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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所不知的! “庆云寺”的匾额是他写的！你知道是谁吗？ “西江风”系列人文社科讲座 晚清爱国官员苏廷魁 主讲人：苏泽明，肇庆市社会科学普及协会会长、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苏廷魁像 苏廷魁的身世 宋朝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江苏平江府昆山的苏明道金榜题名中了进士。宦海沉浮，后来到肇庆府学做教授，教化一方。苏明道晚年退职，在高要长利青云坊(今广利镇内)落籍，成了此地苏姓的始祖。 到了清代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4年)苏灿举出生。嘉庆五年(公元1800年)，26岁的苏灿举初为人父，生了儿子苏廷魁（字德辅，号赓堂)。十二年后(嘉庆十七年)，又喜得次子苏廷钧(字硕辅，号平甫)。长利苏氏已繁衍到第十七代了。 ▲苏氏宗祠 ▲第一节：苏廷魁的身世和科名 苏廷魁的科举之路 苏廷魁生性聪颖，刻苦攻读，他先参加了由知县主持的县试，继而参加由知府主持的府试，县试府试都顺利过关，再参加中央派往各省的学道(或称学政、学台)所主持的院试。苏廷魁成绩突出，被院试录取，成为肇庆府学的生员。初被院试录取的稻附学生员，逐步升为增广生员、廪膳生员等等，统称秀才。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十七岁的苏廷魁就成了补府学生员，取得秀才资格。 有了秀才身份，苏廷魁便瞄准了下一个目标：他要在学政主持举行的“科考”中，成绩进入头等、二等或三等的前3名，然后参加第二年在省城举行的“乡试”，考中了就称为举人。乡试的考试时间都在秋天，故又称秋阐。试题由皇帝亲自确定，监考官也是皇帝从中央任命派往各地。道光元年(1821年)，曼宁(原名绵事，嘉庆的次子)成为清朝的第八位皇帝(满清入关后的第六位皇帝)登基，加开恩科。已成了廪生的苏廷魁在这年的恩科中脱颖而出，位列举人的第三十一名。是年，苏廷魁21岁。 苏廷魁中举之后，转眼又过了十三年。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的年底，苏廷魁忙着筹备上京参加中央会试。曾做过苏廷魁老师的彭泰来和一班文人雅士前来饯行。 穆彰阿为苏廷魁题写“进士匾” 道光十五年(1835年)阳春三月，苏廷魁见识了“金阙晓钟万户开，玉阶仙杖拥千官”的帝都气象。 会试考场设在北京顺天府贡院，通过了考试的人，取得的称号便是“贡士”，又称为“中式进士”，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进士”。中了“进士”，一般都有官可做了，但是做的官大官小，是留在京城还是发往处地，最后取决于殿试的成绩。 穆彰阿是这次恩科会试的主考官之一，他此时已是太子少保、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协办大学士，炙手可热，权倾朝野。苏廷魁和所有的举子，见到位高权重的主考官穆彰阿，自是谦恭崇敬有加。 在焦急的等待中，苏廷魁的大名赫然进了“贡士”之列，排名第二十八。理智让苏廷魁抑制着自己的兴奋，他要养精蓄锐，再接再厉，作好充分准备参加下一轮考试一一殿试。 殿试只考策问，考查应试者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能力。