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跋】佚名题记袁昶稿本《水明楼集》一卷

真友书屋 2018-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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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明楼集》一卷　（清）袁昶撰清末稿本　佚名题识一函一册

钤：祖同豪气小未除（朱方）、花脸官儿（朱方）

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号沤.、渐西村人、芳郭钝叟、西溪老沤、钝椎等，浙江桐庐人。郭则.《寒碧簃琐谈》尝记袁昶更名事：“未遇时，方应省试，祈梦于忠肃祠。梦有冠服长髯者，所言皆天下事。袁急叩科名，于公曰：‘尔异日即我，何患不达？’且教以更名重黎。嗣复叩未来大局，曰：‘重黎之后，大局休矣。’太常耻更名，遂以重黎为字。”其早年从刘熙载游，同治八年（1869）聘为杭州书院总校，光绪二年（1876）举进士，授户部主事，历任总理衙门章京、江宁布政使、光禄寺卿、太常寺卿。其人博通经史，工诗善书，著有《于湖小集》《渐西村人集》《春闱杂咏》《参军蛮语》《止斋杂著》及《水明楼集》等，又曾纂辑农、桑、兵、医、舆地、治术诸书，编为《渐西村舍丛刻》。

袁昶

袁昶为清末“庚子五大臣”之一。光绪二十六年（1900），义和团在北方迅速扩张，慈禧等欲借义和团之力以对付洋人挑衅，袁昶对此竭力反对，力主镇压义和团，阻止各国调兵来华，接连上疏，强调“拳术不可恃，外衅必不可开”，认为一旦义和团杀死外国公使，局面将不可收拾，并向慈禧建议，眼下当固本培元增强国力，慎重邦交，待国力强盛，洋人纵有虎狼之心，亦奈何不得。时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皆附议袁昶，然慈禧并未采纳袁昶之奏。未久天津沦陷，八国联军犯京，袁昶愤不可遏，联合许景澄再度上疏，随即被慈禧治以“大不敬”之罪，于菜市口行刑，许景澄等四人亦一同获罪，史称“庚子五大臣”。

清末稿本《水明楼集》封面佚名题记

《清史稿》载此事：“义和团起山东，屠戮外国教士。昶与许景澄相善，廷询时，陈奏皆慷慨，上执景澄手而泣。昶连上二疏，力言奸民不可纵，使臣不宜杀，皆不报。复与景澄合上第三疏，严劾酿乱大臣，未及奏，已被祸，疏稿为世称诵。追谥忠节，江南人祠之芜湖。”袁昶被杀后仅隔半月，八国联军即攻陷京师，慈禧携帝仓皇出逃。是年底，朝廷下诏将袁昶官复原职，次年录用其子嗣一人，以示安抚。至宣统元年（1909），袁昶又被追谥为“忠节”，并于西湖孤山为之建三忠祠，祠中祭祀袁昶、许景澄、徐用仪三人，又称“浙江三忠”。

菜市口行刑之后，文坛上多有悼诗吊袁昶，张之洞过芜湖时亦曾赋诗数首，其中一首咏其死于忠谏事：“七国联兵竟叩关，知君却敌补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曾为君王策万全。”另一首则咏其诗文：“西江魔派不堪吟，北宋新奇是雅音。双井半山君一手，伤哉斜日广陵琴。”其中“双井”指黄庭坚，“半山”为王安石。该诗直接点明袁昶诗作的西江诗派风格。汪辟疆则在《光宣诗坛点将录》中将其比喻为“马军五虎将五员”之一——天勇星大刀关胜：“太常忠义世所许，诗歌乃摩黄陈垒。渺绵声响独所探，光莹奥缓相依倚。”又称：“渐西村人诗，硬语盘空，遣词命意，不作犹人语。或有议其僻涩者，要非定论。句如‘大千人为物之盗，十二辰虫如是观’，知为训母猴，则不嫌生造也。”

此《水明楼集》乃袁昶稿本，毛订一册，以绿格稿纸书就，书纸版心上刻“渐西村舍”，下镌“陈郡袁氏”。此本乃誊清写本，卷中偶见笔误是正，并无较大删改或批校，卷首撰者署“西溪老沤”，此页钤有“祖同豪气小未除”朱方，未知何人，卷末钤“花脸官儿”朱方，亦未知钤者何人。卷中诗、文兼收，随意排序，不设目录，观之不似付梓底稿，而是誊清自存而已。略读一过，大略知其交游，有缪荃孙、王先谦、黎庶昌、易顺鼎、张之洞、黄体芳等，皆晚清政坛名人，亦皆吾所属意者。

