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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全球知名的地标性建筑，香港的重庆大厦（Chungking Mansions）绝对是其中的一个特例，一个特别值得被考察的地域象征和文化符号。
1994 年，“墨镜王”仅用两个月的时间超高速炮制的后现代爱情故事、浪漫且迷幻的《重庆森林》，令重庆大厦 20 多年来，一直如一缕光晕般缠绕在大陆文艺青年对于 90 年代香港流行文化的“乡愁”想象和怀旧情结中。
24 年后，这座位于香港黄金地段——尖沙咀弥敦道 36-44 号，由 A、B、C、D、E 五栋连体楼宇组成的 17 层老旧大厦，依然令人惊奇地见证着香港社会的整体变迁。
重庆大厦毗邻高档的半岛酒店和假日酒店，步行十分钟即可到达香港的另一个旅游地标天星码头。
而事实上，在此之前它就早已作为一个廉价、多元和“亚洲全球化的最佳案例”声名远播。 1980 年代，全世界旅行爱好者的“文艺圣经”——《Lonely Planet》（孤独星球）杂志——的创始人托尼·惠勒在《鞋带上的东南亚》一文中，把它描述为：“一个在香港寻找廉价住宿时有魔力的词——重庆大厦。”
“或许世界上再没有像重庆大厦一样的地方”。 2011 年，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麦高登（Gordan Mathews）在《香港重庆大厦：世界中心的边缘地带》（最近又由内陆的华东大学出版社重新出版）将它重新定义为一个“低端全球化”的载体。
作者: [美] 麦高登 译者: 杨旸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年: 2018-08 从 1961 年建成之后，在娱乐业、旅游业、社会和人类学等各种跨文化主题的叙事与研究中，重庆大厦的形象和身份不断地被重构，仿佛一出现代版的“川剧变脸”魔术，在香港这个国际化的舞台轮番上演。 一座面目不一的大厦，实质上始终是一则展演在全球视野中的“香港故事”。 1. 重庆大厦的“堕落”之路 时间回到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当时重庆大厦坐落的地方还不叫“重庆大厦”。
而是一个专门卖一些外国货的便民市场。
直到 1958 年，几个爱国的菲律宾华侨买下了这块地盘。又因为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曾被日军打得七零八落，并被迫迁到了陪都重庆，这些华侨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于是就把这栋大厦命名为了“重庆大厦”。
建成之后的重庆大厦，拥有 60 年代香港的最新颖设计，一度是香港的豪宅和高档住家。 甚至当时的总华探长吕乐，都把总部设在了此地，重庆大厦的治安状况一时无二。 60 年代末，越南战争的爆发，英殖民政府管辖的尖沙咀成为美军士兵造访的红灯区；到了 70 年代，来自西方世界的嬉皮士和背包客开始出现在重庆大厦。
1960 年的香港夜景，摄影：Martin。 80 年代初，著名旅游指南《Lonely Planet》对重庆大厦的推介，更吸引了大量游客的到来。 在这个各路人马自由来往的过程中，它也逐渐成为了一个鱼龙混杂、藏污纳垢的法外之地，香港人心目中的“黑暗之心”。 事实上，从 19 世纪中期开始，港英殖民政府就大量雇佣了印度人做警员和士兵，他们最早便驻扎在尖沙咀。 根据学者麦高登的考证，距离重庆大厦两个街区，就有一座建成于 1896 年的香港最大的清真寺——九龙清真寺。
香港九龙清真寺 它是吸引南亚人到该地的重要原因。 随着南亚裔人口逐年增加，再加上香港社会对南亚人有许多偏见，这个地方在香港人心中被贴上了黑色标签，大楼的物业价格也一直很低迷。 这也意外地使重庆大厦获得了租金和交通方面的优势，大厦内最便宜的租房价格只需 50-80 元港币，两个路口外的半岛酒店则要 3000 港币起。 2. “所有网站都警告我千万不要住在重庆大厦，然后我就明白了我一定要来这里” 90 年代香港回归以后，背包客的数量减小，但是从南亚和非洲来的商人或难民则不断增加。 新世纪之初，越来越多的内陆游客到香港时住在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的另一面 一个来自英国的背包客曾说：“所有网站都警告我千万不要住在重庆大厦，然后我就明白了我一定要来这里。” 重庆大厦的设计布局，则更是无愧于它“小联合国”的绰号。 它的底层有 140 多家店铺，货币兑换店、电话卡店、服装店、影碟店、餐厅、酒吧等不一而足。 一楼有 120 多家商店，三楼以上有 90 家左右的大大小小的旅店，每家大概 6-12 个房间。 据麦高登统计，每晚大约有 4000 人留宿在重庆大厦，里面的住户有 129 个不同国籍。 有香港警察坦言，其实比起许多其他同样大小的本地楼宇，重庆大厦里面的犯罪率小得多。 而尽管 90 年代，重庆大厦的业主们对其进行了重新改造，更新了很多软硬件设备，加强了各种安全设施，翻新了整座大楼的内外和门面，也丝毫无助于改善香港人对大厦既有的恐惧心态和刻板印象。