殿试策问的目的和初衷，不仅仅单纯选拔人才，皇帝通常也希望能从中获到一些治理国学的新思想和新举措。 历代帝皇都非常重视策问，往往亲拟策问试题，还亲自评判所有的殿试考卷，并对考官评定的名次重新审定，甚至亲自干预人才选拔。康熙以后，放权由阅卷大臣批阅，只有前十名的试卷进呈皇帝御览。这次殿试，穆彰阿等主考官对考试成绩的高低排列，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殿试依照成绩的高低分为三甲(三个等级)。一甲三人，依次是状元、榜眼、探花，称“进士及第”。立即授予状元以翰林院修选的官衔；榜眼、探花也同时授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二甲称为“进士出身”，三甲称为“同进士出身”。二、三甲进士每次殿试所取的名额都不一样。殿试后，二三甲进士还得再经过“朝考”，综合前后考试成绩，方可决定官职和去向。成绩优秀的选作翰林院庶吉士，俗称翰林。 ▲苏廷魁立的翰林“桅杆夹” 苏廷魁为二甲第七十六名进士，加上会考的成绩曾排在第二十八位，便成了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会试、殿试朝考的学子，只有极少数被主考官看好的隽才，才有可能进入翰林院当庶吉士，苏廷魁就是这样的出类拔萃者。虽然庶吉士只是九品官，也无实职，是留在翰林院里披阅历朝历代的经籍典故、研究治国用人之术的小官，但他们是日后最有可能晋升为侍读侍讲，成为皇帝顾问的储备人才。因此，一旦被选为庶吉士，就是通常所说的点了翰林，前程不可限量。 中了进士的人都拜主考官为“恩师”，同科高中者皆为主考官的“门生”。作为主考官的穆彰阿很赏识苏廷魁的才华，苏廷魁受到恩师垂注关爱，自然感到高兴。穆彰阿还是翰林院掌院学士，苏廷魁在翰林院当庶吉士，常有机会见到穆彰阿。位高权重的穆彰阿很喜欢苏廷魁这个门生，挥笔为苏廷魁写了“进士匾”，引起不少同年的羡慕乃至妒嫉。进士匾送回家乡挂在长利青云坊祖屋，真是耀祖光宗。 ▲考官穆彰阿为苏廷魁题写的“进士匾” 才学出众，成为会试官 读书人崇尚和追求“立德、立言、立功”。著书立说算是“立言”的一种。在苏廷魁高中进士的这一年十月，他出版了《守柔斋诗钞初集》(三卷)。苏廷魁生性刚直，取名“守柔斋”，是警醒自己要“刚柔相济”。 《守柔斋诗钞初集》由彭泰来写序，他在序中称赞苏廷魁的诗“名章迥句处处间起，丽典新声络绎奔会”。 苏廷魁当了翰林院庶吉士，由特派的翰林担任教习，庶吉士学习之地称留馆。通常是经过三年学习之后，举行甄别考试，称为散馆。苏廷魁在道光十八年(1838年)举行的散馆之试成绩优秀，这年的四月二十一日被授予编修官衔，充任起居注协修。所谓起居注，就是把皇帝的一言一行都记录下来。皇帝驾崩后，根据起居注整理编纂，成为编年体的史料一一实录，这便是皇帝一生事迹的记载。 道光十九年(1939年)二月，苏廷魁在大考中考了二等第十九名，升任国史馆纂修，负责为前朝的大臣立传，掌理纂修国史事宜。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又加恩科。六年前，苏廷魁是考生；六年后，已不可同日而语，他被任命为会试同考官，协同主考官考核各地赴京会试的学子。 ▲第二节：苏廷魁的诤谏与抗英事迹 苏廷魁仗义弹劾穆彰阿 此时，世界发生巨变，一场“旨在鸦片战争而发动的对华战争”爆发，朝廷出现了“主战”与“主和”两大派。主和派的代表是穆彰阿，主战派的代表是王鼎。那时，朝廷的军机大臣是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大学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伊里布、汤金钊等人。