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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次的历史渊源与“和”文化发祥地
□高雄辉 一、榆州古国 始祖炎帝 榆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据对境内长凝镇贾鱼沟和东赵乡大发村旧石器文化遗址的考证，早在一万年以前，这里就有人类在活动。清同治《榆次县志》记载：“榆次禹贡冀州之域，上古帝榆罔凭太行以居冀州，榆罔之后国为榆州，即今榆社等处，榆次与榆社地相次接属故名”。 在原始社会后期部落和部落联盟时代，神农氏炎帝榆罔被黄帝打败后，为保护自己的氏族领地，独自南迁长沙，神农氏的九世孙榆罔方雷氏大约在公元前2690年前后被黄帝封于今榆社县等地，建立榆州国，国都设在黎岭上（今长治县境内），而将祭祀炎帝的地点选在榆社的社城。社城东可以出太行山到达冀中平原，向南可以直通上党，向西可以出太岳山到达晋中盆地，是一个比较理想的战略要地，这里是炎帝氏族最早的集祭天、地、祖为一体的祭祀之地。“社”就是祭祀之意，国的象征。其氏族部落居于整个上党地区，其地域包括南上党和北上党。南上党为今天的晋城市和长治市中南部，北上党为今天长治市的襄垣县、沁县、武乡县，晋中市的榆社县、左权县、和顺县、昔阳县、榆次区，阳泉市的平定县。榆次地理位置因与榆社地相次接属故为榆次，由此可见，榆次地名存在至少4500多年了。榆州国历时黄帝、颛顼、夏、商、西周、春秋，后被曲沃国（晋国）所灭。国家长达2100年，是中国历史上年代最长的国家。榆州国其后裔，在夏时代被称为“易”，商时代被称为“戎”，西周时称为“赤狄”。 榆州国在黄帝以后至殷商后期的1600年里，由于上党盆地四面有大山作屏障，而当时的兵器又相对简陋，所以榆州国人在太行山中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和大山以外没有很大的冲突。到了殷商后期，榆州国受到殷商诸侯国周侯季历的沉重打击。武乙是商朝的第二十七代君主，他继位时，诸侯国周在位的是季历，武乙授予了季历征伐的权力。季历于是带兵频繁出征，先后灭掉了程（今陕西咸阳）、义渠（今宁夏固原）、西部鬼戎（即鬼方）。武乙死后文丁继位，文丁四年（公元前1108年），季历又率兵征伐了今山西长治市屯留县的余吾戎（殷商对榆州国称呼）。没想到这些战绩为他引来了杀身大祸。文丁一开始的时候看到征战成功也是很高兴的，并且任命季历为殷牧师，执掌商朝西部地区征伐事宜。后来看到季历的征伐连连成功，使得周的声威大振，势力越来越强大，感到非常害怕，于是想遏制周的发展。季历在征伐成功之后到殷献上俘虏并且汇报战况，文丁给予季历丰厚的赏赐，并且封季历为西伯。季历丝毫没有防备文丁想要杀掉自己的意图，当季历想要返回周的时候，文丁突然下令囚禁了季历，罪名是季历杀死了武乙，季历被软禁了一段时间后被杀害。季历死后其儿子姬昌（周文王）继位，下决心要为父报仇，于是就有了后来的武王伐纣，殷商最后被周所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丁杀季历”典故。公元前1108年的那次征战，周王季历攻下榆州国包括榆社县以南全部地区，榆州国地域缩小为今榆社以北及榆次、和顺、昔阳、平定一带，形成与商对峙局面，榆社成为榆州国第二个国都。 二、魏绛和戎 以货易土 西周初年，周王室为了巩固其统治，大力推行宗法分封，周成王（周武王之子）封他的同母弟叔虞于古唐国。唐国是殷周之际存在于今天山西南部的翼城、曲沃、襄汾和绛县之间方圆不足百里的一个小国，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唐尧时代。在武王灭商的过程中，古唐国也被征服，成为以周人为领袖的方国联合体的一个成员国，但是武庚的叛乱从根本上改变了周人的这种政治统治模式。周公东征胜利后，出于巩固周王朝统治的考虑，改变了周初那种方国联合体的政治格局，实行“天下宗周”的分封制度，以武装殖民的方式在广阔的地域内建立起众多周系诸侯国，把周王朝改造成一个大规模、宗法化，以周王为宗主、周姓诸侯为主，异姓诸侯为辅的新型王朝。周成王同母弟叔虞就是在这次分封的浪潮中被封到了古唐国，古唐国的王室贵族被周公迁到杜（陕西长安），故又称唐杜氏。 