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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味，乃是元好问词学思想的核心。在他的词学论述中，始终把“知味”作为词创作和鉴赏的重要标准。 一、知味说的含义 遗山词在历史上有着独特的风格和地位。他的词继承了苏、辛一派的豪放风格，又兼容吸收了南宋的婉约词风，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词风。雄健而不粗豪，蕴籍而不媚弱。他的词境界开阔，老到成熟，深具大家风范。由此，他就成为熔铸两宋词风，集两宋之大成的金元时代的文坛领袖，亦成为词学史上的一座高峰。刘熙载《艺概》中说他的词：“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矣！”陈廷焯在《词坛丛话》中也说“元遗山词，为金人之冠。疏中有密，极风骚之趣，穷高迈之致，自不在玉田下。” 那么，我们应当如何认识遗山词学思想及其词风呢？本文认为，遗山词学思想的核心是他的“知味说”。他以知味作为词创作的原则和标准，以知味与否，来评论历代词人词作。形成了他以知味为核心的词学理论。 元好问在《遗山自题乐府引》：“世所传乐府多矣，如山谷《渔父词》：‘青箬笠前无限事，绿蓑衣底一时休，斜风细雨转船头。’陈去非《怀旧》云：‘忆昔午桥桥下饮，坐中都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三十年来成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高阁赏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又云：‘高咏楚辞酬午日，天涯节序匆匆。榴花不似舞裙红。无人知此意，歌罢满帘风。万事一身伤老矣，戎葵凝笑墙东。酒杯深浅去年同。试浇桥下水，今夕到湘中。’如此等类，诗家谓之言外句。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惟具眼者乃能赏之。古有之：人莫不饮食，鲜能知味。譬之羸牸老羝，千煮百炼，椒桂之香逆于人鼻，然一吮之后，败絮满口，或厌而吐之矣。必若金头大鹅，盐养之再宿，使一老奚知火候者烹之，肤黄肪白，愈嚼而味愈出，乃可言其隽永耳。” 所谓知味，就是词要有言外句，词能“含咀之久，不传之妙，隐然眉睫间”。要求词作者在写作和阅读时，要正确地了解词体的特有情感风格。料要好，须金头大鹅；情境要好，须盐养之再宿；制作要好，须知火候者烹之。如此制成，方能有味。 知味者：即要有情味，要有境味，要有韵味。而且不仅三者皆须有味，而且要三味调和，方能成为好词。
二、遗山词风与苏、辛词风 词味与词风的关系是：风自味出，味以风传。所以，要了解和研究词味，即须从词风入手。 在《新轩乐府引》中，遗山一方面肯定了东坡、稼轩改变宫词风格，写出新的词风。另一方面，又批评东坡、稼轩词，过分直白，缺少词味。“唐歌词多宫体，又皆极力为之。自东坡一出，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万古凡马空气象。虽时作宫体，亦岂可以宫体概之？人有云：乐府本不难作，从东坡放笔后便难作。此殆以工拙论，非知坡者。”他认为东坡词放笔而作，因了东坡自己的经历与环境，其词更加旷达。如果以工拙论东坡词，那是不会了解东坡的。他认为，东坡词以境味胜出，并不以韵味胜。“自今观之，东坡圣处，非有意于文字之为工，不得不然之为工也。” 同时，他认为苏词中的那些“鄙俚浅近”的词应该不是东坡的作品。而实际上这些词确实是东坡的词作。那么遗山对于这些词的批评，就成为对于东坡这一类词作的批评了。“如‘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妙年。有胸中万卷，笔头千字，臻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之句，其鄙俚浅近，叫呼衒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东坡乐府集选引》） 同时，他批评道“坡以来，山谷、晁无咎、陈去非、辛幼安诸公，俱以歌词取称。吟咏性情，留连光景，清壮顿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皆自坡发之。”