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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发奎上将回忆录》连载之8） 11错失撤退时机 部队紊乱 「淞沪会战」的最后几天是非常混乱的。一天，蒋先生叫我去看孙元良。我要黄琪翔去找他，发觉他正在公共租界百乐门舞厅跳舞。我报告了蒋先生，他说：「混帐！毙了他！」我没有枪毙他，我感到蒋先生只是说说罢了。 孙元良是黄埔一期毕业生，是蒋先生最宠爱的十三个门生之一，号称「十三太保」。（此处有误，十三太保名单见本书第二二○页）几年前，我听说他在江西被捕，蒋先生要处决他。他被特准与蒋先生通电话，他说：「我，孙元良在此向校长报告，我跪在您面前，您下令枪决我，是应该的。我活着是您的学生，死后也永远拥护您。」孙元良口才了得，蒋先生遂下令推迟执行，也许那天蒋先生心情比较舒畅。后来他祕密派遣孙去日本进修，然而，这些事我们都知道。等孙回国后，蒋先生又重新起用他。（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上提起该案：一九二六年北伐途中，在江西奉新前哨阵地任团长时，孤军作战力竭，奉师长命令后撤，但遭受诬陷。后经下属营长李良荣与负伤官兵向探望伤员的蒋总司令辩白，才得以平反冤狱。蒋送孙三千大洋去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确是事实，唯电话中求饶一事恐系讹传，与事实有所出入） 十一月八至九日的午夜，蒋先生打电话给我，要我命令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留在南市。我打电话给蔡，要他到北干山来看我。我传达蒋先生的命令后，他拒绝接受，我用电话回报蒋先生。蒋先生说：「毙了他！」蒋先生习惯在一时冲动时下达这类命令。 我试图规劝蔡劲军这位广东同乡服从蒋先生的命令。蔡是黄埔一期生，当过蒋先生的随从参谋，深获宠信。我指出，作为蒋先生的门生，他必须服从蒋的命令，为蒋效命。此外，留下来未必会有生命危险。我强调我与他之间的差异——他是蒋先生的学生，而我只是蒋的下属而已；他深受蒋先生的栽培，而我是自我奋斗一级级陞到现有位置。可惜我说服不了他。（十一月九日，蔡劲军不是发表声明称誓死保卫南市吗？）可惜警察们没有动摇，但蔡局长先逃走了。蒋先生似乎认为，他的学生一定要服从他，在这件事上，就不是必然了。后来蔡劲军向蒋先生写了份报告，就没受到处分，蒋先生的行为常使人感到莫测高深。我在《抗战回忆记》一书中忍住不说这件事，现在我来日无多，该说出来了。 十一月九日五时许，我看见第五十八师师长俞济时的部队路过我的司令部门口，俞济时本来隶属胡宗南的十七军团，那时因为调任中央军总司令而归我统领。我问俞济时去哪里，他说奉命撤退，还问我有没有从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接到撤退命令，我说没有收到。按规定，不接到命令是不准转移阵地的。 一小时后，我收到第十七军团军团长胡宗南转来的撤退命令。传令兵驾驶吉普车给我传递命令，可是他走错了路，开到胡宗南的军团部。公文封皮上打了三个十字，意谓那是「最紧急」，高级军官在任何特定地点是有权打开这类最紧急密件的，胡宗南打开并阅读了这个命令。他有权力这样做，但是他确实要承担全部责任。 收到这项命令时，我已经错失了指定的撤退时机，部队已陷入极度紊乱状态，各级司令部已很难掌握其部队了。（为什么撤退命令不能由电话传达呢？）为了安全的缘故。此外，译成电码与解开电码需要更多时间。 此时，混乱蔓延开了。蒋先生犯了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蒋夫人的愿望被证实是一种错觉，她太天真了，并非我想侮辱一个妇女，但是，毕竟她只是蒋先生的妻子呀！他怎能听从妇人之言去指挥一场百万人的大战役呀！第三战区缺乏一个通讯联络的统一制度，这一点在撤退过程中暴露无遗。三战区命令我的指挥所参谋与集团军向青浦行军待命，我对此深感疑虑，因为前线离青浦仅五十公里，那么多官兵集中，引起公路挤塞，只会导致混乱。 12败军撤退有秩序 不算溃散 （你的部队有一部分运送去保卫南市吗？）没有。我在浦东的部队同指挥所一起撤退的，只有炮兵营经由南市后撤；我的部队可以自己徒步行军，但是炮兵需要机动运输。由于我没有足够的卡车把八门卜福斯炮从浦东运走，便致电宋子文求助。他派来十辆卡车，还等待装运南市撤回的大炮，所以辎重毫无损失。