周王室对这次分封极为重视，为此曾举行过盛大的册封典礼和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左传·定公四年》这样记载：“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之甲）、沽洗（之钟）、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周王室不仅赏赐叔虞稀世的战利品和授土授民，还规定了治国方针即“启以夏政，疆以戎索”，要求“夏政”与“戎索”兼施并举，既在夏人的故墟，又在多山的戎狄地区，既发扬夏氏民族的传统，又尊重戎狄民族的习惯规章。因地制宜地治理自己的诸侯国。 叔虞死后他的儿子姬燮父继位，国都迁到肥沃的晋水之旁，改国号为晋，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更改国名的君主。从叔虞经九世至穆候，大约相当于西周时期。这一时期除了始祖叔虞以晋献嘉禾在诸侯中曾居于特殊地位之外，其他晋侯治绩平平，使得晋国在诸侯国中地位并不高，疆域也没有多大变化。献公即位之初，正值齐国称霸华夏，楚国已经勃兴，郑国也曾形成过所谓的“郑庄小霸”，秦国亦有了较大的发展，而“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在侧”（《国语·晋语一》），国内内乱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献公在稳定和巩固其统治之后，对外吞小食大开疆拓地，坚持不断地对外用兵，使晋国的地理界域大大突破“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范围，不仅跨越黄河到达今河南豫西部分地区，而且覆盖了几乎整个晋南地区到了今晋中的南部地区，因而他被称为晋国的“始盛之君”。公元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经过骊姬之乱，流亡19年后回国即位，是为晋文公。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晋国以少胜多，大败楚军。战后晋文公大会诸侯于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周襄王册封晋文公为“侯伯”，晋文公的霸主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九年，榆州国发兵灭了曲集国。曲集国是商朝时的黎国的附属国，又称曲梁国，中心就在今山西潞城市西十里的石梁。武王伐纣后，周朝又将原商朝黎国的地方封给帝尧的祁姓后裔，赐爵为侯，并且仍沿用黎国的名称，曲梁国从属于祁姓黎国。榆州国灭曲梁国后，在其国体的基础上，封活动于今潞城一带强大的赤狄潞氏建立潞国，赤狄潞氏是榆罔支系第五子之孙路氏后裔，是赤狄中最强大的一支，潞子国国君为隗姓，封为子爵，名婴儿，因此又称潞子婴儿国。周定王三年（前604年）潞子国又夺取邻国黎侯国（中心在山西黎城县）的封地，疆域扩至今山西潞城市，长治县、黎城县、平顺县、壶关县一带。 “盖戎族之为中国患甚矣，而狄为最，诸狄之中赤狄为最，赤狄诸侯潞氏为最（《春秋大事·春秋四裔表叙》）”。正是在狄人一派强势的情况下，就连当时强大的晋国也不放在眼里，更有秦国也看中了赤狄，怂恿赤狄和晋国作战。就这样，从献公到晋景公在位的近百年间，赤狄与晋国的冲突从未中断，赤狄潞氏建立潞子国后仍然如是。至晋成公时，成公为了和强大的潞子国表示睦邻诚意，曾把自己的女儿伯姬嫁给其国君潞子婴儿，通过和亲换得暂时安宁。然而到了公元前594年，周定王十三年、晋景公六年，潞子国的权臣酆舒专权，暗地里私通秦国撑腰，丧心病狂地逼迫潞子国断绝晋潞之好，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伯姬，又在君臣醉猎过程中以打鸟取乐，装作不小心打伤了潞子的眼睛。潞子不堪其辱，又力不能制，只好求救于晋国。晋景公听说自己的亲姐姐伯姬在潞子国被杀，怒不可遏，力排众议，罗列了狄人酆舒的五大罪状作为征战理由。这年六月，晋景公派大将荀林父出兵车三百乘对潞子国兴师问罪，在曲梁（今潞城市石梁村)大败潞军，随之杀酆舒，灭潞国，其酋长潞子婴儿被俘虏带回晋国。榆州国榆氏（居今榆社县社城镇）、甲氏（居今武乡县）亦同时被灭，中行氏遂占领了今潞城、武乡、榆社、左权等赤狄之地。但中行桓子荀林父在灭榆州国后突然暴毙，从而中止了晋军讨伐榆州国残部的行动。致使部分榆州国人从和顺北部越过八缚岭退到了榆州国所属的榆次，在榆次建立了榆州国最后一个国都。