认为苏以后的诸人，虽有不少作品能起人妙思，但也有一些是“语意拙直，不自缘饰，因病成妍者”，这都是因学苏所致。 《白雨斋词话》称“东坡心地光明磊落，忠爱根于性生，故词极超旷，而意极和平。”“东坡词寓意高远，运笔空灵，措语忠厚，其独至处，美成、白石亦不能到。昔人谓东坡词非正声，此特拘于音调言之，而不究本原之所在。眼光如豆，不足与之辩也。”“东坡神品也，亦仙品也”。总上可知，东坡词虽以豪放为世所称道，而实在是以旷达为胜。 辛弃疾的词，与苏词不同，他是以愤为显著特征的。 元遗山对于他的朋友新轩张胜予的词给出了批评，认为他多愤而成作，也缺少词味。“近岁新轩张胜予，亦东坡发之者欤。新轩三世辽宰相家，从少日滑稽玩世，两坡二枣，所谓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谑之之辞，及随计两部，作霸诸彦。时命不偶，仅得补掾中台。时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风国势，有可为太息而流涕者，故又多愤而吐之之辞。” 其实，愤而成词者并非仅有新轩，即如辛稼轩亦多是因愤而成词者。《蕙风词话》：“词太做，嫌琢。太不做，嫌率。欲求恰如分际，此中消息，正复难言。但看梦窗何琢，稼轩何尝率，可以悟矣”。又说“情性少，勿学稼轩。”“东坡、稼轩，其秀在骨，其厚在神。”“须溪词，风格遒上似稼轩，情辞跌宕似遗山。有时意笔俱化，纯任天倪，竟能略似坡公。”风格遒上，率意而发，是稼轩词的一特色。 《白雨斋词话》亦称：“辛稼轩，词中之龙也，气魄极雄大，意境却极沉郁。不善学之，流入叫嚣一派，论者遂集矢于稼轩，稼轩不受也”。“稼轩词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浪淘沙［山寺夜作、］瑞鹤轩［南涧双溪楼］等类，才气虽雄，不免粗鲁”。“稼轩水调歌头诸阕，直是飞行绝迹。一种悲愤慷慨郁结于中，虽未能痕迹消融，却无害其为浑雅”。“稼轩词着力太重处，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以寄之、］水龙吟［过南涧双溪楼］等作，不免剑拔弩张”。“稼轩词于雄莽中饶隽味”。“于悲壮中见浑厚”。“稼轩‘悲莫悲生离别，乐莫乐新相识，儿女古今情。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愤激语而不离乎正”。“稼轩求胜于东坡，豪壮或过之，而逊其清超，逊其忠厚”。“稼轩豪品也。”可见稼轩词“才气虽雄，不免粗鲁”，“一种悲愤慷慨郁结于中”，多“愤激语”，他的词不仅在境界上不及东坡旷达，而且在情感的抒发上，也失之于愤激，他的词是愤而有作。 遗山对于自己的词风，虽无明确表明，但曾借屋梁子之口，申明“衡门之下，自有成乐，而长歌之哀，甚于痛哭”。这正是他自己词作的词风特点。这种“长歌之哀，甚于痛哭”的词风，自然与他所处时代，及他的境遇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反映了他对于词学的深刻理解和把握。 总上，可知东坡之词，以旷而胜。稼轩之词，以愤而显；而遗山之词，则以哀为宗。虽然可以大而慨之地把他们划为豪放词风一派，但三人之间的区别，仍然是明显的。 下面，举东坡、稼轩及遗山词，试析之。 苏轼一生波折不断，多次被贬。在黄州谪居时期，他的词风逐渐走向成熟，在经历了“乌台诗案”后，又一次死里逃生，他经历了人生旅途中的风风雨雨，深切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对于他的词，人们常以豪放概之，其实在他现存的340馀首词中，那种象“大江东去”一类的雄豪词作并不多。更多的则是表现他旷达情怀的词。如：“酒阑不必看茱萸，俯仰人间今古”（《西江月》），“白发千茎相送，深杯百罚休辞”（《西江月》），“虽抱文章，开口谁亲。且陶陶、乐尽天真。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青衫破，群仙应笑我，千缕挂烟蓑”（《满庭芳》），如此等等。 苏东坡《满江红·东武会流怀亭上巳日作，城南有坡，土色如丹，下有堤壅却淇水入城》 东武南城，新堤就、却淇初溢。微雨过、长林翠阜，卧红堆碧。枝上残花吹尽也，与君试向江头觅。问向前、犹有几多春，三之一。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相将泛曲水，满城争出。君不见、兰亭修禊事，当时坐上皆豪逸。到如今、修竹满山阴，空陈迹。 北宋熙宁八年（1075），苏轼时任密州（包括诸城、胶西、高密、安丘、莒县等五县）知州时，三月三日与友人修祓禊之礼，写下此词。