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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3月7日，我在《中国书画报》上刊登了一篇300字左右的豆腐干《印海拾遗》，这可以视为我所谓印学研究的处女作。 我学刻印，得到韩天衡和孙慰祖两位先生的传授和教诲，实际上我后来学写印学方面的文章，也是受到两位先生的影响。我以前曾提供一些印学资料给韩先生，有一次先生认真地对我说你也可以学着写点文章。这句话我听进去了，也照着作了。当然文章不好写，尤其是论文，不仅要有内容、观点，还要符合学术规范，而我这个初中肄业生也不知哪来的勇气，竟然尝试写论文了。 初写论文，是走模仿秀路线，仔细想来，和写字、刻印也没什么区别，就是都要找来范本临摹、借鉴。我刻印从孙先生学，论文也主要读先生的著述，大约是这层关系，有亲切感，貌似枯燥的文章竟然也读的进去，只不过文章习作不敢给先生看，原因是怕先生的嘲笑。 清代蘅塘退士孙洙在其所编《唐诗三百首》序中说“谚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大约读的多了，也就能窥探出一点写作的门径来。当1998看到《西泠印社九十五周年国际印学研讨会》征稿启事，便写了《论黄士陵》一文寄出，结果是名落孙山。后来我买了一本《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发现这本书后面附有落选者的篇目和名单，我一看入选篇目并不多，而落选的有许多鼎鼎大名者，心理平衡不少。韩天衡和孙慰祖两位先生文章自然入选，而韩先生文中竟提到我的名字和一件事，也算另一种形式的参与吧。我写黄士陵，主要是当时在学黄士陵印，渐渐有了点心得，就斗胆试写了一篇，以我当时的识见，自然是写不到位的，而入选的文章，就有李刚田先生的一篇《黄士陵篆刻艺术三题》。 2003年，西泠印社举办《“百年名社·千年印学”国际印学研讨会》，我因新得一册黄士陵残谱，以此写了《新见黄士陵残谱考》投稿，幸运地入选了研讨会。戏曲界常评价某戏“戏保人”，某戏“人保戏”，“戏保人”意思是有的戏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观众主要看故事情节，演员水平差点，也就忽略不计了。 “人保戏”则是某戏温吞，不够精彩，但演员是名角，观众欣赏的是角，同样也就不计较了，我想我的论文大约就属于“戏保人”吧。从此以后，我写文章似乎顺利了许多，入选率大大提升。这次研讨会，我有幸与楚默（盛东涛）先生同居一室，楚默先生认为我的文章还不错，看了我的印蜕，还说可以帮我写点介绍性的文字，但我后来一直没有联系楚默先生，原因很多，至今想来，还是有点遗憾的。那次回屯后，我还写了一篇短文发表在《黄山日报》上。 十几年来，关于印学方面文字，我已写了约30万字，徽州印人占其半，这当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我曾出版了《吉砚书屋文博丛稿》，本想再编《吉砚书屋印学丛稿》及《吉砚书屋书画丛稿》等。因陈琪先生负责组织一套徽州研究的系列丛书，约我将印学文章整理一下忝列进去，但再用《吉砚书屋印学丛稿》名不太合适，故改今名。本书分正编、副编，正编无疑是与徽州印学相关的文章，副编则涉及其他地域和人物，虽然如此，与徽州印学还是有许多的关联，如《青田石——开启流派印章新时代的重要“介质”》一文，里面就有许多徽州人物和事件在内，毕竟几百年明清篆刻历史，徽州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是所有研究明清以来流派印绕不过去的话题。再如徐之谦先生所刻七方印章的主人汪和友，为歙县西溪人，印章的背后承载了一段特殊时期的历史。 前面说我学写印学文章，是私淑孙慰祖先生，后来写的稿子有了进步，依然不敢给先生看，这是因为第一，先生太忙。鲁迅先生曾说“浪费别人的时间等于谋财害命”。第二，人要有一点自学的能力，尤其早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第三，孙先生常说，对我们在外地的几位学生帮助很少，觉得亏欠。但先生不知道，正由于机会难得，琢磨和憋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一旦见面解惑，快意无比，这是长年在先生身边、随时可以讨教者所不能感受的。不过参加印学活动多起来，常能在一些场合见到先生，有机会就抓紧请教。当别人在向先生讨教或讨论时，旁听的我也是大受益的。 对于只是有一点记问之学的学步者来说，希望我所写的东西对一些人能有点帮助，足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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