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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篇的阅读情况来看，如今的山西似乎的确不那么引人注目。相比河南、内蒙古、福建、湖南等，这篇的阅读量连一半都不到啊。但不管怎么说，山西在中国历史上也曾辉煌过。那，这都是在什么时候呢？ 作者：谭其骧（1911——1992） 原载：《晋阳学刊》1981年第5期 据作者在山西大学所作报告记录 图片源于网络 编辑：坐观君 5 东汉魏晋时匈奴、鲜卑等族迁入山西，匈奴建十六国中的汉，即前赵，鲜卑建北魏，还有一个跟着匈奴迁入山西的羯族，也建立了十六国中的后赵，对四至六世纪的历史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唐朝初期，匈奴的后裔稽胡，还有在山西一带活动的。但此后这些少数民族即不再见于记载，想必是已同化融合于汉族。可是旧的少数民族融合不久，唐中期以后，又有一支新的少数民族——沙陀族，进入山西。 沙陀本是西突厥的一支。突厥族原来居住在蒙古高原西部阿尔泰山区，公元六世纪五十年代灭柔然，成为蒙古高原的主人，六十年代西破犷达，疆域展至中亚的阿姆河流域。八十年代分裂为东、西突厥。西突厥占有今新疆及中亚西亚地，并有一支移殖到今天的新疆东北角天山东端的北麓，和当地的土著印欧语系白种人融合在一起，形成沙陀族。这些沙陀人还保持着白种血统的相貌。 唐朝前期，沙陀人属唐朝统治。到了“安史之乱”后三十余年，即八世纪末，唐朝在新疆的势力被来自西藏的吐蕃逐出，沙陀便成了吐蕃的属部，并被迫迁到河西走廊张掖一带。九世纪初，沙陀人不堪吐蕃的压迫，举部东走，投奔唐朝，唐朝政府就把这支沙陀族安置在今陕北的定边盐池一带。不久，又进一步内徙今山西太原和雁门关南北定襄、朔县、山阴一带。从此山西北部就有了沙陀族，代北沙陀军在当时是最雄劲的部队。 沙陀酋长本姓朱邪，由于投奔了唐朝，屡立战功，唐朝赐姓李，官至节度使。九世纪末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唐朝统治者慌了手脚，下诏赦免沙陀酋长李国昌、克用父子杀害云州防御使之罪，使“讨贼(指黄巢起义军)赎罪”。李克用终于在883年收复长安战役中功居第一，父子二人一个做了代北军节度使(镇代州)，一个做了河东节度使 (镇太原)。国昌卒，克用又南取昭义(治潞州)，北取大同(治云州)，以太原为中心，占领了山西的大部分，895年进爵晋王，建立了唐末和五代后梁时代的晋国。 公元十世纪初，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五代初期，主要是沙陀人的晋国和汉族人的梁朝之争。梁朝的地盘很大，但晋国的武力很强。最后还是晋国打败了梁朝，建立了后唐朝。后唐首都虽然在洛阳，但仍把太原府建为北都，又叫北京。后晋、后汉的首都在开封，太原仍为北京。 五代的五个朝代中，有三个朝代都是以太原府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建立的。第一个是李克用之子存勖建立的后唐，第二个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石敬塘建立的后晋，第三个是刘知远建立的后汉。而这三个小王朝的创建者在称帝之前，都是前朝的北京留守、河东节度使，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乘机夺取黄河流域的大部分，从而一幕一幕地演出了改朝换代的历史剧。 在宋太祖所进行的统一战争中，曾两次派大军攻打自后周以来割据山西的北汉，两次兵临晋阳城下，但都未成功。直到其弟宋太宗时(公元979年，即宋太祖开国称帝后的十九年)，才攻下晋阳，灭了北汉，完成了统一事业。 如上所述，可见在唐末五代，山西在黄河流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地区。五代中的三个小王朝，都是以山西为根据地的沙陀人建立的。有两个割据政权，五代初的晋国和五代末的北汉，也都在山西建国。而晋阳城在这一时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宋王朝完成统一事业过程中，晋阳是最后一个割据势力的中心，也是最顽固的一个城堡，宋军费了很大力气才攻下来。又鉴于唐末五代的教训，中央政府内部一乱，总是以晋阳为根据地的一个新的势力建国割据，进而争夺天下。因此在宋太宗打下晋阳之后，就烧毁了这个千年古都晋阳城。但这个地区又不能没有一个行政中心，就改太原府为并州，移置阳曲县的唐明镇，这就是今天太原城的所在。至一O五九年复改并州为太原府。 由此看出，山西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时期，往往是历史上的分裂时期。