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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愈带头反对永贞革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王叔文主政后，没有起用他，直到那年夏秋宪宗继位时，才把他转任为江陵府法曹参军。韩愈为此痛恨王叔文，并迁怒于柳宗元﹑刘禹锡，把自己遭贬阳山令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永贞革新时没起用韩愈，就其为人来说，恐怕不是没有原由的。而韩愈被贬阳山令起因是上书得罪了李实。
贞元十八年，三十五岁的韩愈，出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可不知什么原因，仅一年后就被撤职。这期间他有《上李尚书书》，向工部侍郎京兆尹李实献文求助，可李实是一个趁着大旱，欺上瞒下克扣征税的贪官，但韩愈却在上书里献媚称颂李实是“忠于君，孝于亲”的人。上书不久，韩愈做了监察御史。这时他又一反前态，与张署、李方叔写《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的奏疏，揭示旱灾实情。 这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使得韩愈因此得罪李实被贬为阳山令。
韩愈被贬这件事本来与两年后才主政的柳宗元等人没有相干，可韩愈却借此机会发泄永贞革新时不被起用的恼怒。他在《赴江陵途中寄赠三学士》的长诗里把他的遭贬归罪于柳宗元和刘禹锡。他说∶“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或虑语言洩，传之落冤仇。”这显然是在泄愤，又故意把自己说成是永贞革新的受害者，以向旧派朝臣求援。他还作诗《永贞行》，攻击王叔文﹑柳宗元等人为“小人乘时偷国柄”。并颠倒黑白，说宦官掌控的禁军是“天子自将非他师”，抵毁革新派，说“天位未许庸夫干”。韩愈的这些话完全是反对王叔文的宦官﹑藩镇和旧派朝臣的腔调，不过经过他的描述更显得激切﹑刻薄罢了。王叔文成了小人，柳宗元等人是依附小人的“速进者”。宋代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的《读柳宗传》中说道∶“余观八司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为叔文所诱，遂陷于不义。至今士大夫欲为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无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于后世，而其名卒不废焉。而所谓欲为君子者，吾多见其初而已；要其终能毋于世俯仰以自别于小人者少耳！复何议彼哉？”苏轼朋党论说∶“唐柳宗元﹑刘禹锡始不陷叔文之党，共高才绝学，亦足以为名臣矣。”韩愈反对王叔文，却迁怒柳宗元和刘禹锡显然是出于私利，但后世却还是因为韩愈的名望而更多的相信韩愈的说法。
之后清朝同治时的陈其元写了一本《庸闲斋笔记》，他在论述“古人被冤”时，为王叔文等人申冤。尽管如此，宦官对直笔的一些记述还是不满。柳宗元参与永贞革新，关系一生荣辱，后世人多为此惜之，可如果韩愈说的是真的，那么查阅柳宗元或刘禹锡留下的文字并没见有一丝与此事有关的文字。
所以，此事是否真的如韩愈所说，或者说历史究竟如何，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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