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老 那 公元前485年，位居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守藏室之史）高位的老子突然撂挑子不干了。《史记》是这样记载的：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彊为我著书。”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这就是老子出关的传说。我对老子何以西去比较感兴趣，司马迁借尹喜的口说，“子将隐矣”。这个我不敢苟同。老子图书馆馆长做久了，有些烦，起了归隐之心，这可以理解，但按照当时的状况，他要归隐也该往东去，因为东边比较穷，人烟稀少，相当不发达，有些像我们今天的西部地区。事实上老子到了函谷关，很快就跟关令尹喜打成了一片，虽说他老人家一再强调“非常道”“非常名”“言者不知知者不言”的，仍然写了本洋洋五千言的《道德经》（当时叫《老子》），还带着新收的徒弟尹喜周游世界。按专家考证，老子出函谷关，过散关（今陕西定鸡市西南，一说《老子》著于散关），入甘肃，经天水、陇西、临洮、兰州、酒泉等地，又回到陇西，落户临洮，最终在临洮东山“飞升”（去世）。今天看这些地方不算远，可在当时，那相当于今天跑到欧洲去了。这哪像个要归隐的人啦。 司马迁在《史记》里故意留了个尾巴，说老子莫知所终，搞得后人浮想联翩，敷衍出无数故事，其中最有名的当然要算《老子化胡经》。大家都知道这是西晋天师道祭酒王浮搞的鬼把戏，他跟沙门帛远争二教的邪正，争不过人家，就说老子入天竺成了佛陀，硬把佛道二教的始祖扯到一个人头上。这个官司硬是打了几百年，二教各显神通，除了民间造势，也借助官方力量打压对方，搞得像一个好莱坞大片一样趣味横生。这场官司表面看是佛道二教之争，其实是中国中原本土文明和外来文明的冲突，从文明传播的角度看，这部伪经造得有趣味，它既展示了中原本土文明面对外来文明时那种一厢情愿的狭隘心态和本土意识，又把佛教文明初来乍到时那种水土不服的尴尬处境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此相反，近年来，文化学者苏三重提“西来说”，认为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胡化史”。按苏三的说法，汉朝以前的中国王朝是谁建立，来自哪里，都是推测，先秦的祖先们和后来历史时期的中原王朝建立者没有什么两样，多数是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发展而来，而非中原自起。黄帝是从蒙古高原进入中原的，而同样具有明显游牧人特征的秦人、周人则选择从黄土高原东进，他们整体都是从西向东进发。中国不仅一半以上的统治者是游牧人，而且一半以上的时间也为游牧民族所统治。 苏三因此将她的翻中国历史之案的新作命名为《落后》，有些关于文明传播的观点相当有趣。苏三是个“西化派”，她认为：先秦时期，来自西北方向的游牧或半游牧人是文明的主要传播和建立者，秦至唐时期，尽管交融的代价很大，但中原文明从中依然有所收获，宋到清朝，游牧人南侵则成为野蛮的代名词，对中国文明的积累起到了一再摊薄的作用。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奇迹显然与事实有出入，以中原为标志的中国文明在历史上曾经不止一次地被格式化，与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发展格式没有太大的区别。 秦统一中国从文明传播的角度看可能更有趣味。秦始皇对于中国的最大贡献很多人认为是“统一”，建立这样一种帝国，是一种新的政治形式或概念，现在看来未必就是秦始皇的发明，亚历山大帝国、波斯帝国，都是这样干的。文明传播的结果就是学习与模仿，秦很可能模仿了它们。秦始皇在诸多方面的创举和破坏也是文明传播的必要手段和结果。众所周知的“焚书坑儒”，无论细节如何，不会是简单的好恶，而是一个明确的政治事件，属意识形态之争。 我倒愿意从文明传播的角度来理解“焚书坑儒”这件事。明眼人不难看出，这跟上文提到的佛道之争完全不是一个等量级的事件，一个是民间力量争斗，不时把政府裹挟进来，一个是完全的政府行为。一个延续数百年，一个是快刀斩乱麻。在我看来，先秦以前的中原文明与秦朝完全是两个系统，无法兼容，必须格式化，所以不得不借助政府的暴力手段。