身任军机大臣兼大学士的穆彰阿、潘世恩、王鼎。这三个人，穆彰阿为领班军机大臣、首辅大学士。状元出身的潘世恩，遇事退让，是穆彰阿的附和者。林则徐在大敌当前之时被斥责，革职并谪戍伊犁，位高权重的穆彰阿起了很大作用。 王鼎一贯支持林则徐的爱国行动，他不想林则徐远离朝廷，被贬谪到新疆。他在奉旨总办河务时，极力保荐林则徐担任治理黄河的协办河工，以便有机会东山再起，挽救国家危局。王鼎和林则徐率领民工抗洪，昼夜在工地奔波，保住了开封城，又只用六个月时间就修复了决口河堤，并节省了大笔开支。王鼎立即上奏道光皇帝，说林则徐襄办河工有功，可以重新起用。但道光皇帝听信了穆彰阿等人的话，还是把林则徐遣送到新疆去。 正直的苏廷魁对王鼎未能挽留功臣林则徐而深感惋惜，也渐渐看清了“恩师”穆彰阿的嘴脸，他坚定地站在主战的王鼎一边。 道光皇帝在战与和之间摇摆不定。穆彰阿说：“兵兴三载，糜饷劳师，曾无尺寸之效。剿之与抚，功费正等，而劳逸己殊．靖难息民，于计为便。”认为和英夷打了三年毫无效果，作战所花的费用与讲和赔偿的钱相差无几；作战要劳师动众，而讲和则安逸省心，还是讲和合算。王鼎责骂穆彰阿是秦桧、严嵩。 王鼎劝说道光皇帝不要听信穆彰阿议和的误国主张，道光说：“你醉了。”王鼎再苦谏，道光拂袖而去。伤心绝望的王鼎决定用“尸谏”!道光二十二年(1942年)六月八日，他定下遗疏疾呼：“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轻开；穆彰阿不可任，林则徐不可弃!”然后悬梁自缢，希望以自己的死来唤醒道光皇帝拒绝议和，坚决抗击英夷的殖民侵略。可是，王鼎的遗疏却被穆彰阿的党羽陈孚恩搜去焚毁了。 王鼎以身殉国的消息传开，朝野震动。朝中失去了主战的领军人物，主战的官员伤心欲绝，苏廷魁仰天长叹，悲愤异常。 在王鼎“尸谏”两个多月后的八月二十九日，道光皇帝任命盛京将军耆英为钦差大臣，会同大学士伊里布前往南京，在英舰“翱华丽”号上接受了璞鼎查提出的全部条款，签订《南京条约》。 割地赔款，五口通商，《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闭关自守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大炮打开，苏廷魁只能徒呼奈何。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苏廷魁奉命协理京畿道。从外派回到京都，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到更多情况。这一年，英国又强迫清政府补充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约》(也称《虎门条约》)。英国从中可获得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居住及租地权等诸多权益。美国帕特使顾盛来华，以战争威协要订立中美条约。法国、沙皇俄国、葡萄牙、比利时等国对英国取得的侵略利益很是眼红，步其后尘接踵而来，对中国进行勒索。苏廷魁怒火中烧。 一天晚上，有白气从天空的西南方直扫参旗，看到的人都大惊失色，认为这样异常的天象，预示又有大灾祸发生了。苏廷魁以这怪异天象为由头，作出了惊世骇俗，令文武百官瞪目结舌的义举——上疏数千言弹劾穆彰阿!他在疏中以犀利的语言，极论时政乖迕，历数穆彰阿排挤打击“严禁派”和“主战派”的官员，投降误国的丑恶行径。指出穆彰阿是致使国力更弱，民变四起，国运日衰的罪魁祸首。他请求道光皇帝立即罢黜穆彰阿，以解上苍之怒！这不啻是霹雳惊雷，朝野为之震动。 苏廷魁不但弹劾穆彰阿，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帝本人。