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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和前人编著的《扁鹊心书》、《苏沈良方》等医药学著作中都有“炼丹用阳城罐”的记载。炼丹为什么要用“阳城罐”呢？因为阳城罐是用本地一种称为“坩”的陶土炼制而成的陶罐。耐高温，不易炸裂。用这种“坩”生产出来的罐，不仅有供炼丹用的“炼丹罐”，还有供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淋药罐、炖肉罐等等。中国的陶瓷生产历史悠久，应在青铜器、铁器生产之前。夏商时已有原始素烧瓷器，即白陶。周时就已经出现了掌管陶器炼制的官员，叫陶人。《周礼﹒考工记﹒陶人》中有“陶人为甗”的记载。甗（yan），是一种古代炊具，分两层，上部是透底的甑（zeng），下部是鬲（li）。上可蒸，下可煮，外形上大下小。而在这种炊器出现之前，早就有了汲水用的“瓶”，盛物用的“缶”（fou）、“瓮”（weng）、“瓫”（pen）等等陶器。后来，烧制技术逐渐提高，做得精致了，烧得坚硬了，有的又涂上了粙，加上了彩，于是又称作“瓷”器。现在说“陶瓷”，是统而称之。阳城是夏商的畿（ji）甸，陶瓷生产的时间，最迟也应在那个时代。从县境内出土的文物推断，生产时间也在四千年以上。至于炼丹罐的出现，大约应在先秦时代。秦汉时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即将硫磺列为药物，硫磺就成了炼丹的原料。秦皇汉武都有追求长生不老的愿望，也都有术士为之炼丹的记载。只是不知他们是否用了阳城的硫磺和炼丹罐。可以推断，到了唐宗宋祖时术士炼丹肯定用了阳城的硫磺和炼丹罐。李白有一首题为《王屋山与孟大融》的诗 ，诗中写道：“所期就金夜，飞步登云车。”王屋山是唐代道教名山，就在阳城南部。诗中提到的“金液”，即硫磺，阳城南部山区就是最早的产地。阳城最迟在唐代就开始采硫炼丹，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阳城所产陶罐，除了炼丹罐，还有专供生产硫磺用的硫磺罐。硫磺罐，又名天地罐，川口、串口，是炼硫磺的原始工具。清雍正十二年（1734）编撰的《泽州府志》对硫磺罐有这样的描述：“土人谓瓮曰串口，形可二尺，径一尺，唯阳城造者土坚，它瓮则纹裂。在凤台，土河、沁河、追山等村亦产磺，与豫之济源接壤，深山大泽，犯者时有，必得阳城串口乃可烧煅。”（注：网上可以直购“阳城罐”） 硫磺用于武器，似始于唐哀帝天祐年间（904－907），郑瑶观平章（南昌）“发机飞火”，标志着火药发明并得到应用。从此，硫磺因用于军事而身价倍增，备受官府关注和控制。明朝洪武四年（1371），县署内即设有磺库三间，在主要产地白桑一带设有硫磺采炼厂。炼磺者须持有院行司批照，县署方可现置串口，监督烧炼。对擅自采炼者要处以重刑。同治版《阳城县志》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泽州府同知署由凤台拦车镇移驻阳城东冶村，乾隆二十五年（1760）又在白桑设营监磺千总一员，兵丁38人，专门监管采炼硫磺事。其时磺价昂贵，一斤硫磺到河南可换米一斗。因此，为维持生计，时有犯禁采磺者。清末，采磺开禁，民间开始大量采炼。民国十七年（1928），县内设立硝磺局，并批准在安阳、下白桑、洪上等地用后则腰制造的大串口冶炼。当时称为“一炉三罐炼磺法”，出磺率达到5－6％。到1937年，全县年产量已达到500吨。1940年，日军入侵，磺炉大部分倒闭。1943年，日军强迫民众烧炼。这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政府积极开展对敌斗争，暗中掌控了各个磺炉，所产硫磺除少数交给日军以应付差事外，其馀部分都运到了抗日根据地，支援了抗日军民的军工生产。 陶罐炼磺，出磺率仅达3－5％，后用串口加焖炉、淋炉，出磺率提高到8－9％，后采用阳城工人创建的土大炉炼磺，出磺率达到26％。陶罐、串口炼磺，出磺率并不高，但却是两千年来人们都普遍采用的炼硫设备和方法。