从现存地名分析，国都地望应在今榆次庄子乡榆城坪村一带。 早在叔虞封唐之前，周武王（周文王之子）对兴兵征伐战争中的有功之臣，按战功大小，分公、侯、伯、子、男五个爵位按级封侯时，少数民族、山戎族一支部落的首领就被封子爵，在封地无终山(今河北玉田县城区6.7公里处)一带建立无终子国。至悼公时，晋国仍是诸侯势力强大的盟主，而戎人国家由于秦国在关中地区的崛起，不断兼并戎国，戎人在西部难以立足，只得向东转移。无终国都紧邻燕国，由于当时国力不盛，根本无力南顾。无终国便有了兴国发展的机遇。这时的无终国君嘉父，励精图治，谋略不凡，内修国政，加强武备，于晋悼公三年（公元前570年）对外联络其他戎国，并至无终，歃血定盟。同时，积极推进与晋国的亲和关系。榆次一带的榆州国戎人此时并入无终国。公元前569年嘉父派使臣孟乐入晋国纳虎豹之皮，请求与晋国议和。晋悼公认为“戎狄无亲而贪，不如伐之”。晋国司马魏绛向他陈述和戎五利：“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戎狄为马上民族，以游牧为主，因而轻视土地，重视财物。晋国可以利用戎狄的这一特性以财物向其换取土地，从而扩大晋国的北部边界。“边鄙不耸，民押其野，穑人成功，二也。”与戎狄的连年战争导致晋国北鄙农事荒废，人民也十分疲敝。而与戎狄修好，则人民可安居乐业、回归土地，农业生产就可以得到保证。“戎狄事晋，四邻震动，诸侯威怀，三也”。戎狄归降晋国，诸侯必然要受到震动，如此则晋国的国威必将大震。“以德绥戎，师徒不勤，甲兵不顿，四也。”消弭战争，既可以修养军队，也可以节约保存战争物资。“鉴于后羿，而用德度，远至迩安，五也。”从历史出发，以史为鉴，以德服人，才能真正长治久安（《左传·襄公四年》）。悼公接受了魏绛的建议。魏绛受命北上亲赴各地开展和戎工作，所到之处皆以盟约之策使得诸戎朝晋。仅用八年时间，便取得了晋国与戎狄和睦相处的局面。榆次一带以货易土、兵不血刃纳入晋国版图，曾经的榆州国成为历史。和戎的成功，使晋国可以集中力量逐鹿中原，而无后顾之忧，魏绛和戎策略对于晋悼公再次称霸中原作出积极贡献，《国语》称，晋国“于是乎遂伯（霸）”。 自魏绛和戎后，晋国与戎狄和平相处近30年。晋平公时代专权晋国之政的六卿族为了扩大各自实力，竞相北上扩土，于是重新掀起攻伐戎狄的大规模战争。公元前541年，晋国荀吴同无终部等戎狄联军在大卤（太原一带）展开激战。战争中，面对穿梭山林丘陵的戎狄步卒，晋军的战车却处处受阻，于是晋军将领魏舒索性“毁车以为行”改车战为步战，并大获全胜。晋国的版图进一步扩大。清初学者顾炎武著《日知录》考证：“悼公用魏绛和戎之谋以货易土，平公用荀吴，败狄于太原，于是晋之北境至于洞涡（今潇河）、洛阴（今太原市阳曲县洛阴村）之间”。 魏绛，姬姓，魏氏，乃魏犫之孙，魏武子之子，出身于世家大族。悼公即位元年，为了拉拢强族，对世家子弟广泛进行封赏，魏绛本人即在此时被任命为中军司马，负责执掌军中法度。魏绛因家族关系而得以位列入卿大夫，但在辅佐晋悼公期间却是真正做到了以国家利益为主，执法严正、不畏权贵、居功不傲、居安思危，在晋国中兴霸权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特别是他深谋远虑，力主和戎，使晋国最终达到了扩大疆域和增强国力的双重效果。这可以称得上他政治生涯中最大的贡献。晋国君臣为了表彰魏绛的功绩，将和戎得来的榆次这块土地取魏绛之“魏”，榆次之“榆”，将榆次更名为“魏榆”。晋悼公还赐予其乐师、乐器。榆次人为了纪念这位给他们带来和平安宁生活的功臣，将榆次东南八缚岭上一座魏绛和戎过程中曾经驻足过的山峰命名为“绛立圪塔”。魏绛这位晋国卓越的政治家最终因功改封在安邑（今属山西运城），死后谥号曰“庄”，后世也因此多称其为“魏庄子”。 从历史文化发展的角度看，魏绛和戎本质上是唐国初年“疆以戎索”文化战略的延续。西周初年，晋国周围的戎狄部落有条戎、白狄、骊戎、北戎、狐氏戎、赤狄、茅狄、陆浑之戎等。要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必须处理好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相互影响和促进势不可免。事实上，晋国公室所代表的周礼正统文化一直处在与晋国周边夏、戎文化的融合之中。比如说，晋国与戎狄的长期作战中，逐步受到戎狄的装备战术、兵种的影响。这理应是晋国在春秋时期兵力强大的原因之一。