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青天”戏文严重歪曲了宋朝制度，除了名字几乎都是杜撰的

包公戏是传统戏曲文艺中最为流行的剧目之一，据说南宋的南戏中已有包公戏，但由于戏文佚失，我们已不知道具体剧情为何。可以确定的是，包公戏是在元朝兴盛起来的，传世的元杂剧至少有11个包公戏剧目：《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包待制智勘灰阑记》、《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包待制智赚生金阁》、《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陈州粜米》、《包龙图智勘后庭花》、《神奴儿大闹开封府》、《王月英元夜留鞋记》、《叮叮当当盆儿鬼》、《鲠直张千替杀妻》。

有文本流传下来的明清传奇之中，也有不少包公戏，如《胭脂记》、《桃符记》、《观音鱼篮记》、《袁文正还魂记》、《高文举珍珠记》、《双钉案》、《乾坤啸》、《正昭阳》。清代京剧及地方戏中都有非常多的包公戏剧目。此外，明清时期还诞生了很多以包公审案为主要情节的说唱词话、话本、拟话本、小说，著名的有明代公案小说集《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清代长编公案小说《三侠五义》。

坦率地说，站在一名宋史研究者的立场上，我非常不喜欢包公戏，所有的包公戏。因为民间草根文人创作的包公戏，对宋朝历史的歪曲太严重了。我曾半开玩笑说过：“在所有的包公戏中，除了包公的名字是真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假的。”

我举几个例子。

不管在京剧里，还是地方戏里，包公的脸谱都是黑色的。电视剧《包青天》中的包拯相貌虽然不像舞台上的那么夸张，但也是黑如奥巴马，让人怀疑包拯是不是有非洲血统。但史料从未说过包拯面如黑炭。倒是清代有一位在包拯故里庐州当知州的学者，看了庐州包公祠供奉的包拯像，曾说：“公肖像满天下，向时所见，皆棱角峭厉，使人汗骇僵走，不敢仰视。今奉命守庐，拜公于香花墩上，岳岳怀方，和蔼溢于眉睫，无外间妄塑非常状，甚矣人之好怪也！”可见包拯相貌并无“非常状”。

小说《三侠五义》以及据此改编的包公戏，都提到包公坐镇的开封府有“龙头铡”、“虎头铡”、“狗头铡”三道铡刀，龙头铡专杀贵族，虎头铡专杀官吏，狗头铡专杀平民。历史上的开封府当然不可能有三道铡刀，这其实是民间文人幻想出来的刑具。

看过电视剧《包青天》《少年包青天》之类的朋友都知道，包青天身边有一个得力助手、幕僚，叫做公孙策。这个公孙策最早出自《三侠五义》，也是民间说书人幻想出来的，更准确地说，是文人根据清代刑名师爷角色塑造出来的文学人物，历史上并不存在这一号人。别说公孙策这个人，就是公孙策所代表的师爷这一角色，宋朝也是没有的。当然，包公的另一名得力助手展昭，以及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名衙役，通通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

你看，包公戏里的包公容貌、身边工作人员、刑具，全都是假的嘛。前面我说过，包公戏里除了包公的名字是真的之外，其他的都是假的。其实我这说法还是太保守了，因为包公戏连包公的名字也会造假，比如在《靖江宝卷》、《聊斋俚曲集》、《三侠五义》、《呼家将》等明清戏曲与小说中，包拯被称做“包文正”，这里的“文正”是谥号，但包拯的谥号并不是“文正”，而是“孝肃”。

包公戏里的包公还常常被称为“包大人”，但宋朝百姓见官，或者下属见上司，并无当面称对方为“大人”的习惯，宋人若称包拯为“包大人”，是会被人取笑的，因为按宋人用语习惯，“大人”只用来称呼父亲。见官称“大人”之风，是从元朝开始的，明清相沿。

这些文艺性的编造或者说虚构，还可以接受，因为毕竟文艺作品不是历史，虚构是免不了的。但包公戏与公案小说对宋代司法制度的歪曲，却着实令我恼火，不能不站出来澄清。

包公戏、以包公为主角的公案小说，通常讲的都是包公审案、断案的故事，这就涉及对宋代司法制度的呈现。包括今人在内的无数中国人，都是通过“包公戏”了解传统司法制度与司法文化的；甚至一些学者也以“包公戏”为样本，煞有介事地分析传统的“人治司法模式”。然而，一个尴尬的事实是，那些编写包公戏、话本、小说的元明清民间文人（甚至包括今天的电视剧、电影编剧），对宋代的司法制度是非常陌生的，因为入元之后，宋朝司法制度还中断了。他们也不可能受过史学训练，没读过多少史书，编撰戏文的时候，只能按照自己的想象，顶多是根据自己接触到的元明清司法制度，来再现包公审案、断案的情景。

让我们来看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京剧《赤桑镇》、《铡包勉》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包公的侄子包勉，为萧山县令，因贪赃枉法被人检举，奉旨出巡的包拯亲审此案，查明真相后，下令铡死亲侄子。编写剧本的文人大概是想用这个故事来表现包青天的执法如山、大义灭亲。而今天的法学家一看，这很不对劲啊，包公亲审侄儿，这不正是传统司法缺乏回避制、“忽略了法律程序和司法裁判过程的正当性——程序正义”的体现吗？但文人与法学家都弄错了。因为宋代司法有着非常严格的回避制，法律绝不允许法官与原告、被告之间存在亲嫌关系，假如包公接到包勉案，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申请回避，而不是亲审侄儿、大义灭亲。

第二个例子：元杂剧《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有一个细节：罪人王庆等被带到开封府审问，众人跪下，王庆却不跪，包公喝道：“王庆，兀那厮你怎么不跪？”王庆说：“我无罪过。”包公说：“你无罪过，来俺这开封府里做甚么？”王庆说：“我跪下便了也。”遂跪了下来。法律史研究者认为，“在（古代）司法实践中，无论是刑事案件，还是民事诉讼，……涉讼两造（包括其他干连证人等）一旦到官受审，不仅要下跪叩首，而且还要受到‘喝堂威’的惊吓”。那么一名宋朝的平民被传唤到公庭审讯，真的必须下跪叩首吗？恰好我考据过这个问题，发现宋代其实并无要求讼者下跪的制度，原告、被告或者犯罪嫌疑人在接受审讯时，通常都是站着。跪着受审的制度，是在元朝之后才形成的。编写“包公戏”的文人显然将元明清时期的庭审制度套到宋人身上去了。

我们常说，贫穷限制了想象力。知识上的贫乏，更会限制想象力。河南坠子《关公辞曹》中有一段唱词：“曹孟德在马上一声大叫：关二弟听我说你且慢逃。在许都我待你哪点儿不好，顿顿饭包饺子又炸油条。你曹大嫂亲自下厨烧锅燎灶，大冷天只忙得热汗不消。白面馍夹腊肉你吃腻了，又给你蒸一锅马齿菜包。搬蒜臼还把蒜汁捣，萝卜丝拌香油调了一瓢。”编写戏文的底层文人囿于阅历与眼界，所能想象到的王侯将相的奢华生活，无非是顿顿吃饺子油条、白面馍夹腊肉。他们对宋朝司法制度的想象，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