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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炳印（1938-2018） 这篇回忆其实并不完整，是年过80的母亲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将下面的内容敲进电脑。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是下面的篇幅了，只是就文字格式进行了略微的调整。全文大概5258个字，是母亲晚年时的回忆，我经常是一边读一边流泪，从没有听母亲讲述童年的艰辛，对比我们的生活，难以想象母亲的童年是那样的艰辛。生活中的母亲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境，从不抱怨，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乐观向上，对未来、对我们的国家充满信心。很可惜，母亲已经离开了我们，我再也没有机会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只能看看这些文字，感受母儿时的生活。 跑日本
噹 噹 噹…一阵急促的锣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随即传来老村长一遍遍的喊声：乡亲们，鬼子进村了，大家赶快跑，鬼子从村东进来，大家赶快向西跑吧！刹那间全村的人都涌向大街，迅速向村西跑去。要在村西的庄稼地理，壕沟里等待，直到村长再次招呼：乡亲们，鬼子走了，大家回家吧！这时疲惫不堪的村民才扶老携幼慢慢回到被日本鬼子洗劫一空的家。 这就是跑日本。自从我记事起，跑日本这件事一直充斥在我童年的记忆中，萦绕在脑海里，挥不去，忘不掉，给了我太多痛苦的记忆。 1937年阴历8月15日我出生在河北省南部邱县西孝固村。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村子非常美：村外由树林环绕，从村外远远望去，就好像一片森林，穿过树林，才能发现是由三条东西走向的大街组成的村庄。村庄的东北面是一个终年积水的水塘。夏日来临，好像有几万只青蛙在水塘内争相鸣叫，现在想起来，青蛙的鸣叫真像一曲动听的交响乐。池塘东面就是小学校了。村里的乡亲们日出而做，日落而息，过着平静的生活。 但是到了一九三七‘七七事变’后，一切都改变了。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对华北进行大规模扫荡。对农村实行残酷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经常突然袭击一些农村。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乡亲们每晚睡觉都不敢脱衣服，即使在寒冬腊月，也要穿着棉衣棉裤睡觉，只能把鞋脱掉，和准备好的干粮仔细地放在自己床前，一旦鬼子进村就能迅速逃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45年鬼子投降。 鬼子进村后把每家都翻个底朝上，把值钱的东西全部拿走，家中的鸡，猪都被他们杀掉，煮煮吃了。那时村政府号召大家搞坚壁清野，粮食都埋在地下，鬼子是拿不到的。 尽管村里有组织，但有时也有村民逃不出去。有一次鬼子进村，我四婶和她妹妹及近20位村民被鬼子抓走。在路上四婶趁鬼子不注意躲进路旁半米深的苜蓿地理，逃回来了。四婶的妹妹和20位村民全部被杀害了。 