另外，在社会上层与周边戎狄之人的通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发生。特别是“曲沃代翼”以后，在晋献公和晋文公的妾姬之中，戎狄之人并不鲜见，致使朝廷重臣的行列中也时常出现戎狄后裔。晋文公“攘夷”，只是强调中原文化的主导地位，并不排斥周边少数民族文化。魏绛和戎之举是晋国历史文化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一次集中表现。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族团结的政策，并开辟了我国历史上华夏民族争取团结少数民族最成功的先例，对后世用非暴力手段解决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纷争促进各民族融合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先导意义。魏绛和戎可以称之为中国“和”文化的肇始。正是因为晋文化中早已生长着容纳周边文明的种子，才会在战国时期出现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文化整合，也才会从汉代开始在山西地区逐渐形成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大熔炉。 从古代政治文明演进的角度看，魏绛在“和戎”过程中追求并实践民族和谐、和睦、和平，以德服人，以仁施政的理念，这在我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这也是魏绛和戎能够彪炳千秋的主要原因所在。 三、七分祁田 郡县萌芽 据《左传》记载，晋平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34年），“有石言于晋魏榆。”这是春秋时期“魏榆”之最早见于书者。晋昭公五年（公元前527），大夫中行穆子（荀吴）据魏榆北伐翟（狄），都魏榆，故魏榆亦名“中都”。 周灵王十六年（公元前566），晋平公以祁地赐大夫姬奚为食邑，榆次一带属姬奚的食邑。姬奚因以封地祁邑为氏，就改姓祁了。即历史上有名的“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祁黄羊。公元前514年6月，晋国韩、赵、魏、智、范、中行氏六家大夫联合灭了祁氏，食邑被没收。秋天，魏献子分祁氏封地为涂水（在今榆次境内）、祁（在今祁县境内）、邬（在今介休市境内）、平陵（在今平遥文水境内）、梗阳（在今清徐县境内）、盂（在今盂县境内）、马首（在今寿阳县境内）七县。并任命一批官员为县大夫，成为我国郡县制最早的萌芽。榆次以境内的母亲河——涂水河为名，命名为涂水县，任命荀林父之弟荀首的后人知徐吾为涂水大夫，知徐吾成为榆次历史上第一任县令。涂水县地望在今榆次区修文镇王都村一带。 在西周时代，周王与诸侯国之间存在着明确的政治关系，这一政治关系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各诸侯负有对周天子朝觐、进贡与助征伐的义务，另一方面各诸侯国又处于相对独立的地位，其内政事务基本上不受制于周天子，而且各诸侯国还可以分封其大夫，也就是以一部分疆土，为其属下的大夫立家，在家与诸侯国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政治关系。春秋以后，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社及所有制即井田制度逐渐有了变化，使得国人与野人身份地位的差别渐渐消失。国与野的对立也渐渐消弭，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制度却渐渐萌芽，这就是郡县制的出现。以县为邑在春秋的晋国表现的最为明显。晋国早期按照都邑区划组织地方行政，其中有宗庙的称作都，没有的称为邑。随着晋国的扩张，到春秋初期出现了最早的叫作“县”的地方行政单位，都是在新占领土地上所设置的，据考证，晋县最早为武公时所设的荀县，再就是献公时的耿、魏两县，其余各县则为文公、灵公、平公和顷公时所置，已有49个“成县”即大县，此外还有很多由大县所分出的小县。这些县主要分布在黄河与汾河流域，远离都城，处于边地。而这些县也并不是都变成公邑，也还存在大夫的采邑。也就是有县邑之县与郡县之县的差别。