他要道光皇帝下罪已诏：将皇帝自己所犯的错处写成诏示，以告天下，以此来警醒自己，表示悔过之心，今后决不重犯。 不久，另一位监察御史陕西省庆镛，给道光皇帝上《申明弄赏疏》，极力反对起用在鸦片战争中丧权辱国而被革职的大臣琦善、奕山、牛鉴、文蔚等人。苏廷魁和陈庆镛、朱琦被人们称誉为“天下三大鲠直御史”。他们三人再加上较早时出名的金应麟，都有凛然正气和砭顽振懦的虎虎生气，又被称为“四虎”。 丁忧三年，编写《长利苏氏家谱》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二月，苏廷魁由从五品的监察御史升任正五品的刑科掌印给事中。给事中可以行使封驳之职权。封，就是封还皇帝的诏书不向下发布；驳，就是驳正诒书不当之处。凡是以皇上名义发出的文件，给事中要对它们进行复核，如果发现有不妥之处，可以封还。朝廷认为，耿直的苏廷魁担任这样的官职是人尽其才。 这一年的三月，苏廷魁还被任命为会试内监试官。正当他要为朝廷出大力、尽大忠的时候，四月，家乡却传来了令他悲痛欲绝的消息：他的老父苏灿举因病医治无效，驾鹤归西！孝悌为根本，百善孝为先。按规定，论纲常，苏廷魁要“守制”，去除官职，回家乡“丁忧”三年。 始祖苏道明从南宋时期落籍到高要长利青云坊，己过了近千年，分支族谱屡次散失，而总的族谱也从未编纂成集。苏廷魁决定趁着这段时间办成这件族中大事。他牵头找了些有文化的同宗兄弟，搜集散佚的资料，记录历代宗亲的公支情况和突出人物的事迹，纪先辈开业之功，载世代繁衍之血脉，埋头编写《长利苏氏家谱》。 两广总督徐广缙很赏识苏廷魁的博学多才，更钦佩苏廷魁的为人，在苏廷魁“丁忧”的中后期，两人来往密切，徐广缙请苏廷魁到广州越华书院作主讲。他们常在一起谈论治国安邦之道，切磋诗词歌赋，“乐数晨夕，相得甚欢”。苏廷魁写好《长利苏氏家谱》后，徐广缙欣然命笔作序。他称赞长利苏氏是先辈以善行闻名乡里，苏廷魁以耿直闻名天下。 ▲苏廷魁撰写《重修祖祠记》
赛尚阿恃宠用私，苏廷魁秉公进谏 1851年，道光驾崩，咸丰皇帝文宗登基，定年号为咸丰。“咸”是普遍的意思，“丰”是富足之意，“咸丰”就是祈望国家通过他的治理，使天下的人都丰衣足食。 咸丰帝即位之初，希望做出一番作为。苏廷魁也祈盼年轻的咸丰帝能励精图治，重振国威。咸丰元年(1851年)二月，苏廷魁由兵科给事中调任工科掌印给事中。他秉烛舒卷，下笔汪洋恣意，满纸风驰云走，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指责时弊，规劝皇上的奏疏——《慎始刍言疏》。他说，自古君圣臣直，君臣的关系就象天和地。皇上不怀疑臣子，臣子就不会隐瞒皇上，世间的真实情况就可直达皇上。这样，百业就可以振兴，国内的寇贼就可肃清，外国的夷蛮就会臣服。要扭转当今颓坏的时势，要依靠众人的智慧，要推行善政。他请求坐上皇位不久的咸丰帝推行“宏济之道，执劳谦之义，防骄泰之萌，推诚任贤，慎始图治。”他请求咸丰帝下令“各省督抚学臣，举孝廉方正，必严取真才，以备采用。”选择“翰(林院)詹(事府)中敦朴有识者为讲官(给皇帝和官员讲谭的人)，使圣愈明，任贤去邪，”“以正纲纪与教化，弥灾害而长享者皆本于此。” 咸丰帝采纳苏廷魁的建议，广开言路，求贤辅政，过去的主和派人物接二连三遭到弹劾罢职。 比起道光晚年来，扫除了一些官场上的积习颓风，朝政有了些起色。太平天国起义声势日渐浩大。咸丰皇帝授赛尚阿为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至前线督军，去镇压太平军。赛尚阿乘机把内阁伺读穆荫提拔到军机处任五品官。苏廷魁觉得：“无德而官，则官不足以劝有德；无功而赏，则赏不足以服有功。”自己作为给请谏，应届尽职守，行使弹劾纠察之权，要不知忌讳，不怕结仇，不避权贵，不惜冒犯威严。他给咸丰帝上疏，弹劾赛尚阿破坏用人制度，徇私枉法，任用私亲。穆荫晋升太快，是开了侥幸晋升之门，会做成恶劣影响。苏廷魁请求咸丰帝将穆荫退回原职原岗位。赛尚阿是咸丰皇帝倚重的大臣，又正是用人之际，他不想因这样的事得罪赛尚阿，就斥责苏廷魁擅自干预官员的罢免和晋升。
