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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澎湃新闻.古代艺术读到一篇文章《难掩失望——读“苏轼<枯木怪石图>”札记》,针对现身佳士得拍卖行的苏东坡画作《枯木怪石图》提出质疑，读后感到此文作者对该画的质疑颇可商榷，其考证的方法不对路！  作者试图用题跋为假来推论该画不真，这方法本身就存在问题，须知自古以来流传于世的书画中既有假画真跋，也有真画假跋，跋与画可以在装裱过程中做手脚，跋的真伪并不能证明画的真伪，即便是确定画与跋确为原装且从未分离，证明跋的真只会为画的真加分，仅此而已，因题跋之人与作画者可能处于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比后人更有话语权，但也不排除题跋之人鉴定水平有限，不能准确识别真伪。 归纳总结其文中所提的疑点一：米芾与苏轼有深交，跋中却未提及苏名。这根本无需反驳！米芾的题跋只是一首诗，而非题记，且写的明白：“芾次韵”。也就是跟在刘良佐诗后和韵，前面刘良佐已把题诗东坡《木石图》的因由说的明明白白了，也提到“仍约海岳翁同赋”，那么米芾还有必要再啰嗦吗？  其疑点二：米芾书风不符。其论据是取米芾在不同年龄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书法作品与该跋对比，且是把单个字提取出来，对比其细微差别，此举无异于刻舟求剑！鉴定书法真伪，首先要了解几点最基本的常识：一个书法家在不同年龄阶段，书法的功力、书写的力度、笔墨的轻重缓急、字的繁简疏密等等因素都是在变化的，人手不是机器，写出来的字不会完全一样，即使在同一篇文字里也有差异，但有一条线始终贯穿，那就是书法家自身的个性和习惯，即所谓的个人风格会在书法中体现，这也就是让别人能够识别是他而非旁人的唯一线索；还有，就是书法家在不同心境下，书写的态度不同，写出的字必然存在很大差异。就拿米芾来说，他以善书闻名，经常被诏至御前，为皇上书写屏风，这种面对天子的恭谨心态下书写的作品同米芾平时与好友书信往来、诗文应答所随意书写的便签手札能有可比性吗？另外，书写时所处的环境甚至所使用的笔墨纸砚是否精良都会影响书写者的发挥，写出的字也存在很大差别，就拿文章中作为论据的《吴江舟中诗》、《蜀素帖》来说，前者匆匆书于风浪颠簸的吴江舟中，从作品中布局的上下错落、字的大小不一、笔画的歪斜颤抖、墨色的浓淡突兀，可以感受到作者当时的书写状态是连笔都拿不稳的。而《蜀素帖》的创作状态则全然不同，宋有邵子中者，将一段蜀素精裱成一长卷，遍请名家墨宝，三代而不得，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直到遇见米芾，自恃奇才，当仁不让，潇洒自如，一挥而就，风樯阵马，淋漓痛快。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不愧为天下第一美帖！由此可以了解，同一作者不同状态下写出的字大不相同。而文章作者将此跋与米芾在不同年龄、不同心态、不同环境下书写的文字放在一起，比较某个字的写法有差别、某个笔画的浓淡粗细不一样，继而得出结论为假，此举不啻于刻舟求剑。 张珩先生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提出，鉴定一幅书画作品是否为真迹，首先要从整体看气韵和精神是否与作者所处时代风格相符，是否与作者本人的气质个性相符；其次要看作者的笔墨特性，也就是个人风格，这是判定真伪的关键依据，一个人在多年的书画创作过程中形成的笔墨风格、书写习惯是别人模仿不了的，仿者只能模其形，而不能模其神。在前面两点对作品有了初步判定之后，可再参考其他方面，比如印章、题跋、书写材质的年代等等作为判断的辅助，而非决定因素。此幅米芾题东坡《木石图》的跋，风神潇洒，气定神闲，一笔一划都流露出米芾率意灵动的神采，因此徐邦达才得出“更后米芾书和韵诗，以尖笔作字，锋芒毕露，均为真迹无疑。”的结论。 至于其提出的疑点三就更站不住脚了：画后题跋的刘良佐其人在资料中遍查不到。