麦高登：“这是部好电影，不过与重庆大厦本身无关，电影完全不写实。”
那么今天的香港人怎么看这座大厦呢？他们是否耳闻过重庆大厦？对重庆大厦又印象如何？
很多受访的香港人这样回答： “只知道里面有一些南亚人在做生意吧。” “比较多印度人吧，也有很多餐馆。” “咖喱！挺好味的~”
“觉得还蛮多人的，进去比较会怕吧……” “那边人很多，很复杂啊！” “比较多南亚域的人士在那里逗留。” “女孩子进去太危险了，治安不是太好。”
“如果是女生一个人，我一定不会叫她去这边！” “我一个朋友很喜欢来重庆大厦的，因为他说这里日元的汇率比较好，他每次去日本旅行都会在这里兑换円，可是他非常担心会被人打劫。” 复杂、陌生、不安全感和各种社会案件带来的暗黑阴影，是香港人对重庆大厦的总体印象。 在很多香港人看来，它仍然是“一个由外来他者在香港筑就的另类孤岛，繁华香港中一个底层世界的‘隔都’（Ghetto）”。 3. 第三世界“倒爷”们的生存之道 而仅仅是在空间的意义上，重庆大厦为来自第三世界的“倒爷”们提供了庇护所，他们能够在此谋生的主导因素，仍是源于香港自身的身份背景—— 它作为一个国际自由贸易港，及其连接国际市场与中国南方廉价外销品生产地的经济优势。 住在重庆大厦的人，出发去香港各地一般不会超过一小时。 在重庆大厦以北三公里深水埗，一个以工薪阶层为主的地区，有许多廉价的裁缝店。
深水埗街头 锦田，通常是一个许多游客参观的新界小镇，重庆大厦的商人去那里可以买到香港人报废或遗弃的二手汽车零件。
锦田 还有位于中港交界的罗湖，来自非洲的商人们在这里过境，去内陆南部的商城和工厂购物，临时工则去那里更新签证。 对比十九世纪末的书籍所记载的香港景象： 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在街道中随处走上一个小时，就能见到各族人士，比在五旬节看到的还多；各肤色和宗教信仰的人们摩肩接踵、和平相处。
香港记忆，1955 年。摄影：哈里森·福尔曼。 与之相比，今天的重庆大厦似乎没有太大差别： 这里有尝试结识香港女孩但甚少成功的非洲年轻商人，有曾作为政治选举发言人出现在 CNN 但逃到香港还不能打工的难民，有计划三年后攒够资本做生意甚至成为中产阶级的性工作者，有穿上漂亮紧身衣、渴望每周至少有一次被人看作魅力女性的家庭佣工…… ——罗昕《今天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 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却在于，如今的重庆大厦已丢失了彼时香港的自由文化氛围，取而代之的是一条赫然可见的种族歧视链，不同民族的种族成见十分清晰，诸如： 南亚人认为非洲人“智商低”及“天真”；而非洲人说南亚人“只会计划和思考怎么做生意”；印度人认为巴基斯坦人“总是喜欢打架”；东非人则说尼日利亚人不可信：“如果你发现有尼日利亚人住在你隔壁房间，赶快换房。” ——《今天的重庆大厦，就是明天的世界》 维系他们在此地“和平相处”的共通规则和语言，其实是金钱、交易和英文。 也正是在这幅看似自由交易的贸易图景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形态凸显着其对金钱的永恒追求，香港社会的后殖民色彩也显影出了一丝实用主义的印痕。 这些跨国流动的“低端全球化”人口，因全球化的不平等经济结构的剥削和压榨而贫穷，却不得不依靠与全球化逐利而行的商业和资本逻辑共谋才能生存。 4. 香港社会的一块“内飞地” 如果说香港在 70 年代是工业生产的中心，在 80 年代末成为中国货品集散地，那么，随着内陆市场的开放，重庆大厦的成本、交通优势和容纳多元文化的空间吸引力正一步步地丧失 。 大量非洲商人和中东面孔们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内陆另一个新进崛起的“低端全球化”的范本——广州的小北，那里是他们的一个蕴含着丰富宝藏和广阔资源的掘金之地。
广州小北宝汉直街，非洲商贩和广州居民各自经营的摊铺 相对于内陆和香港，重庆大厦正在显著地走向边缘。它可能会消失，也可能会有别的“重庆大厦”冒出来。 而现在，它像一个裸露的切口，暴露着资本主义全球化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所繁殖出的一个不甚光鲜和生长在夹缝中的低配版——“低端全球化”。 它本身更是香港的本土与外来、中上阶层与底层世界等二元对立之间的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缝。 而无论是从地缘、居留主体的构成，还是从文化氛围的边缘属性等各种角度来看，重庆大厦至今都是香港社会的一块“内飞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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