郡县之县与县邑之县至少应该有四个差别，一是郡县之县不是采邑，而完全是国君的直属地。二是其长官不世袭，可随时或定期撤换。三是其幅员或范围一般经过人为划定，而不全是天然形成。四是县以下还有乡里等更为基层的组织。这正是战国时期县的基本特征。这些差别的形成，正表现了从县邑之县过渡到郡县之县过程的完成。任何制度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同样道理，这一过渡时期也都是漫长的。而这一转化过程在春秋后期显示了出来，显示这一转化过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发生在晋顷公十二年（公园前514），晋国六卿联合灭了祁氏，分祁氏之田为七县，任命司马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这些人之所以当上县大夫或因为有功而受禄，如贾辛与司马乌是“有力于王室”；或因是世族子弟而受荫，如知徐吾、魏戊、韩固三人是掌权三家大夫之馀子，其余两人则因为贤明而被推举。其时晋国是魏献子当政，魏戊是其庶子，魏戊被任命为县大夫，魏献子还担心有人讲闲话，问另一大夫成氏道：“吾与戊也县，人其以为我党乎？”成氏列举魏戊之善，而后说：“虽与之县，不亦可乎。”这不但说明其时大夫之子虽有优先出仕之特权，但受命者尚需有才德才行，还可见此时之县大夫已不都是食采之人，而是如同后世的官僚，上述七县也并不是采邑，若是采邑，则尽可属之以亲戚，不必防备闲言了。说这些县不是采邑，还有两个证明是县大夫都要到该县履职，并非待在国都而享受该县之采。贾辛在去祁县前朝见魏献子，魏献子说：“行乎，敬之哉，毋堕乃力。”这完全像是后代知县陛见时，皇帝勉励的话。再者，魏戊到梗阳后，有一件案子无法处理就转报中央决定。这一方式表示魏戊是国君的命官，同时又表明与地方之间存在的行政关系。若是依照封建制，则大夫的采邑是与诸侯无关，相对独立的实体，无须将案子上报的，更有甚者，魏献子本来想接受贿赂，曲断此案，却被魏戊使人所劝阻。更说明连在中央执政的魏献子也不能将梗阳当作自己的私邑。还有魏献子说涂水大夫知徐吾尽守职责，说明知徐吾是有政绩才被任命为涂水大夫的，而不是单纯的靠血缘关系。这些县长官都由晋国君主直接任免，他们只能按照其级别领取俸禄，没有世袭特权，应该是最早的食禄官僚。以上是从官僚制产生的角度来分析的，若以行政区划的出现来看，这七县是由封建采邑重新疆理而设置，说明是朝着正式的政区迈出了一大步。 县制冲击并瓦解了传统的维持城乡关系的国野制度，极大地加强了国君的权力，有利于中央集权制的发展，成为诸侯制由中央集权制转变的先锋以及中央与地方关系根本性变化的载体。这种新兴的管理方式明显不符合“周礼”规定的世卿世禄制度。所以开创于晋国并在晋国全面实行的郡县制，不仅是政治制度的创新，也是政治文化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传达出的最强烈的文化理念是，个人价值的实现再也不能依赖祖辈的权力和地位，而是要依靠自身的功劳和业绩。特别是对于社会中下阶层来说，他们现在的社会地位是可以通过个人奋斗而加以改变和被提升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公元前514年晋国设置涂水县等七县的行动作为我国地方行政制度雏形的标志。 中央集权的国家是逐步形成的，从周初封建的诸侯国脱胎而来。与之相应，行政区划也是经过萌芽、发展和全面推行的阶段。从春秋时期县的出现，到秦始皇分天下三十六郡实行郡县制，大约经历了三个世纪的漫长过渡时期。由封建制转而为郡县制不但是行政区划产生的标志，而且也是中国行政制度史上堪称与专制变为共和相比拟的最重要的制度变迁之一。 岁月悠悠，沧海桑田。时间老人踽踽前行，永不停歇，在榆次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折射出唐风晋韵的灿烂光芒，铸就了这座城市兼容并蓄、宽厚博大的性格，是榆次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精美的历史文化，使人敬畏，给我们以生命的厚重感以及对精神家园戍守的使命感，让我们更加眷恋这方水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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