其论据是与苏轼交往密切的，能有资格为他的画作题跋的必然也是有名的文人，是有名的文人就必然会载入史册，而作者查不到此人，则此人必非名人，非名人则必不是苏轼的朋友，则他的题跋必不是真的！此推论是不是太想当然了？是，苏轼作为文坛领袖、书画大家，身边来往唱和的不乏文学艺术名家，但是不是每一位都名垂青史呢？且不说历经数百年，很多记载当时名人的文字史料已荡然无存，即便是诗文书法并不出众的普通人如刘良佐之流就不能与东坡为友了么？他的题跋就不可信了么？反观历来造假者，往往是假借赫赫有名的大名头来为赝品助威，这样看来，名不见经传的刘良佐题跋其真实度反而更高。  归纳此文作者对东坡画作为假的质疑主要有两点： 其一，画中枯枝笔力软沓无力，飘若无骨，定非东坡笔。其论证逻辑是：宋代文人画已渐成熟，文人画讲究以书法用笔作画，东坡是文人画力倡者之一，因此，东坡所作之画必然是书法用笔，东坡为宋代书法大家，用笔沉着雄浑，因此，东坡的画作用笔必然沉着雄浑，而此画中的枯枝用笔轻飘软沓，所以必然不是东坡之笔。  此推论看似合理，其实仍犯了想当然的错误。宋代对文人画的定义，是“重神写意”，追求对精神层面的表达，是针对一味只求形似，追求细节的工匠画所说的。文章中作者所引用苏轼所提出的“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乃若画工，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握刍秣，无一点俊发，看数尺便倦。”等等文字都只说明这一点，当时并没有以书入画的理念，直到元代赵孟頫才开始提出：“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到了晚清民国，吴昌硕专以书法用笔，开拓写意花鸟，影响至今，才使人们头脑中有了文人画是书法用笔的概念。 此画中“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正是东坡心境的表达，这一点文章作者也无异议，只是困惑与小枝笔法的软弱，想当然地认为苏东坡这样的书法大家画起画来必然也是笔笔中锋，如锥画沙，力透纸背，其实不然，苏东坡并非画家，“不学而得用笔之理”，未受过系统扎实的绘画训练，除墨竹一种外，苏东坡的绘画都没有师承。那时候也没有《芥子园画谱》之类的教材可供学习，苏东坡以其文人领袖的超迈天资，游戏笔墨，信手挥洒，直抒胸臆，独树一帜，靠的是天赋、修养、意趣和襟怀，“子瞻作枯木，枝干虬屈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完全不符合现实世界中树木的样子，不符合画院所要求的“形似”标准，但那又如何？这就是东坡追求的“神似”！ 其二，文中对东坡的质疑是针对画中的竹，其论证逻辑是，东坡曾自云“尽得与可之法”，于是将东坡竹与文与可竹作对比，相似则真，不似则假。这又是想当然！且不说东坡所谓尽得与可法是指文同注重观察，做到成竹在胸之后再落笔成画的观察之法而不是具体的画法，即便是得到了文同画竹的笔法，也不是说要画的与文同一模一样，那是画匠所为，是东坡所不耻的。况且是拿文同以竹为主角的墨竹图与东坡画中作点缀的小竹作对比就更是毫无意义，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由于苏轼画作流传于世可作标准件的甚少，忽有一件作品面世，质疑之声喧嚣尘起也很正常。之前只见苏轼豪迈旷达的诗词文章和足以百代标程的书法，对其开创文人画一脉的绘画大作充满过高的期望，一旦见到画艺技法比不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大画家，不免失落与失望，进而对其真实性提出质疑，质疑可以，但一定要在正确的方法论基础上，有理有据提出自己的疑问方为正道，否则，仅凭想当然，刻舟求剑般的自说自话，妄加推断，难免误入歧途，混淆是非，影响对古代艺术珍品的理解和欣赏。 赵冶 201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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