广州失陷，苏廷魁领命收复 咸丰二年七月的一天，咸丰皇帝诏见苏廷魁，派他到河南当道员。明代和清朝，在省和府之间设立的监察区称为道，长官称道员。苏廷魁干的仍是他的老本行。 咸丰六年(1856年)10月8日，一艘名为“亚罗”号，曾在香港注册，但已过了期的船只在广州黄埔港被广东水师拘留，逮捕了船上的两名海盗和十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这其实是一艘中国人所拥有的走私船，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硬说这是一艘英国船，故意刁难寻衅。10月23日，英国侵华舰队司令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带领舰队闯入珠江，攻占通向广州的水路炮台，接着炮击广州。10月29日，英军曾一度进入广州，苏廷魁和当地军民奋勇抗击，英军担心被围歼，退守虎门。消息传到伦敦，英国任命前加拿大督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海陆军前往中国。同时向法国政府建议，联合向中国出兵。 1857年10月，英法的舰队先后来到香港，11月，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俄驻华公使普提雅廷也到达香港，商议扩大侵华阴谋。12月12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向两广督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修改条约，赔偿英法两国损失。叶名琛以为是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恫吓，不加理睬。广州军民请求增加兵力加强防守，叶名琛认为是多此一举，拒绝了这个建议。 12月28日，英法联军约四千人开炮进攻广州。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军官率领官兵奋勇抵抗，英、法联军伤亡一百二十余人。第二天，早有预谋的英法联军发动更凌厉的攻势，广州落入敌手，藩库现金二十二万两全被抢去。巡抚柏贵派旧行商和洋人有交往的商人前往乞和。 广州失陷一个多月后，朝廷才知道消息，咸丰皇帝赫然震怒，下令将叶名琛革职，派黄宗汉作叶名琛继任人。他一面命令柏贵要英法联军退出广州，一面作武力驱逐的打算。咸丰要全国沿海各地做好迎战准备，如果英夷“以兵船窜扰，”应先发制人打击他们！ 朝廷认为，苏廷魁是个可以千里顾命，万里担当大义的人。咸丰八年(1858年)二月十五日，苏廷魁接到谕令，要他火速赶到顺德，与在家乡顺德的户部侍郎罗惇衍、太常寺卿龙元禧组织团练收复广州。他们于三月二十三日在顺德开设了团练总局。四月十四日把团练总局迁到花县河阳书院办公。花县的士绅和民众见到三位在籍的京官到来领导抵抗英法侵略军，都非常振奋，摩拳擦掌要与夷蛮决一雌雄！
