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九九年）的秋天，一股肃杀之气弥漫在京都长安城内。秋风萧飒，草木枯槁，寒意袭人。 这一年，对太史令司马迁来说，是黑色的，他的人生从此堕入无尽的寒冬和黑夜；而这场灾难，又如凤凰涅槃一般，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 汉廷未央宫内，空气格外凝重。 汉武帝在大发雷霆，大臣们随声附和。 事情起因于李陵——西汉名将“飞将军”李广的孙子。 这年夏天，汉武帝派宠姬李夫人之兄、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三万骑兵去攻打匈奴，想让他立功封侯，同时又命李陵担任他的后勤指挥官，但是为高傲的李陵所拒绝。李陵认为他的部下都是荆楚勇士，奇才剑客，力能扼虎，箭法高超，不愿接受这种后勤的差事。他请求汉武帝派他独率兵马到兰干山一带活动，这样就可分散单于兵力，减轻李广利的压力。汉武帝说：“我现在发的兵多，再无骑兵派给你。”于是拨给他五千步卒，命令他立即出击。李陵率兵从居延出塞，向北行军，行军三十余日，进展顺利，最后深入浚稽山一带扎营，并把沿途所见山川形势绘成地图，派部将陈步乐呈送汉武帝。汉武帝闻报，大为高兴，朝中大臣们也无不举杯欢庆李陵纵横千里的英雄壮举。 可是不久，李陵所部遭遇匈奴大军围攻。他身先士卒、智勇果敢，杀敌万人。可是由于叛徒告密、矢尽粮绝、后无援军，终于战败被俘。消息传来，武帝大怒，那些以前为李陵唱赞歌的大臣们也见风使舵，跟着皇帝大骂李陵。就在这一片讨伐声中，司马迁站了出来，仗义执言，勇敢地为李陵作了辩护。在十年后他写给好友任安的信中，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为李陵辩护的： “夫人臣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赴公家之难，斯已奇矣。今举事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糵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足历王庭，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卬亿万之师，与单于连战十有余日，所杀过当。虏救死扶伤不给，旃裘之君长咸震怖，乃悉征其左右贤王，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然李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流涕，沫血饮泣，更张空弮，冒白刃，北首争死敌者。” “李陵素与士大夫绝甘分少，能得人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于天下矣。” 在司马迁看来，李陵置生死于度外，赴国家之难，这已经是非常难得的英雄壮举了。他深入匈奴腹地，以五千步卒对抗八万骑兵，并杀敌万人。如今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但如此卓越战功，也足以向天下显示他的本心了。虽然他最后投降了，但我相信，只要一有机会，他还会重新报效汉朝的。 这一番话条分缕析，入情入理，有节有据。司马迁讲这些，没有丝毫私心，他看到皇上悲戚哀伤，真心想献上自己的恳切忠诚，为皇上解忧。“仆窃不自料其卑贱，见主上惨凄怛悼，诚欲效其款款之愚。”“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他想用这番话宽慰皇上的心胸，并堵塞那些攻击、诬陷李陵的言论。没想到，他的几句话如同一勺凉水倒进沸腾的油锅里，不仅没有降温，反而点燃熊熊烈火。 当司马迁在皇上面前侃侃而谈的时候，这个不会察言观色的书生没有注意到，汉武帝的脸色渐渐阴沉下来；他没有想到，他的无心之言，恰恰触到了汉武帝的痛处。汉武帝认为，他为李陵辩护，称颂李陵的战功，实是讽刺李广利的庸懦无能，而讽刺皇帝宠幸的人，也就是讽刺皇帝本人。汉武帝大怒之下，当即把司马迁投入大牢。“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说游，遂下于理。”不久，又传来李陵为匈奴练兵的消息，于是汉武帝下令杀了李陵全家，并判处司马迁死刑。 这一年，司马迁三十七岁，在朝廷里担任着一个不大不小的职务：太史令。官虽不大，吏禄只有六百石，却是他喜欢的职务。他继承父志，正在全力著述的《太史公书》（即《史记》）已经进入第七个年头。如果司马迁此时被杀，将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巨大损失。  司马迁像
二 司马迁的先世源远流长，司马迁自称其先祖是颛顼时期的天官。《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昔在颛顼，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西汉武帝时期太史令。司马谈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学者，著有《论六家要旨》一文，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秦至汉初以来阴阳、儒、墨、法、名、道各家思想的利弊得失，并对道家思想进行了高度肯定。他在司马迁的教育上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人悲哀的是，身为历史学家，司马迁本人的生卒年份却是一个谜。《史记·太史公自序》和《汉书·司马迁传》都没有记载他的出生年代。后人根据唐人的两条《史记》注文，分为两派意见。一派推定司马迁诞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一三五年），另一派则推定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年），两种说法相差十岁。