 曾晓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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