将东武会流怀亭一事，比之于晋王羲之兰亭修禊，全词情旷神逸。 他常用风雨意象：表达自己不畏坎坷、旷达超逸的胸襟和情怀。苏轼一生波折不断，多次被贬。在黄州谪居时期，他的词风逐渐走向成熟。他经历了人生旅途中的风风雨雨，深切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在他的词作中有鲜明的“风雨”意象，“风雨散，飘然何处”（《鹊桥仙·七夕送令举》），“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在这首词里的“官里事，何时毕。风雨外，无多日”，对于表达他旷达超逸的胸襟和情怀，则颇具代表性。 辛弃疾在在两宋词人中，是一位高产者，现存尚有600馀首。他的词，人多以豪放概括，确如是。但他的豪放与东坡又有不同。夏承焘先生在《稼轩词编年笺注序》中说：“虽云身世境会，坡、稼本不尽同，而文事尚变，推演递渐，固亦势运所必然。”稼轩词的根基在于他的高度的爱国热情。收复失地，是他毕生的政治愿望，而朝廷却不能用之，故而转为词中的愤概之气。这在他的词中比比皆是。如：《满江红》： 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人尽说、君家飞将，旧时英烈。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想王郎、结发赋从戎，传遗业。腰间剑，聊弹铗。尊中酒，堪为别。况故人新拥，汉坛旌节。马革里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但从今、记取楚楼风，庾台月。 淳熙四年（1177）辛弃疾任湖北安抚使，此词即此期间送友之作。辛弃疾恢复故土的强烈愿望，已经成为他词作的主题，他主动承担民族使命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寻求个人生命的辉煌，在他的词中，“汉水东流，都洗尽、髭胡膏血”，“破敌金城雷过耳，谈兵玉帐冰生颊”，表现出了不可抑制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愤概之气。 元好问则与苏、辛不同。在词风上，雄而不豪，哀而不愤。他身当离乱之世，备尝流散之苦，挣扎於易代失朝之时，其哀怨幽郁之情，溢於言表。现存380馀首词中，相当部分是这样的。 如《水调歌头·氾水故城登眺》： 牛羊散平楚，落日汉家营。龙孥虎掷何处，野蔓罥荒城。遥想朱旗回指，万里风云奔走，惨澹五年兵。天地入鞭箠，毛发懔威灵。一千年，成皋路，几人经。长河浩浩东注，不尽今古情。谁谓麻池小竖，偶解东门长啸，取次论韩彭。慷慨一尊酒，胸次若为平。 登临览物之作多寄托词人心中抱负，借古讽今，以词寓志。此词写的沉挚苍凉，感情含蓄蕴藉。“长河浩浩东注，不尽今古情”，此情沉郁而悲凉。“慷慨一尊酒，胸次若为平”，即便有慷慨一尊酒，胸中哀郁之气又怎能平息呢！ 元好问晚年词作，风格更加苍凉浑厚，韵致委婉，婉转中蕴涵豪放之情。蒙古太宗乃马真后五年（定宗元年），元好问时年五十七，作《木兰花慢·游三台》： 拥岧岧双阙，龙虎气，郁峥嵘。想暮雨珠帘，秋香桂树，指顾台城。台城，为谁西望，但哀弦、凄断似平生。只道江山如画，争教天地无情。风云奔走十年兵，惨淡入经营。问对酒当歌，曹侯墓上，何用虚名。青青，故都乔木，怅西陵、遗恨几时平？安得参军健笔，为君重赋芜城。 此词是他河南游曹操昔日邺下三台，词情景交融，深感世事变迁，兴亡盛衰转一瞬。虽是吊邺下三台，其实也是吊完颜故国，此时已是国亡人老。“但哀弦、凄断似平生。只道江山如画，争教天地无情。”“怅西陵、遗恨几时平？”又是那股胸中哀郁之气不能平息！ 三人词风的区别，东坡以境味见长，而韵味弱；稼轩以情味见长，而以境味弱；他们不仅是旷达、豪放、哀郁之词风的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元好问将苏、辛的旷达、豪放两种词风融会为一，走向更为深沉。 三、遗山词风与南宋词风 论者常以为遗山自认为自己胜南宋词风一筹，且以其自叙为据： “岁甲午，予所录《遗山新乐府》成，客有谓予者云：‘子故言宋人诗大概不及唐，而乐府歌词过之，此论殊然。乐府以来，东坡为第一，以后便到辛稼轩，此论亦然。东坡、稼轩即不论，且问遗山得意时，自视秦、晁、贺、晏诸人为何如？’予大笑，拊客背云：‘那知许事，且噉蛤蜊。’客亦笑而去。”（《遗山新乐府序》）在这一段自叙中，是否遗山就是自认为胜于南宋诸家词风呢？