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与奴——张廷玉的为官之道（上）

在前篇分析马齐的文章中，我们提到过马齐的四个优点，这四个优点让马大人（富察大人）成功跻身三朝元老的行列。只是马大人的水平还不够高，只是一个兢兢业业听差办事的官员而已，虽然官做得很踏实，但相比较一把手心目中的理想下属形象来说，总还是有那么一丝的差距。高手对决，差距就在一丝一毫之间。康熙四十六年的上书房三位大臣，排名首位的是佟国维，次位是马齐，最末是张廷玉。而到了康熙驾崩的六十一年，张廷玉却成为了唯一的托孤大臣。在这十五年波谲云诡的政治角斗中，张廷玉一点点摆脱着汉人身份的先天劣势，不靠诋毁、阴损，靠着自己独特的为官哲学，慢慢爬到了百官之首，成为胤禟、胤䄉也不敢指斥的两朝宰相，最后还成为了有清一朝唯一一个配享太庙的汉臣（同治中兴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没有这个待遇）。因此，张廷玉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官僚的理想代表。在笔者看来，这种理想其实就是两个层面的结合——臣与奴。

先说臣道。

在《走向共和》第一集中，因为请求停休颐和园，慈禧太后怒斥户部尚书阎敬铭，要他滚。阎敬铭从容答到“臣有罪，太后可将臣罢黜问刑，不可叫滚，辱及朝廷制度！”慈禧勃然大怒“我就说了，你给我滚，滚，滚！”阎敬铭轻拂衣袖“臣不滚，臣自会走！”（关于慈禧这样的泼妇形象，某师兄珠玉在前，不敢掠美，请于“与子同袍”公众号赏析之。）阎敬铭请停颐和园，是从大清国库实在无银可用的实际出发，慈禧想修园子，是从过生日就得乐呵乐呵的老太太心理出发，可惜的是这个老太太偏偏是帝国的一把手。于是一把手的意志与帝国的利益之间发生了冲突，臣属此时就面临了抉择。《礼记·礼运》说“仕于公曰臣”，《左传》上说“臣治烦去惑者也。”也就是说，臣子是要对国家、江山、社稷乃至于道统负责的。宋朝大儒张载说儒者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者出身的官员自然也要奉此为为官处事之圭臬。孟子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臣道要求臣属在做价值判断的时候，应该将一把手的意志与一把手所代表的本体意志区分开来，做到听命于道统而非个人。所以鲁迅才会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从这个角度来说，马齐在《雍正王朝》中的表现是当得一个臣道奉行者的表率的。那么张廷玉又如何呢？

在张五哥冤案事件中，胤禩奉命查处事件真相，最后通过诱供肖国清，成功把太子胤礽套了上去。胤禩写了一篇报告递给康熙，康熙看过后很生气，便叫来张廷玉商量。康熙先说了一通儿子难教的套话（后来跟佟国维吃饭的时候也这么说过），然后让张廷玉看看那个报告。张廷玉阅后即焚，声称自己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康熙叹了一口气，表示明白张廷玉的苦心。在当时的情况下，看过胤禩的奏折后，康熙心中对胤礽是失望透顶的，加上国库欠款一事中太子卖官鬻爵，康熙喃喃的那句“难道这就是大清国未来的皇帝？”都说明了他必然是动了废太子的念想的。但在当时的政治形态下，太子绝不能废。一来这个当了二十多年的太子突然被废，必然会引起政局动荡。正如后来热河狩猎事件中凌普带兵进驻行宫所表现的那样；二来废太子的起因绝不能是因为另一个阿哥查办案件所致，因为这会让查案的阿哥享受过高的功劳，形成强势的新太子人选舆论，并且会给其他阿哥形成示范效应，如同李世民在玄武门所做的那样。所以，就算非废太子不可，也绝不能是在这样的时机、因为这样的缘由。这个叫大局意识。阎敬铭拒绝修颐和园也是出于大局考虑，只可惜孝钦显皇后跟圣祖仁皇帝之间的差距是没法以道里计的，这是阎敬铭的不幸，也是张廷玉的万幸。这个就是臣道的第一个方面，大局为重。

臣道的第二个方面是独立判断。在《康熙送给爱子们的最后礼物》一文中，我们曾提到过胤祥因为坐牢而变得唯诺起来，被雍正呵斥了一番，后来打起精神重做拼命十三郎。古人云“千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谔谔之士的作用就在于在一片和气、歌舞升平的时候说几句不合时宜的逆耳忠言，虽然有些煞风景，却是提神醒脑的良药。慈禧骂阎敬铭的时候说“这样直言敢谏的臣子，咱娘俩还真埋没了他”，就带着一股浓厚起床气的味道。在雍正大张旗鼓表彰诺敏为天下第一巡抚后，胤祥犯言直谏了一番，还说张廷玉也看出来了。张廷玉低着头说自己看出来却没说，“倒不一定是心里害怕，有时候是怕动摇了皇上励精图治的信心。”这是独立思考面临大局挑战时的两难抉择。有时候一味地强调谔谔之言反而会误事，梁启超讽刺明朝士大夫的时候说他们“无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因此，我将大局放在了首位，把独立判断放在了次位。这是因为政治活动不同于个人修身养性，没有那么多的快意恩仇，更多的还是隐忍负重。

臣道的第三个方面是坚守原则。官场中有许多人，能够独立判断是非，却不能坚守内心认定的真理。颇有《老子》所说的“勇于敢者则杀．勇于不敢者则活”的味道。然而这是违背臣道要求的。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要求儒者在实践中体悟儒家的道德准则，把能行之知与知而能行结合起来，从而让儒家原理从孔孟书中走到现实生活中来。对于臣子们来说，就是要把“知死不辟之勇”（《左传》语）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体现出来。儒者们不仅要做口头上的儒法宣讲者，更要做行动上的儒子表率者，这种体现有时候是要担着巨大的干系、冒着巨大的风险才能实现的。在亲王逼宫事件中，面对咄咄逼人的胤禩一众以及隆科多掌握皇城九门及内廷御林军形成犯上作乱几乎大局已定的危急时刻，张廷玉挺身而出，舌辩诸王，驳斥八王议政在法理上的不足，维护改革具有的天然合法性，重申祖宗基业大于天的道理，可谓勇而敢为，知死不辞。从这个角度看，张廷玉确实是一个合格的传统官僚。

（未完待续）

一只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