我认真比对了有关资料，倾向于取前说。 司马迁的童年是在故乡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度过的。他自述这段经历说：“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龙门山，横跨黄河两岸，对峙秦晋之间，两岸山崖高峻欲倾，湍急水流从中穿过，波涛激荡，声若雷鸣，是著名的险阻。清乾隆《韩城县志》卷一载：“两崖皆断山绝壁，相对如门，惟神龙可越，故曰龙门。”雄奇的河山，圣王的遗迹，优美的神话，在童年司马迁的心里刻下了深深的印记。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学习，“年十岁则诵古文”。司马迁所学的“古文”，不是我们今天理解的文言文，而是用周代篆文书写的先秦残存的古籍。《史记》中提到的，便有《春秋古文》《国语》《系本》《论言弟子籍》。他向孔子第十二世孙、武帝朝著名的古文大师孔安国请教《古文尚书》，跟随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 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一一六年），司马迁开始壮游天下。二十岁的他已研习了当时所能见读的今、古文典籍，学问具备了坚实的根底。司马谈为他安排的这次壮游，是一次有目的、有计划的行动。他从长安出发，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自序》记载了这次行程：“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在汨罗江畔，他凭吊屈原投水自杀处，深为诗人的伟大人格与不幸遭遇所感动：“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屈原贾生列传》）“想见其为人”这句话，在《史记》中至少出现了两次。还有一处是：“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当司马迁与屈原、孔子等古圣贤相遇时，他的脑海里浮现出传主的音容笑貌，不禁潸然泪下，低回不能去。他把自己的感情直接带入文中，丝毫不掩饰自己对先贤的追慕和怀想。他是带着感情来写传主的，不是冷冰冰的。  这次壮游大约花了一两年时间，足迹踏遍汉王朝的腹心地带，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他这个漫游，也是《史记》实录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回京后，他当了汉武帝的侍卫，护卫皇上祭祀天地、诸神、名山大川、封禅泰山，又奉使出征西南夷，行踪遍及全中国。正如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说：“余尝西至崆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这在古今文人中是罕有其匹的。 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〇年）司马谈卒，弥留之际，要求儿子在他死后一定要接任太史的职务，一定要完成他生前未能实现的宏愿：继续孔子的事业，作第二部《春秋》。“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面对赍志将终的父亲，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立下了庄严的誓言： “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儿子虽然驽钝，但我会全力编撰先人所记的历史材料，不敢稍有遗漏！ 司马迁深深地理解父亲的心愿。父亲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而死，他希望司马迁子承父业，克绍箕裘。面对父亲的重托，司马迁做出了庄重承诺，也做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选择。这次选择，确定了司马迁的人生目标和价值标准。他立志要当一名历史学家，要写出一部伟大的史书。“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父亲的临终遗命、自己的庄严承诺，成为司马迁前进的动力、精神的支柱，指引着他历经磨难而无怨无悔地把第二部《春秋》——《太史公书》写下去。 站在中华历史三千年文明之巅——大汉盛世，司马迁深刻地意识到自己所负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发出了“舍我其谁”的洪钟巨响。“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著史，成为司马迁人生中的第一次抉择。 元封三年（公元前一〇八年），司马迁继任太史令。他“紬（读）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开始了庞大而浩繁的资料整理编辑。太初元年（公元前一〇四年）正式开始著述。 正当司马迁全心全意撰著《史记》的时候，一场飞来横祸使他深陷于生命的绝境之中。 三 司马迁被投入监狱后，很快以“诬上罪”被判以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宫刑”。如果这两条路都走不通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司马迁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而且是生死抉择：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 求生避死，是人之本能。