阳城陶瓷在中国的炼磺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阳城陶瓷值得称道的，还有琉璃的制作。琉璃俗称绿货，远在东周时就已出现，但历代没有定名，或称釉陶，或称金银釉，或称 三彩。至铅釉被用到砖、瓦之上后，琉璃的名称才固定下来。阳城琉璃生产始于宋金时代，在明代从成熟走向极盛，明末清初趋于衰落。 说到阳城的琉璃生产，就必然要提到“阳城琉璃匠”乔氏。因为乔氏家族在阳城的发展史，就是阳城琉璃生产的历史。乔氏先祖为陶瓷匠人，祖居陕西西安龙桥，唐代迁至高平桥沟村，大约是在宋代迁至阳城游畔沟从事瓷器生产，后为取材方便，遂迁至后则腰定居。专门从事黑、绿瓷器和琉璃的生产。成化十九年（1483）匠人乔云和其子乔彬、乔凤为城内汤帝庙献亭炼制的戗脊鸱吻，在绿的底色上塑以金黄色的蟠龙，威武壮观。嘉靖四十年（1561），匠人乔 为海会寺新建的十三层琉璃宝塔烧制了佛祖出生、修行等佛教故事琉璃浮雕，以及十三层外圈平台上的擎檐柱、栏杆、栏板、栏额等琉璃构件，流光溢彩，富丽堂皇，堪称佳作。隆庆元年（1567），匠人乔世富和其侄乔永丰等人为润城东岳庙天齐大殿烧制的三层楼阁式脊刹和其他琉璃构件，规模宏大，构思巧妙，釉色浑厚，工艺精湛，堪称一绝。万历元年（1573），工匠乔世虎等建造的东关关帝庙琉璃照壁，壁心为二龙系珠，四边配以人物、鸟兽、花卉图案，生动感人，陶瓷专家称赞说：“制造手法高明，工艺不亚于北京九龙壁。”可惜如此珍品，已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砸坏。万历三年（1575），乔永光、乔永堂及其子乔良明，又为东四义村普觉寺正殿烧制了琉璃脊刹。明朝万历年间，阳城乔氏家族工匠队伍已颇具规模，据记载这个时期的匠师就有乔世虎、乔世英、乔世贵、乔世宝、乔世兰、乔世香、乔永年、乔永宦、乔永宽、乔永珠、乔永光、乔永丰、乔永迁、乔永堂、乔长远、乔长正、乔良才、乔良明、乔常元、乔常正等二十多人。万历三十六年（1608）建造的阳城寿圣寺琉璃塔，共有琉璃浮雕177块，各种琉璃雕像480余尊。这些琉璃构件，不仅形态传神，妙趣横生，而且色泽纯正、质地考究、工艺精湛，件件巧夺天工。这些都是乔永丰及其子乔常正、乔常远所作。万历四十四年（1616）塔建城后生员李少白作《赠东岗乔契友》七言律诗一首，对乔永丰父子大加赞誉： 琉璃宝塔创阳陵，天赐乔公来赞成。 白手涂形由性慧，红炉点色拟天生。 神谋不爽愧三晋，巧制无双冠析城。 巨业落成垂千古，君名高与碧云邻。 明清两代阳城的琉璃制作已达到鼎盛时期，除了泽州地区有大量乔氏所造琉璃构件外，明代北京故宫的琉璃瓦、琉璃狮子，明十三陵的部分琉璃制品，也发现有“阳城琉璃匠乔”的字样，可见阳城乔氏所制琉璃，当时在全国已占有一席之地。 清代留存的琉璃制品，原有建于嘉庆三年（1798）的刘村府君庙琉璃照壁。为乔氏昌泰、和泰兄弟二人制作，壁心主图案麒麟，又配以狮子、凤戏牡丹，釉色均匀，光彩夺目，也属杰作。可惜也于 “文化大革命”中拆毁。 民国初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寺庙建筑停止，琉璃生产进入萧条期。乔氏匠人仅有乔承先、乔继章等少数几人。乔承先从小 继承家传技艺，十三岁即可独立操作。中青年时 ，他曾外出到晋城、高平、沁水、浮山、济源等地塑泥像、画壁画，在四境赢得盛誉。后回乡与卫玉恒合伙开琉璃作坊，并精心培养子侄、徒弟。这时的产品为货商郭文兴包销，大多运往天津出口。 附《扁鹊心书》之“金液丹（一名保元丹，一名壮阳丹）”治法原文： 余幼得王氏《博济方》云：此丹治百种欲死大病，窃尝笑之，恐无是理。比得扁鹊方，以此冠首，乃敢遵用，试之于人，屡有奇效，始信圣人立法非不神也，乃不信者自误耳。此方古今盛行，莫有疑议，及孙真人着《千金方》，乃言硫黄许多利害，后人畏之，遂不敢用。亦是后人该堕夭折，故弃大药而求诸草木，何能起大病哉。余观今人之病皆以温平药，养死而不知悔，余以此丹起数十年大病于顷刻，何有发疽之说，孙真人之过也。凡我同志请试验之，自见奇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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