抗侵驱夷，壮志未酬归故里 苏廷魁和罗惇衍、龙元禧将原先分散的社学团练组织起来归总局领导，统一由广东团练总局指挥。他们指令各级官员士绅广泛发动民众捐钱捐物，为团练筹集经费。人们同仇敌忾，团练总局统领的人数很快就由七千多人壮大到数万人。高涨的抗夷热情，真是“十丈木棉喷怒焰，天南处处皆烽火。” 苏廷魁和罗惇衍、龙元禧商议，使用“绝贸易，继接济，禁服役”的釜底抽薪办法对付英法联军。他们以团练总局的名议发起大罢工，并印发了文告到处张贴，规定“粤中各府县乡村耆老首事通饬发问男女有在香港、麦高(澳门)等处为外洋人教书、办理文案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月内辞退回家。”如果不遵守这个规定，要追究其家属的责任，没有家属的，就追究其同宗同族人的责任。文告发出不久，在洋人机构做工的人络绎归来，“一月之内，告归者二万余人。”使到香港的物价一下子贵了十倍，接着，商务陷于停顿，洋人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带小孩等杂务都要自己动手，苦不堪言。这个办法取得了良好效果，苏廷魁和罗惇衍、龙元禧都很高兴。 接着，广东团练总局又发出文告，号召广州民众同心同德保卫乡土，限令在广州替洋人服役执业的所有人员，10日内一律归家。省城内外，商民迁徙一空，原先繁华的西关，白天也见不到人。之后，又派出团练壮勇严密封锁港口，希望通过此举，继绝盘踞在广州城内英法联军的柴、米、油、盐、蔬菜和其它食物的供应，把敌军活活困死饿死！ 苏廷魁和罗惇衍、龙元禧时常派出广东团练总局的东莞壮勇，到敌军占踞的将军署门前贴挑战书，困扰敌军。夜间潜入广州城袭击小股分散的敌人，英法联军的士兵被杀被俘的事件时有发生，搞到敌军风声鹤唳，心惊胆战，被折腾得如惊弓之鸟，即使在白天，如果不是成群结队，根本不敢出街。他们坐困愁城。 英法联军不甘心被动挨打，6月3日，侵略军兵分两路出城进攻团练。一路由黄塘扑向榕树头东莞团练壮勇的驻地。早已和敌军交过手的千总邓安邦沉着指挥，他命令一部份团练的壮勇预先埋伏在有利的地形，另一部份团练壮勇出击迎战。他们边战边退，诱敌深入，中了计的敌军心惊肉跳，纷纷逃窜。这一仗打死、俘虏敌军一百余人。苏廷魁听到这胜利的喜讯，自然是高兴万分。 不久，盘踞在广州的英法联军张贴告示，说已经和清廷签订《天津条约》，既然已经达成和议，此后双方就相安无事，中国人不要再和他们作对，与洋人为难。 然而，在广东的英法联军“名为尽释前嫌，而奸淫妇女，焚烧房屋，依然如故！”民众咬牙切齿，非常气愤。苏廷魁向上反映情况，以防止土寇盗贼挠民等理由，请求保留团练总局。但议和大臣桂良担心会节外生枝，害怕议和“成果”被毁，奏请撤消团练总局。对于这种降敌媚敌之举，苏廷魁有摧肝裂胆之痛！ 咸丰九年（1859年）苏廷魁愤然回到肇庆，掌教端溪书院，历时3年。 修复庆云寺，亲笔书横匾 揭竿而起的各地农民起义军如燎原之火，席卷大清领地。咸丰十年(1860年)，随翼王石达开西征的太平军将领周春，联合怀集大洪国农民军陈金釭的部下侯诚戴等率领义军，浩浩荡荡由贺县、怀集经广宁、四会、三水等地进行攻肇庆清军。肇庆清兵人少，粮食也将告馨，有人劝苏廷魁赶快躲避。苏廷魁说：“我曾经是团防大臣呢，一定要与肇庆存亡！”苏廷魁急忙写信向广西总督劳崇光求援，并与清兵提督昆寿组织防御，在水坑、鼎湖一带同义军展开激战。在此期间，庆云寺失火，原先挂在山门的平南王尚可喜撰写的对联，以及他的次子尚之孝所题的横匾被烧成灰烬，寺院的建筑几乎全被毁坏。 为了修复庆云寺，第40代住持淡凡和尚四出化缘募款。苏廷魁和名士彭泰来等人鼎力支持。他们发动本地和海外施主资助，筹得善款，经过三、四年重修，得以恢复旧观。彭泰来撰写了碑记，还写了楹联“莲花历劫香初地，云液飞泉响万峰”挂在山门两旁。苏廷魁书写了“庆云寺”的横匾镶在山门的上方。字体端庄，笔力道劲而有风骨。重修之后到光绪年间，庆云寺达到它的全盛时期，当时寺僧与执职事工达千人以上。 ▲第三节：苏廷魁的治河事迹及其后 任河东河道总督，治黄遭狐鼠弹劾 同治元年(1862年)，苏廷魁奉旨特召进京。