那时有一天夜里，村民们都在睡梦中，突然听到街上嘚，嘚，嘚的马蹄声，全家人害怕，都起来了，不敢出门，从门缝向外看，只见穿着黄色大衣的日本鬼子，骑着马在街上来回跑着。过不久就平静了。村民们出门观察，发现村里四个村干部在打麦场上被杀害了。至今我不明白，鬼子为何能准确无误地找到村干部的家？肯定有汉奸带路。 听我哥哥讲，那时候我家是个大家庭，父亲兄弟6个，全家有近二十口人。有一次跑日本家里套了两架马车，全家人分别坐在马车上。我那时刚刚几个月大，在车上不停地哇哇大哭，引起众人的担忧。有人让我母亲把我扔掉，否则大家不安全。我母亲不肯，大家说，那你抱着孩子下车吧！我母亲毅然抱着我下了车，跟在马车后面走，很快马车消失了，我母亲就随着逃难的人群艰难前行，好在鬼子没追赶，最后总算找到了大家庭的住地。 这是我母亲的选择，我想也肯定是天下所有母亲的选择，我每想到此事都热泪盈框，感谢母亲给了我两次生命。我并不记恨家里成员的决定：那时全家人的安全应该是大大超过三个月孩子的生命吧。 今天我们的祖国已经强大，再不会受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看到儿童们过着幸福的生活，他们在明亮的教室里学习着，在阳光灿烂的操场上运动着，没有饥饿，没有逃难。而我们已经白发苍苍，垂垂老已。把苦难的经历告诉年轻人，是我们的责任。否则随着我们的逝去，老一辈的苦难经历，也将永远消失。 个人的幸福苦难酸甜苦辣，是和祖国的盛衰兴退紧密相连，只有奋力把祖国建设好，才能使我们的后代永远幸福安宁。
卖衣衫
1943年我的家乡发生了大灾荒。冬天过去，人们的粮食都吃完了，单等麦子能有个好收成。可正在麦子要灌浆时，一场瓢泼大雨夹带着鸡蛋大的冰雹倾泻而下，把即将成熟的麦子全淹死了。夏天到了，没有麦子接济，村民们没有一点粮食吃，饥饿难耐的人们开始吃树叶充饥。最早吃榆树叶，没发生负作用。榆树叶光完了，剥榆树皮吃。很快榆树叶和皮都吃光了，开始吃槐树叶，但是吃完槐树叶后，人们脸都肿了，不能再吃。在走投无路情况下，有的乡亲们带上一家老小背井离乡逃难去了。有的人实在忍受不了饥饿，卖掉自家的地，买几斤玉米面窝窝头大吃一顿，结果撑死了。实际上由于常期吃不着饭，肠胃已经没有消化能力了，猛然吃多，肠胃受伤，其实是饥饿而死的。那时吃一口窝头真比现在吃蛋糕还香甜。 我家也是同样的遭遇。没粮食吃，母亲把撵过米的糠烝窝窝头，可是糠没粘结性，不成团，于是把能出粘液的榆树皮泡水，用粘水和糠搅拌，就做成了。看到黄橙橙的糠窝窝，我口水都流出来了，拿起来就吃了一个。哥哥看见了，赶忙阻止，不让我吃，说会吃坏肚子的。饥肠噜噜的我那管得了这些，一连吃了三个，才算罢休。可到了晚上出事了，肚子胀痛，根本大便不下来，我在茅房大哭起来。 母亲实在没办法，想起姐姐历年来拾麦子赞钱买绸布作的小衫。小衫是姐姐好几年赞的钱买的绸布，自己精心缝制的，从来不舍的穿，想的时候拿出来欣赏一遍，再仔细折好收起来。姐姐是懂事的孩子，当母亲和她商量卖小衫买粮时她居然同意了。于是哥哥拿起绸布衫到五里地外的集市上去卖。 13岁的哥哥拿起小衫到熙熙攘攘的集市。找了个地方，铺一块包袱皮，小心放好绸布衫等待有人来买。居然有人问津，有人给了个价钱，哥哥嫌太便宜，没卖。眼看已到中午时分，烈日当头，饥渴难耐。正在此时，一个卖黑枣的小车被撞翻了，黑枣洒了一地，饥饿的人们蜂拥而至，捡到黑枣就吃，哥哥也加入到捡黑枣的行列，边捡边吃了几个。可当哥哥回到自己的摊位时，绸布衬衫没有了，只有包袱皮还放在原处。哥哥大喊：谁看见我的衣服了？喊了半天也没找到绸布小衫。哥哥伤心极了，想到家里人还等着卖完衣服买粮食吃呢。天已经很晚了，哥哥不敢回家，在集市大哭。幸好一个好心的邻居将此事回家告诉我母亲，母亲听到此事万分心痛，赶紧跑到集市，此时集市上已空无一人，只有哥哥还在那里大哭着，母亲说：傻孩子，丢了东西也得回家呀。说着把哥哥接了回来。