清末稿本《水明楼集》卷首

其中《悼黎纯斋》诗云：

叹息吕虔垂赠我，宝刀犹在匣中鸣。

感君郁郁空弮愤，顾我萧萧华发生。

方丈仙人持汉节，竹王游女奏云英。

如何风起青萍末，顿使沉䔆玉树惊。

黎庶昌去世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而袁昶死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因知该稿本当为此两年之间写就。黎庶昌为曾国藩“曾门四弟子”之一，曾出使欧洲各国，又两度担任驻日本国大臣，故袁昶诗中有“持汉节”。甲午战争之后，黎庶昌每闻战事失利，或痛哭不止，或终日不言，甚至一病不起，故袁昶又有“感君郁郁空弮愤”之句。黎庶昌固忠臣也，然于吾而言，其捐俸刻印《古逸丛书》之事，更令人感慨。

卷中又有《怀王祭酒》：

日以天倪和己志，久裁奇服返君初。

故应翠墨砗磲架，侠侍红妆綷縩裾。

已了水经长郦注，更治人表小颜书。

时时唤柘枝颠舞，浊酒弹筝载后车。

清末稿本《水明楼集》内页

《水明楼集》所用书纸上刻“渐西村舍”

王祭酒当指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湖南长沙人。曾任国子监祭酒、江苏学政，先后主持思贤讲舍、岳麓书院等处讲席。王先谦尝集各家校本而成《合校水经注》，故诗中有“已了水经长郦注”句。与黎庶昌一样，王先谦亦曾辑刻大量书籍，如《续古文辞类纂》《荀子集解》《汉书补注》及《骈文类纂》等，而最负盛名者，则为其任南菁书院山长时所汇刻之《皇清经解续编》。

通卷读来，可知袁昶于时局颇为关心，彼时清廷已摇摇欲坠，割地赔款条约一签再签，袁昶身处其中，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愤懑之气尽凝笔底。《水明楼集》戋戋小册，仅二十余页，然“汉弃珠.”之典却一用再用，可见割地之事于袁昶心底而言，实为难遣之耻。卷中最末一首诗题为《吴县张司马廷骧游台峤之恒春县得一异石色.赤而冈峦略具状甚倔奇载之归置东园篱门今台亡而石仅存其事有足发人忠愤之气鼓鼙之思者因为作歌》，该诗颇长，末附《又代次公题一首》：

已割珠厓予敌人，只留残石赤嶙峋。

错疑岣嵝碑砆古，移植穹隆物态新。

净相安知王氏腊，轻装不厌陆家贫。

还供磨淬鹈膏莹，留取朱游斩佞臣。

袁昶咏异石之诗，毕竟是以物寄思，有所转折。卷中又有《寄愤》一首，无

遮无挡直抒胸臆：

尝胆薪边击壤翁，剑头炊米且融融。

不平最是弹棋局，捄败曾无洴澼工。

四序毒地催井底，一行钝鸟宿芦中。

已闻左角蜗来国，复见南柯蚁待攻。

读罢此诗，袁昶于慈禧面前抗命直言之状，可以想见矣。

20世纪美国旅行家威廉 ·埃德加在《中国十八省府》中曾记录袁昶身后之事：“当然，慈禧太后不能容忍这样的叛逆行为，因而下令将他处以腰斩极刑，而他的尸体被随意装殓在一个简陋的木箱里。后来他的先见得到了证明，民众对他的感情也起了 180度的变化。那个木箱被放入一个沉重而华贵的棺材，并由皇帝下诏令为其举行了国葬。送葬的队伍抬着众多的祭品经过了很长一段御街，而袁昶的名字也被写入了忠烈祠。”

然而如斯忠烈，其诗稿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未被人珍视。封面有佚名墨笔题识：“《水明楼集》置之箧中十年矣，今日读之不知当日为何爱好此册，此册有何妙处呢？”虽为墨笔手书，语气却似近人。以吾私揣，书此语者或为民国时期新文学人物，书写方式尚为毛笔竖行繁体，然将语气词掺入题跋中，却已是近人气象，而世转星移，此稿今日归来寒斋，当为彼此之小确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