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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从来都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时候由于观点不同立场不同而评价正好相反甚至于令人大吃一惊，因为古今十分悬殊，从来没有定论。 我们只知道，最初记述和评价永贞革新的文字，是据说和刘禹锡柳宗元私交颇好又同是文学大家的韩愈所撰《顺宗实录》，不过交情归交情，韩愈却在该“实录”里没有给好朋友多少历史面子，因为他对刘柳参加领导的永贞革新评价不高。 有人认为这是老韩出于个人恩怨和嫉妒心而不能如实记述和评价。如清人陈祖范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陈祖范文集》卷一）。而著名学者陈寅恪还从政治高度上认为涉及内廷党争，他说：“永贞内禅尤为唐代内廷阉寺党派竞争与外朝士大夫关系之一最著事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 反正，陈老断定韩愈与宦官头目俱文珍关系密切交情深厚，所以记述永贞革新多是从宦官集团等反对派的意见入手，还在老韩他自己的诗歌《永贞行》中斥责改革派是“小人乘时偷国柄”，还说什么“夜作诏书朝拜官，超资越序曾无难。公然白日受贿赂，火齐磊落堆金盘”，几乎把改革派描绘成了董贤（汉代著名同性恋大官）、侯景等奸佞宵小式人物，把他们等同于谋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指责不可谓不严厉。 文人相轻起来比谁都狠，这个连清代大学者何焯评论韩愈这首诗时也曾为革新集团鸣不平，大思想家王夫之也为革新击节赞叹，认为大快人心。 除此之外，很多人都怀疑学问很大却气量很小的刻薄韩愈，恐怕是出于对革新集团包括老朋友在政坛的迅速冒起有强烈的妒忌心，然后趁机削他一顿阴其一把以解恨也。 这正如曾控告刘禹锡的侍御史窦群讥讽王叔文的那句话一样：“事固有不可知者！”一样诡异，宁可信其有也可（此是窦群诅咒王叔文有大贪官李实的下场的话），据说韩愈确实是对刘柳心存怨恨过。 因为韩愈出道比刘柳早，他举进士在贞元八年（公元792年），刘禹锡、柳宗元举进士在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可谓是学长，后来刘柳都中了非常难考的博学宏词科（每次只取三五人），韩愈却没有高中，加上性格褊躁好放空炮，升迁就比较慢。及至变革新政时期，韩愈仅官江陵府掾曹，而刘禹锡、柳宗元却因为参与变革迅速上位，成为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红人，换谁都有点心理不平衡啊。 所以，原本就量小偏狭的韩愈对刘、柳的冒进怀有妒忌心理甚至表示强烈不满也是可以理解的。而且韩愈曾因对朝廷建言被贬斥过，他甚至怀疑是刘柳告的阴状打的小报告，所以后来借撰史之机对永贞革新进行诋毁否定也是事出有因（类似于许敬宗这样的人的修史手法吧）。 再有就是，又因为新旧《唐书》及《资治通鉴》对于永贞革新的记载，观点和资料基本来源或照抄老韩有失公允的《顺宗实录》，加上革新失败，所以关于永贞革新的评价，在当时及稍后的一段时期很难得到公正的评价，可以说是老韩小心眼惹的祸，大文人也有失策的时候。 正如对陶渊明的评价一样，随着时光的流转，永贞革新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好评，到了清代以后更是对永贞革新好评如潮。 前文提过明末清初大思想家王夫之如此评价永贞革新：“革德宗末年之乱政，以快人心，清国纪，亦云善矣。”（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五）。卞孝萱《二王八司马》也称：“他们的施政方针，主要是抑制专横的宦官集团，改革德宗时期诸弊政，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总之很多史学家都给了正面评价，尤其是改革德宗弊政、打击宦官藩镇势力方面评价都比较客观公正。尽管改革者和改革方针并不是十全十美，至少摒弃了韩愈的偏激而不公正的观点。 后来二王八司马果然败走麦城，王叔文的下场甚至比李实更惨，连命都丢掉了，窦群的预言也终于实现。 获胜后的反对派自然是弹冠相庆大肆庆祝一番，这是千古不变的话题。 一生渴望功名利禄又拼命钻营的韩愈在一番落井下石幸灾乐祸之后，立马发出了对好朋友刘柳的革新集团的征讨檄文，一时形成了墙倒众人推的愤怒声讨声势（这种场面很多时候似曾相识），韩愈这个文棍在接任帝王即位之后还找到了官场的第二春，受到重用（这个有点类似于曾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靠投靠宦官得官的风流才子元稹的所作所为），春风得意之后还能在给柳宗元写墓志铭时，才有点良心发现般地对其才学和为人做了较高评价，尽管对永贞革新还是“维持原判”式的一贯嗤之以鼻。相对于同是著名诗人的白居易对刘柳和他们领导的永贞改革的厚道来说，韩同学确实是有点太刻薄了，在韦执谊被贬崖州之后，老白还热情洋溢地写了一首诗《寄隐者》对改革者表示声援和同情，显示了人性的光辉。 热衷于仕途的韩愈对于好朋友刘柳虽然不大公道，而刘柳却在逆境中成就了文学大业，少了一份官场的空洞和应景，多一份大自然的灵气，而且还成就了刘柳惺惺相惜肝胆相照的有情有义形像。据说刘禹锡被发配到十分边远的播州（今遵义）时，因家里有80多岁的高堂老母没人照顾，情深义重的柳宗元要求对调贬地代替朋友去偏远的贵州，而把相对较近较好的柳州让给老友，此事成了千古佳话，此是闲话，打住。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永贞革新的评价问题上。 总之，韩愈式的带有个人恩怨色彩的评价太主观，而后人对其评价有时又太强调客观方面的原因和效果，所以有的历史研究者主张对此次变革进行一分为二的公正评价，也就是说应该从主客观方面综合起来加以公正、全面的评价，才能脱离以偏盖全的片面之嫌，陷入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状态中。 因为我们在看到革新带来的清新气象之外，也应该看参加变革的各路人马，包括二王在内，或多或少也带有一些名利思想和飞黄腾达的野心。正因为如此，革新派才在运动中心浮气躁地忙于升官，任用私人，授人以柄，急于求成的结果是很快便告失败，这个参加者恐怕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关于这个，即使是颇有正义感的刘禹锡也作诗曰“哀我堕名网，有如翾飞辈”什么的表示悔意，坦承自己当时动机不纯。柳宗元也有类似诗句称：“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表示了自己的反思。 反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变革，由于缺乏权力基础和人民群众的支持，永贞改革最终是彻底失败了，正所谓某些网友所说的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也多少反映出了改革者的无奈和悲壮。曾有一个伟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这世上多有常胜之将军少有失败之英雄，更缺乏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而王叔文领导的永贞改革虽然失败了，他自己甚至为之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虽然我们也不能称之为失败的英雄，至少他所领导的改革和颁布的善政已经载入史册，并让千百年来的人们记住，这就够了。 总之，永贞改革以其雷厉风行的清新施政永远鲜活在人民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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