这是因为，山西处于黄土高原的东部，它对河南、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而言，都是居高临下的，这在过去一刀一枪打仗时，是很占优势的地势。又因为盘踞山西的割据势力大都是强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武力很强，因而能攻则取之，退则守之，长期割据称雄。 6 北宋王朝统一中国后，山西不再是割据中心了，这和分裂时期比起来是比较不太重要了。但宋以后的山西，也有很值得讲的地方，特别是在金元时代。这不是因为它在政治上形成中心，而是因为在经济文化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金元时代，山西的经济文化比它邻近的地区发达。金朝统治着秦岭和淮河以北的半个中国。《金史·食货志》中特别提到：“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山西西南部在金时称平阳路)。它是金朝境内人口最稠密的地区。拿《金史·地理志》中各路的户口来比较，当时的户口密度比河北、陕西都高，可见那时山西的农业比河北、陕西发达。 经济发达自然要推动文化的发展。当时，统治南方的是南宋，统治北方的是金。南宋的印刷业中心(也就是文化中心)在首都临安(今杭州)，金的印刷中心却在平阳，而不在首都中都(今北京)。 再就金国科举制度来看，金全国分十九个路，凡文化发达的地区，一个路设一个考区。文化不发达之处，到临近的考区去考试。当时的山西分为三个路，晋北地区称西京路，晋中地区称河东北路，晋南称河东南路。(辽改云州为大同府，建西京，领西京道。金改称西京路，辖境为以今大同市为中心的雁北地区。雁门关以南的地区称为河东，河东分南北两路，以太原为中心的地区叫河东北路，以平阳为中心的地区叫河东南路。)全国十九个路，共设十个考区，而山西的三个路，每一路都设有考区。 《金史·文艺传中》中记述金朝一代的文人、学者，山西人占的比重很大。特别是金末元初，山西出了两个全国第一流的文人。一个是元好问，一个是刘祁，这两个人不仅当时很有名，而且到后代也很出名。元好问是秀容人(今忻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刘祁是浑源(今浑源县)人，刘家在金朝一代出了好几代由科举入仕的文人，时人称刘家的家乡为丛桂窟。到刘祁青年时，金朝灭亡了，入元后他著的《师潜志》这部书，很有史料价值，后人修《金史》多取材于此。 现在讲一讲元代。商税的多少，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达与否的一个标志。我们看《元史·食货志》中的商税记载：晋宁路(元代把河东南路改为晋宁路，河东北路改为冀宁路，西京路改为大同路)的商税，在华北一带仅次于大都路(元代首都，今北京)，远在其他诸路之上，不论是山东的济南，河北的真定、大名、保定，都赶不上它。冀宁路的商税比晋宁路稍差，但和真定、大名差不多，而在保定、顺德、广平等路之上。可见金元时山西的经济在华北地区是比较发达的。 由于经济发达，促进了文化艺术的发展。金元时代山西的戏剧事业也很繁荣，现在研究戏剧史的人都要到晋南去找金元时代的戏台，这是保留至今的最古的戏台建筑。 过去几千年历史，都是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部门。在正常情况下，平原地区发展农业的条件要比高原地区好，那为什么在金元时代，山西高原的经济文化反而要比邻近的河北、关中平原地区发达呢?这种情况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研究。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由于宋金、金元时期，平原一带受战争的摧残比较严重，山西受的战祸则比较轻，比较太平，所以在这一段时期内，山西的经济文化比邻近的平原地区发达。 由于在金元时代山西始终是华北地区经济最发达、人口很稠密的地区，且元末明初的战乱也不严重，所以到了明代初年，就显得人口特别稠密；而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地区，经兵炙之后，人口很稀少，于是就发生了明初的大举移民。 关于明初的移民，见于《明史·食货志》记载的有洪武年间曾迁山西北部(山后)和东南部(泽潞)民于河北，又曾迁山西民于安徽江淮间和河北、山东，河南一带。永乐间又曾迁山西中部、西南、东南部“丁多田少及无田之家分其丁口以实北平(河北)”。 明初山西移民的出发地见于历史记载，虽然晋中晋南晋北都有，可是根据民间传说和河北人的家谱，则河北人极大部分都说他们的祖先来自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这是怎么回事呢？还不太清楚。有人推测，可能是当时山西大部分移民在搬迁之前，都在洪洞集中，然后出发，当然不可能都是洪洞人。除洪洞县外，还有一部分河北人认为祖先来自“山后”，山后指今天的雁北地区。