为此，我对宋子文感激不尽。此后浦东人见到我就夸奖这一奇迹——他们认为我是「关公」。 我命令吴克仁撤离松江，但是他没及时撤出，结果投降了敌军。（译者注：日军大肆宣传吴克仁参加了和平军，这一谣言流传颇久。事实真相是十月九日吴克仁在指挥部队渡河时中弹殉国，军政部据敌后情报以为吴克仁叛变投敌。一九八一年旅美报人田雨时撰文为吴喊冤，一九八七年中共民政部追认吴克仁为革命烈士） 我的部队大多数及时撤出，留在后面的只是伤员与掉队的。战地服务队队长钱亦石病了，队员们不忍抛下他，便留在南市陪伴他，这就是共产党员值得称赞的品格。 我的部队大多撤到了青浦，按理说，这不算是一场溃散，因为撤退是有秩序地进行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这是一支败军呀！（开小差的有多少？）有几个军官跑了，士兵逃亡的多一些。但是谁也不能确定，究竟他们是开小差还是走错路、跟错了队伍。一部分人后来归队了。由于敌军紧随着追击，在打败仗后，收容散兵重新整编是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 敌机甚至在夜间也轰炸我们，公路上挤满了人。我的汽车慢腾腾前进，好像步行的速度。你知道，每逢撤退一开始，局面总是可悲的，我们不需要扯及其他部队了，让我们谈一谈我的指挥所吧！我只带了几个参谋部门同事，不知道指挥所其他同事去了哪儿？他们都失散了。（公路上有许多难民吗？）不，因为大多数想走的人都早已走了，其他人则愿意留下来做「顺民」。 经过一夜的行军，大约早上四五点钟，我们到达了青浦。那儿乱成一片，我没有命令不敢行动，乃打电话给在苏州的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他正好在同南京的蒋先生通话，蒋意外听到我的问话，便说：「向华，到苏州去。」否则，我不敢离开青浦。这就是我为什么常说，虽然基督教徒不应该相信命运，但有时真的，一切都由命运注定。 第二天清晨，我同指挥所参谋与已集合的集团军一起坐车去苏州，那时敌军已逼近青浦。当我离开时，已经听到炮声，我看到了悲剧，整支集团军向苏州撤退，有些士兵找到了船只，我也找到一艘。我们离青浦后不久，敌机出现了，它们低空扫射，到处听到“砰砰啪啪”的机枪声，有些勇敢的战士用步枪或机枪向敌机开火，「啪啪啪」的声音至少迫使敌机升高，这真是一场人间悲剧。 那天深夜我到达苏州。次日清晨我去见顾祝同，他要我回到嘉兴去指挥刘建绪的部队。下令刘建绪派兵占领与控制苏嘉国防工事后，我坐着汽车向杭州开去，追赶已开拔的第八集团军司令部。 此时，我有些部属正沿着京沪公路撤退，左翼军大多数部队也沿着铁路和公路向南京退去，其余部队则沿着长江南岸后撤。 在撤退途中，粤军（六十六军军长）叶肇走进农家借了一身便服，当敌军到达村庄时，误以为他是一个挑伕，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逃到上海后，他穿这一身农夫服装摄影留念，还印了几张送给朋友，我们保存着那张他给我的照片。 在杭州我停留了两夜，我必须向总部的参谋发布命令整编部队，然后我去了嘉兴，敌人残忍地向我们开炮。杭嘉公路上挤满了从松江跑出来的难民，逆向而行，其中有些人累得走不动了，就在公路上停下来。（他们妨碍部队行军了吗？）没有，公路很宽。我又从嘉兴迅速赶赴嘉善，到达时已是十一月十三日了。 我能从苏州一路平安赶到嘉善，是因为敌军占领松江后没有追击我们，他们停下来休息了。倘若它们沿着铁路围攻嘉善，我就到不了嘉善了。我在嘉善见到刘建绪，便重新整理了他的溃败部队，不许他们再后撤。但是他们进不了国防工事，因为村里的长者与保甲长都携带地图与钥匙逃走了。当敌机扔下炸弹在周围爆炸时，刘建绪与我坐在一座机枪掩体的顶盖上。人们会问：「为什么我们不砸开国防工事的门锁？」答案很简单：这么做需要时间与工具，哪里去找适用的工具呀！十一月十四日，嘉善失守。 我把嘉兴交给刘建绪，就和几名参谋离开嘉兴去了杭州。我在杭州停留了几天，在那儿我遇见黄琪翔，他已剃去小胡髭。吴克仁投降后，他逃上一艘舢板，剃掉胡髭，脱掉军服。我同他开玩笑，说他好像（割髯的）曹操。 （本文如有版权问题，接到投诉后将在24小时内删除，QQ:1065780000，微信:139102729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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