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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陵家事显赫，是飞将军李广的长孙，而他自己也是西汉名将、文学家。 李陵年轻时便文武双全，带兵有方，颇得汉武帝的欣赏，认为他有李广的风范。李陵主动请缨，率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孤军深入匈奴腹地。 但怎料，在浚稽山遇单于主力，被三万多匈奴骑兵包围，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匈奴。鲜尝败绩的汉武帝大怒，他生气的不是李陵战败，而是认为李陵应该战死沙场，不是苟且偷生。回去报信的李陵军的军侯陈步乐，直接被汉武帝逼的自杀了。 整个朝堂人人激愤，换着花样骂着李陵，附和着盛怒的汉武帝。他不但在群臣面前为李陵求情，还认为主将李广利也有责任，影射汉武帝用人不当。 汉武帝大怒之下，将司马迁压入大牢，治其大不敬的重罪，要将其斩首。依照汉律，有三种情形可免死罪，一是功勋之后，凭“丹书铁卷”可免死；二是上交巨额罚款，以罚代死；三是宫刑，绝了后代。司马迁要想免于死罪，完成巨著，只能选择第三种方式。 按理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并非听不得逆言之流，为何对司马迁如此残暴，赶尽杀绝？司马迁的地位太特殊了，他当时的官职是太史，世人尊其为“太史公”，《史记》的全称是《太史公记》。 太史相传在夏朝就已出现，在汉朝时，太史掌管天文、立法、典籍、载录。记载历史只是太史工作职责的一部分，地位极高，与丞相不相之上。但与丞相不同，太史不受皇权限制，也不是皇帝任命，而是通过世袭。这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世家，也保证了史官的公正性。 在先秦时，由于科技发展受限，史官还掌控巫术占卜卦象，部落首领和国王认为他们可以参悟天意，所以对其非常尊重。但随着商鞅变法、秦王扫六合，成为始皇帝，占卜卦象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逐渐被诸子百家的思想所代替。史官的地位就尴尬了，他们既可以制约皇权，但又实用性不强。 要是司马迁平时比较听话还好，但显然，司马迁在汉武帝看来实在太清高，难以沟通。 汉武帝出手便是大手笔，他的目的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太史令。 既然史官是世袭的，那就以绝后患，所以司马迁被汉武帝“按律当斩”，即使是司马迁选择宫刑，只有一个女儿的他，想得到官方的世袭认可是不可能了。而从司马迁开始，在皇权与史官的对抗中，皇权一步步取得胜利，士官则逐步沦为“写书匠”。 司马迁死后，史官的世袭垄断制被彻底打破。汉宣帝时，进一步削弱太史职责，成为九卿之一太常的属官之一。魏晋时期，太史的职责一分为二，历法由太史负责，写史的任务交给了著作郎，仅比县令高一点。 到了唐代，千古一帝李世民，又开启了干预史官的先河。负责书写历史的著作郎，是从五品上的小官。宋代时，专职史官地位进一步降低，比县令还要低半级。 所以，大部分朝代要为前朝修订正史时，都需要成立专门的机构，由地位较高的文臣牵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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