这可能反映当时晋北的移民直接搬到河北，不经过晋南。 7 明清两代基本上是全国统一的时代，所以山西在政治军事上并没有多大重要性。农业也不突出，邻近的平原地区赶上来了。这时山西好象不太重要了，但在工商业方面，山西的商人在明清两代是很出名的。山西人善于经商，这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已有记载。到了明清两代，山西人会做买卖的这个传统更进一步发展，对全国的经济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许多明清时代的笔记里，都提到山西的富商。例如《五杂姐》里说：“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徽州府)，江北则推山右(山西)。新安大贾，渔盐为业，藏银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广志绎》里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 山西的商人靠贩卖什么呢？主要是把山西解池的盐、潞安府的潞绸，还有煤、铁等运出去，把长江下游的布运进来。潞安府的潞绸是从明代开始兴起的。山西当时的冶铁工业也很发达。明代全国有十三个冶铁所，山西就占了五个。 在明代，山西的边境城市大同的繁华也是很有名的。谢肇制《五杂姐》：“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精好，皆边陲所无者。……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大同的妇女何以以美丽著称？显然并不是明以前大同妇女不美，到明代时变美了，而是明代大同的都市经济发达，妇女的穿戴也讲究起来了，所以看上去很美。促成大同繁荣的有二个原因：一是由于大同是边境城市，驻扎了大批军队，所以全国的财富大量输往大同消费。二是对蒙古的互市。明朝和蒙古和好时期，大同是对蒙古贸易的主要市场。明朝设有防边九镇，称为九边，大同是九边中最繁华的。 明代的山西人做生意已经很了不起了，但明代商人经营的范围只限于当时在明朝版图内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到了清朝，随着王朝版图的逐步扩大，山西商人的经商范围也扩大到了东北三省和内外蒙古等边远地区。甚至远达俄罗斯的莫斯科。因为这种跑北路边疆和国外的商队使用的交通工具是骆驼，被称为骆驼帮。 由于山西商人经常出远门经商，要走很远的路，带很多的银子不方便，也不安全，特别是到了清中叶以后，地方不靖，携带现金更感困难，于是山西商人经营的汇兑业便应运而起，这就是近代史上有名的山西票号。开设票号的多是山西平遥、祁县、太谷的商人，全国各地，主要是黄河流域，还有长江、珠江流域，到处都有他们的分号。这些票号既接受公私存款，又经营官商汇兑。到清代后期，山西商人的票号基本上控制了全国金融，所设分号远至日本、俄国。每年获利约达五百万两。山西的票商在清代是同盐商、行商(广东十三行)齐名的全国最富有的商人。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银行发展起来了，票号才逐渐衰落。辛亥革命后，票号大部分相继倒闭，少数几家则一直存在到三十年代。如上所述，可见明清两代山西在全国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 8 今后的山西再不可能成为全国政治上的中心，因为全国统一，再也不会分裂了；山西也再不会成为黄河流域农业上的重心了，因为和平时期高原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总比不上平原优越。 坐观君：当时谭其骧先生对山西的未来还是给出了一个乐观展望的，他是这么说的：“但是山西今后还是会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的，因为山西的煤最多，铁很多，发展重工业的条件是很优越的。随着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山西的煤、铁工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在全国的经济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 在某个时间段而言，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时至如今，世易时移啊。后续还会分享有关山西的文章。不同角度，全面了解。最后再给大家链接几篇和今天内容有关的几篇文章，供参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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