第二年，再次以道员的官衔派往河南委用。同治三年(1864年)正月，苏廷魁署理(暂时代理)河南布政使，代理行使河南巡抚职权。当时，掌治一省或多省军民，统辖治地文武官员的朝廷命官为正二品的总督。从二品的巡抚，实际上是一省之长，有时也由总督兼任。山东、山西、河南等不设总督的省，巡抚之权如同总督，世人称为“抚台”。总督、巡抚合称“督抚”，都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 又过了一年，苏廷魁被正式授予河南布政使官职，名正言顺地执掌一省的钱粮和政务。到了同治五年(1866年)，苏廷魁署(暂代)河东河道总督，专门管理河南、山东境内的黄河、运河的水利以及军务，办公地点设在山东兖州(曲阜附近)。 受命于艰厄危难的多事之秋，心雄万丈的苏廷魁到任后要施展大志宏图。他勘察各处河堤地势，加宽加高加固薄弱处的堤围。那时国库空虚，财力匮乏，农业失收，百姓饥馑，民生凋敝。目睹老鼠与昏鸦出入的萧萧芦苇丛，苏廷魁灵机一动，他号召农民开垦河滩的荒地，许诺三年之内，收成全部归开垦者，三年以后再征收开垦地的税赋。一千亩以上的大片荒地，由军队开垦，“广屯田以养兵”，公兵为农，为国家节省了大笔钱粮。仁心可普照万物，苏廷魁奉行的这些利国利民举措，成绩斐然，口硪载道，朝野之人交口称赞。 天有不测之风云。同治七年(1868年)黄河又发大水，苏廷魁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亲自率领官吏日夜上堤巡护，督促民工抢救险段，沥胆披肝，属尽职守，但洪水还是冲决了郑州西北荥泽的堤围，苏廷魁仰天长叹。他被革职留任，但仍负责决口的修复工作。 道光以后，每年修筑河堤水利的支出动辄600万两白银以上。清代的“河官”，向来是个肥缺，从来都是“国家之漏卮，官场之利薮”。在这里，贪污简直是习以为常。河防中的虚报浮冒到了晚清时期更加严重，夸大险情、向上伸手多要公款已是司空见惯。 苏廷魁平素一贯勤政清廉，对这些歪风邪气深恶痛绝，势同冰炭。荥泽的堤围决了口之后，他与河南巡抚一道，向朝廷奏请拨款一百万两银子，用于堵口工程。他运筹帷幄，频扑奔劳，食不味甘，卧不安席，亲自督工，精打细算，采购物资，发放工薪等都管得很严，各级官员想贪污也无从下手。公正无私，一呼而万民齐。只施工三个月，决口就合龙了。工地上的人无不舒眉展眼，击掌而歌。 同治八年，朝廷念在苏廷魁修复荥泽堤围决口有功，让他官复原职并赏加二级。同治九年(1870年)，苏廷魁补授(补空缺正式授予)河东河道总督、兵部侍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军务。这一年的九月，穆宗皇帝还恩赐“福”字给苏廷魁。
告老还乡，78岁驾鹤西去 苏廷魁告老还乡之后，曾到过泮水等故地重游，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写成诗篇。 1875年，德宗继位，定纪元为光绪。光绪三年(1877年)，光绪皇帝记起有功于社稷、一派忠忱可鉴天日的老臣苏廷魁。先后诰封苏廷魁为资政大夫、光禄大夫。光绪四年(1878年)苏廷魁逝世，终年78岁，安葬在他曾领导的团练与英法联军激战过的地方——广州榕树头。 苏廷魁写有《五经择要》、《手批东莱博议》、《中州奏议》、《守柔斋诗草》等著作传世。 苏廷魁和苏廷钧的后裔，除了在本地繁衍，还生枝发到了香港、澳门、欧洲、美加等地区和国家发展。 ▲苏廷魁后人建造的“苏氏家庙” 来源：端州发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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