在广泛接收西亚文明的秦王朝看来，儒家思想就是绊脚石，那些儒家的饱学之士差不多算是疯子，朝廷之上、屠刀之下还敢硬颈，不灭不足以平嬴愤。我自作聪明地推演一下：秦国赖以发家的法家思想也未必是原创，同样可能是传播的结果。秦国得地利之便，借助外来的法家思想和先进的炼铁技术，强大起来，最终完成了中国的统一。秦朝建立后，出于传播的需要，统一了文字，“车同轨、书同文”是文明传播中最英明的举措，这完全是因为他们尝到了文明传播的甜头。 秦朝建立于公元前221年，这个同样起源于甘肃附近明显具有西戎特点的族群重新将帝国定都于关中咸阳，中国文明的命运至秦为止一直掌握在与中亚有神秘关联的半游牧人手中，在考古中他们的先人与中亚的斯基泰人有关。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有意于中原，至秦又被强行拉回到西北，说明当时的传播工具比较落后，不能有效地打破文明传播有赖于距离的地缘牵制。秦的强盛受惠于中亚地区，而文明的传播是把双刃剑，炼铁技术随着皇朝思想、暴力革命一起广泛传播，秦政府的文明优势（“先进的术”）逐渐丧失。 还是说回老子。在苏三看来，老子的出身比较可疑，他半就是西亚或西亚周边的居民。因为司马迁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可见他不是周的原居民，对周也没啥感情，有些像今天的“北漂”，对北京也不咋的，住得不痛快了就走人。传说中，老子一出娘胎就满头白发，对此不妨套用易中天版本解释一下，只有三种可能：第一，老子的传说是假的；第二，老子是个病秧子；第三，老子是白种人。说老子是假的，估计大家都不答应，我也不答应；说老子是个病秧子，大家也不会答应，老子活了那么长时间，后来还成仙了，说明他不会得白毛病；看来第三种可能比较靠谱，这个大家也无法接受，但不接受也没有办法，总有那个可能嘛。再有，说老子在娘肚子里赖了八十一年才出来，苏三也有解释，证明老子就是外来的，比如犹太人，你看那些“北漂”，你见到他们时都老大不小了。 还有《道德经》，苏三也认为不是老子原创，至少不是在函谷关或者散关写的，那跟舶来物有关（参见石旭昊的《石勒皇帝与羯胡之谜》，作者以希伯来文明证明了《老子》应该叫做《德道经》，而不是《道德经》，而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就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跟通行本的顺序刚好倒了个个）。传说老子自幼聪慧，静思好学，关心的是国家兴衰、战争成败、祭祀占卜、观星测象之事，经常把教他的商容问得目瞪口呆，家人只好把他送到国家图书馆去，让他去翻书。我用苏三的逻辑推断一下，周的典藏室（国家图书馆）里一定藏经不少，其中可能包括跟《道德经》有关的经典，最终为老子这个史官所掌握，老子的“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显然是有感而发。《汉书·艺文志》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金德建《老聃学说出于史官考》也认为：“老聃学说的来历，大约是因为做周史的缘故”。做周史而能得道，我是表示疑问的。老子的思想与同时期的古希腊文明的确有太多相似之处，自然而然地让人产生联想。老子西行，第一显然不是要化胡经，因为没有这方面的历史记载，第二也不是要去传道，否则也用不着尹喜强迫他写经。他显然在国家图书馆里发现了前人带来的文明，这个饱学的好学之人坐不住了，到西方取经的念头一天强似一天，折磨得他寝食难安，终于置一把年纪和优厚的待遇于不顾，跑到西方去了。 苏三的一家言当然不必奉为金科玉律，但正如传说一样，老子在不可言不能言的情况下言了，而且向据说道家一向不以为然的儒门宗师孔子大言而特言。所以，再伟大的文明，也需要外在的滋养；再伟大的人物，都需要听人说说人听——老子跟尹喜说，孔子跟三千弟子说，苏格拉底站街上，逮谁谁说，佛陀说的都得车载斗量了。或者就如吕叔湘先生所感叹的那样：文明是一件东拼西凑的百衲衣，谁也不能夸口是他“独家制造”；“转借”（borrowing）实为文化史中的重要因子。一旦对话这个门关上了，文明的衰落不用掐指就能算出后果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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