其实，在此处遗山并非是在论胜负，比高低，只不过是对于不同词风的一种态度而已。他并没有鄙视秦、晁、贺、晏诸人词风的意思。相反，在他的词作中，却常有步《花间》及南宋词韵的作品。 张炎在《词源》说：“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莲》、《雁丘》等作，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遗山表而出之，故云尔？”。这是对于遗山词与秦、晁、贺、晏诸人词关系的一个正确认识。有人认为，北宋苏轼等人创立的豪放词风，分为南北两支，一支衍于南宋，以辛弃疾为代表；一支盛于金源，在北方，白朴、刘秉忠、王恽、刘因等确是继承了豪放词风，但又失之于粗放。而婉维一派则以正宗的身份，在南宋得以发扬，成为南宋词风的代表。 元好问却走了一条他自己特有的道路，即向南宋婉约词风学习，并融合豪放词风，形成了一种新的词风。 《蕙风词话》对于南宋词风，有一论述：“自六朝已还，文章有南北派之分，乃至书法亦然。姑以词论，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风会曷与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尝不可南。如吴彦高先在南，何尝不可北。” 况周颐不将南北词人断然分开，是对的。所谓“金源之于南宋，时代正同，疆域之不同，人事为之耳。”而南北词人的交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这种交流显示了南北词风的差别，所谓“南宋佳词能浑，至金源佳词近刚方。宋词深致能入骨，如清真、梦窗是。金词清劲能树骨，如萧闲、遯庵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为清。南或失之绮靡，近于雕文刻镂之技。北或失之荒率，无解深裘大马之讥。善读者抉择其精华，能知其并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难于合勘，而难于分观。往往能知之而难于明言之。然而宋金之词之不同，固显而易见者也。”但他将南北词风断然分开，却是并不见的合适。南北词有区别，但是，在遗山那里，却是可以而且已经融合了。 四、遗山词风解读 遗山词风源于他的知味说。知味者：即情味，境味，韵味。三者皆有味，方为好词。 第一，情味，以生死为承诺，直面生命，倾诉情怀。 遗山词中有《摸鱼儿》、和另两篇写殉情的词，另还有不少写爱情、亲情的词篇，抒写了人世的爱情和亲情。词中，将人类之情推到了顶峰:以生死为承诺，直面人生，抒写了人类共同的情感，倾诉了作者特有情怀。 《摸鱼儿》：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日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离别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只有以生死相许时，情才是真情。可见作者理解与感叹至深。 另一首《摸鱼儿》：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後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沁水梁国用时为录事判官，为李用章内翰言如此。此曲以乐府《双蕖怨》命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清之瑞露，春动七情”，韩偓《香奁集》中自叙语 问莲根、有丝多少，莲心知为谁苦。双花脉脉娇相向，只是旧家儿女。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夕阳无语。算谢客烟中，湘妃江上，未是断肠处。香奁梦，好在灵芝瑞露。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相思树。流年度、无端又被西风误。兰舟少住。怕载酒重来，红衣半落，狼藉卧风雨。 “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此时，这种单纯的爱情表现，已经不能包容作者对于情的理解了，因此，他进而感叹“人间俯仰今古。海枯石烂情缘在，幽恨不埋黄土。”将儿女爱情之情，推向了更深刻的人类感情，不仅此生死是为情而生死，而且是人生在古今历史情感长河中的沉浮与生灭。还有一首《江梅引》也是写了一对男女殉情的故事。 