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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打开这篇文章的三五秒钟里，就会有一个人，正尝试杀死自己。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每40秒钟，就有1个人自杀身亡，而每出现1例自杀身亡者，就伴随超过20起自杀未遂。[1]
从生物学角度讲，所谓自杀，是大脑对四肢下达了非程序性死亡的指令。自杀的根本原因，自然在大脑里。 倘若有人发明缩小药丸、使我们进入身体游历一番，有一个地方，是一定不能错过的——前额叶。
前额叶区域不大、质量不大，与呼吸心跳等关键生理活动的关系，也不大。 它只负责那些比较高等的、人类才有的活动。 第一，工作记忆。工作记忆好比是工作文件夹，存放着当下脑内和脑外的所有信息； 第二，预备性定势。这两年，很多手机厂商运用深度学习，分析用户的操作习惯，调整硬件资源、保障系统流畅性，预备性定势，与此相似； 第三，抑制让人分心的记忆或刺激。 换句话说，一旦某人的前额叶功能出现异常，他便可能无法正确分析当下的场景、不能采取最有效的处理手段，而且，会淹没在各种负面情绪的海洋里。[2] 小分子物质方面，血清素饱受关注。血清素名气不如多巴胺大，功能上却毫不逊色。 除了参与情绪调节以外，前额叶皮质的腹侧区域，可以抑制不良行为，而这种抑制，可能需要血清素的参与。[3] 侧面研究显示，自杀未遂者的血清素数目和受体数目，明显与常人不同。[4] 也就是说，血清素代谢异常的人，更难抑制不良行为，比如，自杀。
上个世纪，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提出了紧张理论（Strain Theory）。 他在考察犯罪活动时发现，美国高调提倡成功，而上升的渠道，并不充分，他认为，二者的不协调，会导致长期的慢性压力，进而引起心理危机。 面对危机，只有四种策略可走，逃避（比如自杀）正是其中之一。[7] 结合紧张理论和生物因素，我们可以绘制一张自杀路线图。
调查显示，我国的自杀未遂者，50%左右在2小时内作出决定，28%思考时间不足10分钟。[8] 然而，在此之前，有着漫长的思考期。“生存还是死亡”，是顺从生物本性求生，还是赶快摆脱生活的痛苦，及至被某个事件触发。 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在自杀者看来，自杀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其决策过程，同样遵循着理性原则，即，他们认为，自杀带来的利益，远大于自杀所会产生的后果。[9] “没有办法阻止有意自杀的人。” 知道了自杀的机制，自杀的干预方案，也就有了。 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对一个区域而言，卫生保健条件越差、自杀工具（如枪支、农药）越容易获取，自杀率越高。[1] 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仍有许多能做的事。 首先，了解一些关于自杀的知识。 自杀者不是疯子，谈论自杀的人，可能真的正在衡量自杀的利弊，自杀是可以阻止的——干预他们的评估过程，让他们意识到，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能挽救很多生命。
其次，学会识别自杀风险较高的人。 研究显示，有过自杀史者，再次自杀的概率，比常人高800倍。 有过自残史的人，自杀概率也比常人高。 最近一年经历过重大不良事件，比如重病、离婚等，最近一个月曾因为生病而不能自由活动者，同样是需要重点关注的人群。[11] 再次，注意自杀的迹象。 如前所说，自杀者在自杀前有一个漫长的、矛盾的评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能会突然跟老友告别，设立遗嘱、安排后事，或者，原本一直经受慢性疼痛，在药物和剂量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最近忽然表示，“感觉好多了”。[12] 最后，也最重要的，是干预对方的心理危机。 如果身边有高自杀风险的人或有自杀迹象的人，不妨向他们询问，“有过自杀的念头吗”。 有些小伙伴可能认为，这会激发对方自杀的念头，其实恰恰相反。 研究显示，询问自杀念头与自杀率增高，没有明显关系，承认和谈论自杀，能够降低自杀意念，促使对方寻找医疗帮助。[13] 如果对方表示，确实有自杀的念头，尽量为其提供社会支持。 比如，为他们寻求支持，介绍自杀干预热线；比如，保持联系，国外的一项大规模调查显示，能定期收到回访的自杀未遂者，再次自杀的概率大大降低，[14]比如，陪伴。 询问他们在苦恼什么，不要评判他们的价值观，不要表现得好像很震惊——倾听，了解他们的问题，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应对方案，同时，把农药之类的危险物品保管好，尽量保证他们的安全。 这也是所有心理危机中，都可以采用的干预策略。[9]
每年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虽然不想承认，不过自杀影响着每一个人。 南京危机干预中心的调查显示，在校大学生中，9成以上，出现过心理危机，47%的人，曾经想到自杀，0.8%的人，出现过自杀行为；[9]全球来看，自杀是年轻人（15～29岁）的第二大死因。[1] 他们，可能是你的同学，可能是你的邻居，可能前不久还跟你聊天、打游戏——他们的死亡，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新的希望，也在不断涌现。比如，有学者通过深度学习、分析社交媒体，判断用户的自杀风险。倘若这一技术能走向实用，自杀身亡者，可能会大大减小。[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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