二两红糖
这是发生在1945年，我8岁时的事。 8月15中秋节快到了，母亲买了二两红糖准备蒸月饼，把糖放在桌子靠里边的一个玻璃罩里。等待中秋节的到来。
有一天我用小手指蘸了一点，放在嘴里，真甜哪！太好吃了，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从此每天我都用小拇指蘸一点吃。每天享受着吃糖的快乐。一天天过去，等到8月15中秋节到来的这天，母亲拿红糖准备烝月饼时，红糖已经只剩几粒了。 母亲很生气，但是没骂我，只是说：“要能烝红糖馅月饼多好啊！”母亲只好拿枣代替红糖烝了一锅枣月饼。 我知道自己错了，赶快检讨，从此再也不随便吃母亲准备好的东西了。
会移动的草垛
我父亲1938年参加革命，抗战胜利后把哥哥和姐姐接到离我家90里外的山东临清市去上中学。家里只剩我和母亲两人。 历来年纪大的妇女都被裹成小脚，我母亲也不例外。所以家里挑水拾柴之类的事都由我来干。那时做饭烧的全是用晒干的草。因此割草拾柴是家常便饭。我经常割一大堆草，用绳子捆成方方正正的一捆，然后背回家。因为个子小，背一大捆草，人在草捆下，远远望去，只见草堆移动，看不见人，好像会自行移动的草垛。经常背负太重的东西,那个个子很低，乡亲们都说你被压得太厉害了，今后不会长高了。 但这不是事实：后来我身高长到1.62米呢。 现在我回想往事，那时我才拾多岁，一个拾多岁的女孩子，能够把满满一木桶水从深井提上来，把一担水挑回家，我那时太能干了。 过年
以前 农村生活其实非常苦，多数情况下都是糠菜半年粮。但是平时再苦过年也要吃顿饺子！
姐姐
姐姐1927年出生，比我大整整拾岁。1946年姐姐在山东省临清市上中学。不知为什么突然生病了。当学校派三个女同学乘一辆马车把姐姐送回家时，姐姐已很糊涂了。 姐姐回家后，不吃饭，不睡觉，成天大喊大叫，大哭大闹，姐姐得了精神分裂症。农村人讲迷信，认为姐姐中邪了，他们害怕，每天下午太阳一落山，整条街的人都把大门紧闭，不敢出门了。 那时候，我父亲已经南下，哥哥在前线和国民党军队打仗。都不可能回来。只有母亲和我照顾她。 我和母亲紧紧跟着她，不敢离开一步，生怕发生意外。有一次，姐姐捡起一个驴粪蛋就吃，我眼疾手快，一下枪下了。我说，那时粪能吃吗？她说，啊，我还以为是点心呢！母亲以为她想吃点心，马上去买了一包点心，打开纸包递给她，说这是点心你吃吧。她拿到后双手捧起猛地洒向空中，就像天女散花。她还会趁我们不注意，把炒菜油抹在自己头上，有一次把我刚挑了两担水的水缸推倒，水缸破了，水流了一地。 就这样，闹腾了几个月，母亲和我已经精疲力竭了，长辈的爷爷来了，说：大媳妇(我父亲排行老大)，情况我们长辈都看到了，这样下去你们都会累死，把孩子锁起来吧。我们长辈替你做主！我母亲立即说：“只要我有一口气，都不能锁她，锁上她不到三天她就会死掉！。”此话在当时我因为小，没什么感觉，长大后，每想起此事，内心都非常震撼：这是母亲用自己的命来换取姐姐的生命啊！ 姐姐的病一年来没有好转，那时的农村缺医少药，乡亲们不断送来各种偏方。其中有一个方子是这样的：把一个土坯中间挖一个坑，往里倒半斤醋，再用芝麻杆把醋烧干，用它烘烤姐姐的胸部，可以通窍。我们照此办理，把烧干半斤醋的土坯用布包上，让姐姐趴在上面。怕姐姐不听话，找来大姑，舅妈，六婶我和我母亲把姐姐压住，不许她动，一心想这样会治好她的病！刚过一会姐姐说烫，要起来，我们为她治病心切，哪能让她起来呀！有五六个人压住她不让动，我姐姐声嘶力竭哭喊烫，最后嘴唇都咬破了，我们也没让她起来。不知烤了多久，大家感到土坯不热了，才让她起来。起来后才发现，糟了，姐姐被烧伤了：胸口大面积烫伤，碗口大一块肉被烧焦了，疼痛使姐姐大喊大叫。家人都害怕了，赶紧去县政府请求帮助。县政府立即派了马车把姐姐送到十里外的县城医院。 大夫看见姐姐说：年轻轻的， 满面红光，有什么病？当看到姐姐烧伤时痛心的说：“这些老迷信，差点把人烧死。” 经过医院治疗，姐姐的烧伤治好了，精神也好了。经过一段调养，她的病全好了，神志也很清醒，后来参加了县里的工作，还当上了副县长。现在离休在家，身体还很健康。 土地改革