生命是世间最可宝贵的，不到万不得已，谁都愿意活下去。司马迁受到冤屈，当然也有活下去的权利。为了活下去，现在他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是花钱赎罪。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司马迁当时担任的是太史令，每年的官俸是六百石谷子。从公元前一○八年开始担任太史令职位，到他受冤下狱正好十年。五十万钱相当于他十年全部收入的一半。这样的收入维持正常生活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估计也所剩无几，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钱肯定不行。所以他说：“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不惟如此，往日的亲朋好友就像对待瘟疫一样避之唯恐不及，没有谁敢去为他说上一句好话，没有谁肯出资为他赎罪。“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也不能怪亲朋好友们势利眼。在汉武帝的淫威之下，谁还敢为司马迁辩解，谁还敢施以援手？即使他们心怀同情也不敢流露半分，司马迁本人的遭遇就是前车之鉴。这条路显然是走不通了。 二是接受“宫刑”。宫刑，又称蚕室、腐刑、阴刑和椓刑，就是阉割男子生殖器、破坏女子生殖机能的一种肉刑，是古代极为残忍的一种刑罚。接受宫刑之后，一个正常的人就变成废人，与太监无异。孔夫子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一个人的身体发肤尚且不能受到损伤，何况是阉割生殖器这样的极刑？所以受过宫刑的人，被视为对祖先大不孝，生前被人鄙视，死后不能入祖坟。宫刑不但给当事人的身体造成巨大伤害和痛苦，而且残酷地摧残人的精神，极大地侮辱人格，这是士大夫万万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司马迁比一般人保有更高的个人尊严，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也就是说，最丑的行为就是侮辱先人，而一个人最大的污点，就是被处以宫刑。又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这也不是他应有的选择。  既然无钱赎罪，又不愿苟且偷生，那么，现在就剩下最后一条路了：接受死刑。中国古代文人特别重视个人名节，把它看得比个人的生命都重要。宁可丧失生命，不能丧失名节。在生命与仁义的关系上，先贤有过很多精辟的论述。“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司马迁不怕死，事实上他也考虑过接受这一选择。“人生实难，死如之何！”牺牲生命，以“全其名节”，这是司马迁最好的选择。 然而，如我们所知，司马迁最终选择的是第二条路：接受宫刑。他接受了阉割，接受了奇耻大辱，从此成了一个与太监一样的废人，成为一个苟且偷生的废人，终生生活在奇耻大辱中，生活在别人的白眼和鄙夷中。 难道他忘了先贤的教诲吗？难道他贪生怕死吗？ 不。司马迁没有忘记先贤的教诲，他也不怕死。他之所以在这生死关头选择屈辱地活下来，是他想起了自己肩负的使命：他还有大业没有完成。他的心里有一个伟大的任务，有一个伟大的理想，他要写一部在他之前还没有过的、贯通千古的史书。这不仅是他的目标，也是他父亲的目标。他不能死，他的生命已经不属于他自己，他得为这个目标而活着。 接受宫刑，司马迁经受了痛苦的灵魂挣扎。他在《报任安书》中详细叙述了当时自己的心理纠结：“夫人情莫不贪生恶死，念亲戚，顾妻子；至激于义理者不然，乃有不得已也。今仆不幸，蚤失二亲，无兄弟之亲，独身孤立。少卿视仆于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仆虽怯懦，欲苟活，亦颇识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沉溺缧绁之辱哉？且夫臧获婢妾，由（犹）能引决，况仆之不得已乎？” 接受宫刑，司马迁遭受了残忍的肉体虐待。“身非木石，独与法吏为伍，深幽囹圉之中，谁可告愬者！”“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 接受宫刑，司马迁承受了沉重的精神压力。“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受宫刑对司马迁是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是对司马迁精神和肉体的无以复加的折磨和摧残。 当他的身体和精神备受摧残和凌辱的时候，为了维护人格的尊严，他曾多次萌生自杀的念头。但一想到《史记》尚未完成，他便涣然清醒了，他告诫自己：他无权选择自尽！“（《史记》）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众多倜傥不群的古圣先贤忍辱负重、发愤著书的壮举更坚定了他的生命意志：“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他从古圣先贤发愤著书的榜样中获得力量，终于战胜了人生的大灾难、大痛苦、大屈辱，为自己寻求到了一条未来的战斗道路：隐忍苟活，发愤著书。“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发愤著书”，是司马迁选择“隐忍苟活”的唯一目的、唯一动力。为了实现父亲的遗嘱，为了实现自己的承诺，他以沉雄果毅的大勇主动申请接受奇耻大辱。 …………  （节选自2018年第6期《散文海外版》，原载2017年第7期《美文》） 散文海外版 微信：sanwenhaiwaib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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