在他的词中，对于情感，他总是把它推到极至，特别是对于金的灭亡，他更是哀伤至极。对于它以生死为承诺，直面生命，倾诉情怀。《临江仙·对花怀洛阳旧游》： 紫玉双华相照映，锦儿仍是琼儿。天边谁与慰相思。洗妆无别物，只有断肠诗。水北水南浑一梦，眼中红袖乌丝。春风同是可怜枝。争教歌酒兴，不似洛阳时。 “水北水南浑一梦”即可能是在黄河以北，即在金亡之后。以花喻人，又以美人喻金朝。此花不似那时之花，所以在此时他只有断肠诗了。 《婆罗门引·过孟津河山亭故基》： 短衣匹马，白头重过洛阳城。百年一梦初惊。寂寞高秋云物，残照半林明。澹横舟古渡，落雁寒汀。河山故亭。人与镜、两峥嵘。争信黄垆此日，深谷高陵。一时朋辈，谩留住、穷途阮步兵。尊俎地、谁慰飘零。”“短衣匹马，白头重过洛阳城。百年一梦初惊。 又是何等的感伤！在他的这些词中，已经将儿女之情扩展为家国之情，深可与杜诗相匹。 第二，境味，以时空为经纬，觉醒悲欢，观照人生。王国维曾提出的一个重要的词学理论：“境界”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王国维的境界说，首先以自然物的时间空间形式为实证基础的。词所描写的物象，总是在一定的时空形式中存在的，这些物象经过词人的观照和描写，形成了词人思维和审美的“景”与“情”，而这些“景”与“情”，又是扬弃了客观物象的某些规定性，转换为艺术形象的，带有这主观的时空形式规定的景情，就是意境，亦即境界。 其实，元好问的境味说，则是将词之境界，在一定时空环境下，进行了历史的类比，在时空的交汇与分裂中，再造出新的境界来。而且，这种新的境界是以觉醒悲欢，解读人生为情感特色。这种对于词的境界理解和创造，远胜于王国维的境界说。如“为问云间崧少，老眼无古今，大乐几人传？宇宙一丘土，城郭又千年。”（《沁园春·缑山夜饮》）“天上飞鸟，问谁遣、东生西没？明镜里、朝看青鬓，暮为华发。”（《满江红·崧山中作》）“天若有情天欲老，世间元只无情好。”（《蝶恋花》）“登临千古意，天淡夕阳闲。”（《临江仙·与钦叔饮二首》）“沽酒市，钓鱼矶，爱闲真与世相违。墓头未要征西字，元是中原一布衣。”（《鹧鸪天》）他总是把人生与世界的时空变化交织起来，从中展示他对于人生意义的理解。他所造出的词境，宏大而深沉，多能引起读者的沉思。 特别是金亡后，他羁于山东，元太宗九年（1237）他得以回太原。作《感皇恩》： 梦寐见并州，今朝身到。未怕清汾照枯槁。百年狂兴，尽与家山倾倒。黑头谁办得、归来早。梁苑绿波，长安春草。惆怅行人暗中老。故人相送，记得临行曾道。故园行乐地、依然好。 同时，有诗一首《太原》云： 梦里乡关春复秋，眼明今得见并州。 古来全晋非无策，乱后清汾空自流。 南渡衣冠几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 十年弄笔文昌府，争信中朝有楚囚。 诗词相映，可知，世事陵变，人生羁旅，都在历史的时空中，百年狂兴，清汾空流，唯有诗人的深情不绝！ 第三，韵味，以词人情感的变化为韵律，将豪放风格与婉约风格熔于一炉。他所经的时代，他自己的经历，使他词总是在情感不停的律动中演进。他成功地将知味词论运用于其中，从而，他的词就表现出了将豪放与婉约熔于一炉的特有风格。如《玉楼春》：“惊沙猎猎风成阵，白雁一声霜有信。琵琶肠断塞门秋，却望紫台知远近。深宫桃李无人问，旧爱玉颜今自恨。明妃留在两眉愁，万古春山颦不尽。”婉约而幽怨，然而，读者会深深感到词中一种烈烈的雄风。这是通过金亡后，对两宫北迁情感的追述，深怀对金朝灭亡的眷恋。 《鹧鸪天》： 八月卢沟风路清，短衣孤剑此飘零。苍龙双阙平生恨，只有西山满意青。尘扰扰，雁冥冥。因君南望涌金亭。还家剩买宜城酒，醉尽梅花不要醒。 此词作于1242年八月，这一年秋，他在燕京。金亡后，他只身来到燕京，见燕京宫阙，又南望河南之地，孤剑飘零，平生之情；醉尽梅花，亡国之恨！ 《南乡子》： 衰思怯登楼，百感中来不自由。天意时情谁得解，悠悠，一片黄云画角秋。汾水绕城流，流尽朱颜到白头。万事且休论一醉，都休，前日黄花蝶已愁。 天意时情，朱颜白头，其中曾有诗人无尽的理想，又有多少的哀愁！ 总之，元好问不仅提出了他关于词的“知味说”，而且的创作中实践着他自己提出的这一理论，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这正是《遗山乐府》的精华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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