在我的记忆中我们村的土改大约在1947年。土改工作队进驻我们村。 他们召集乡亲们开会，调查研究，准备给全村划成分。 我想我家是全村生活最苦的一家，虽然有合乎土改标准的土地，但是家里没有劳动力，土地都是村政府代耕，收成不好。在我记忆中，好年景里，我家常年吃红高粱面窝窝头，可能因为高粱好管理吧，每年都种红高粱。菜就是盐。经常吃窝窝头蘸盐。有一次邻居伙伴找我一起上学，看见我们把盐当菜，很吃惊说:你们怎么那盐当菜呀？第二天她母亲给我们送来一大碗咸菜，我心里十分感激。 工作队经过一番调查评定成分开始了。是由工作队和村里的贫下中农组成的小组共同评定。该评定我家时，是我母亲去听工作组评定的。我母亲很快就回来了，她说评定组一致认为我家是中农。 很快全村成分都评定完了，一张淡黄色大纸上，用墨笔写的全村成分表贴在村里最高的墙上。 村里人们蜂拥而至，来到贴成分榜的墙前，大家都急切的希望看到自己家的成分。我和一群小伙伴挤在最前面，查看自家的成分。我在中农一栏里找哇找，咦，怎么没有我家的名字啊？还是小伙伴告诉我你家的名字在“地主下降中农”栏里。我一看果然不错，是地主下降中农。我内心极其愤怒：我家怎么和地主联在一起了？我迅速回到家，拿了毛笔，墨盒，搬了高板凳，走到村成分表前，站在板凳上，刷刷两笔把我家的名字从地主下降中农一栏里彻底消除了！ 回到家里正是吃午饭时间，家里吃的仍然是高粱面窝头，高粱面糊糊粥，菜仍然是盐。边吃边和母亲讨论成分的事，母亲也很生气：讨论时一致认为是中农，没提任何异议，怎么成了地主下降中农了？ 正吃着饭，工作组一行六人来到我家，解释说，地主下降中农就是中农。我说我家怎么和地主联在一起了？地主是有剥削的，我家没有。村政府代耕土地算剥削吗？工作组长说不算剥削，但是你家的土地房屋都是从地主家庭继承来的，所以这样评定。组长再次说明：地主下降中农就是中农。 后来我查了土改成分表，根本没有地主下降中农这个成分，所以我一直填成分都填中农。
离开家乡
照顾姐姐这段时间，母亲累的精疲力竭。休息一段后，反而病了。农村缺医少药，得不到治疗，很快病情加重了。 那时我父亲已经在南下的路上，不断从“桐柏山区，”和“大别山区”发来信件，但始终没能回来。不久母亲最终离开了人世。
母亲走了，姐姐在县里工作，哥哥参军了，家里就剩下十多岁的我。那时父亲南下已经在武汉站住脚，听到信息，立即回到家乡，准备把我接走。听姐姐讲母亲走前有遗嘱：不用姐姐哥哥管我，把我交给我父亲。 离开家乡的前天晚上，我到姐姐住处嚎啕大哭了一场：我想念母亲，舍不得离开生我养我十几年的家乡，舍不得伴随我一起成长，一起劳动的小伙伴。我必须孤独一人去一个我当时认为可怕的环境去生活。看到我如此伤心。姐姐说：“你可以不走，我可以养活你！。”但这话我根本没去想：有父亲在，我有什么理由让姐姐养活我呢。 第二天我只能跟着父亲乘上火车去武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去生活了。 在我的记忆中，离开家乡前的那场大哭，是我一生中最酣畅淋漓的一场哭泣，自此之后，学习生活中再也没有大哭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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