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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01月22日09:17 来源：文艺报 高志明
近日重读《白鹿原》，再次被白鹿原上乡民的精神世界所吸引。作者陈忠实描绘的白鹿原是一个典型的乡土中国社会，是一个与今天截然不同的社会，是一个业已逝去并渐行渐远的社会，是一个让人无限缅怀又引人深思的社会。蕴于其间的乡民的精神世界充满了巫术色彩和神秘主义，他们的言行令人讶异、神往，让人不由得感叹在物质匮乏的传统社会人的精神世界却可以如此丰富纷繁。相比于今天缺乏信仰的我们，那个时代白鹿原上的他们似乎活得更明白，更懂得生活的真谛，更知晓生命的意义。
陈忠实用《白鹿原》给我们留下了一部珍贵的民族秘史，让我们一起再来领略一下白鹿原上的精神世界吧。
自然崇拜
白鹿原上的自然崇拜主要体现在乡民对天、对地的崇拜。古代中国很早就孕育出了统御一切的天命观，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主宰一切的，人世间所有不可知不可控的事均归因于天命的安排。中国人观念中的天既是客观实在的天空（天神的居所），又是具有主观意志的抽象的天神，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三者有机统一为一体，内化于人们的心灵，承载着人们对公平正义、惩恶扬善等的美好愿望和心理需求。
《白鹿原》中的天命观体现在人对天的无条件崇拜和服从。白鹿村一直流传着一句咒语，就是该村人口总是冒不过一千，啥时候冒过了肯定就要发生灾难，人口一下子又得缩回到千人以下，这似乎是某种天意。《白鹿原》里写了两次大的天灾，一次经年大旱、一次瘟疫，两次都死了不少人，这被认为是上天的“收人”之举。在大旱之后终于下雨的那个夜里，白嘉轩激动地爬到门口又从台阶上翻跌下去，跪在院子里，仰起脸来……整个白鹿村响起欢闹声，叫声哭声咒骂声一齐抛向天空，救命的天爷可憎的天爷坑死人的老天爷啊！你怎么记得起来世上还有未饿死的一群黎民！这是多么强烈的天命观啊。这种观念借助白嘉轩之口也得到了清晰的表达，他在经历了那场大瘟疫后，便从怀疑到认定：白鹿村上空的冥冥苍穹之中，有一双监视着的眼睛，掌握着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各个村庄人口的繁衍和稀稠……这就是普通乡民的天命观，无条件信奉和服从。
古人对大地也充满崇敬之心，大地厚德载物，孕育生命所需的给养，传统中国农业立国，土地更被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这从白嘉轩和鹿子霖对土地的重视可以充分感觉到。白嘉轩在设法换地的过程中假装的痛苦，很容易被人理解，因为大家有相似的对土地的情感。鹿子霖被投入监狱的两年多里，其妻变卖家产用于营救，鹿子霖出来后对其他财物的散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释然，惟独关切地问有没有留下二亩地，在得知有块水地没卖后，他的心猛地跳弹起来：“噢哟，好好好！留下这几亩水地够你我吃一碗饭就成喀！”表现出对土地极强的依赖。秦岭作为大地的组成部分，也被赋予了泽被苍生的色彩，代表不竭水源的黑龙潭和给人子嗣的棒槌神庙均在秦岭山中，这无疑是白鹿原人对大地崇拜的另一种表达。
在对天和地的崇拜之外，白鹿原的自然崇拜还表现在对特殊灵物白鹿的崇拜上。鹿因其体型优美、性温行雅深受中国人喜爱，又因鹿禄同音，便又成为人们升官发财的愿望载体，白鹿稀有，更是圣洁、吉祥的化身。白鹿原上的白鹿传说中，它是白毛白腿白蹄，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毒虫减绝，万家乐康，那是怎样美妙的人乎盛世！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人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这是人们对灵物寄予的美好想象，是对天地自然的无限崇敬，是渴望得到其神性庇佑的心理诉求。
鬼神崇拜
鬼神崇拜是乡土中国社会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另一个重要的心理慰安剂。《白鹿原》中的鬼神描写多次出现，典型的有一次求雨仪式、两次闹鬼事件。
在求雨仪式中，小说重点书写了关公崇拜。白鹿村西头有一座老爷庙，敬奉着关公关老爷。关羽升天后主动请求司管人从间风雨为民赐福，村村寨寨无论大小都修建着一座关帝庙。白嘉轩率领全族12岁以上的男子跪倒在关帝庙前，庙内大殿里关公像前跪着一片等待神灵通传的族中男子。求雨程式是先有人被神灵附体，成功伐马角（将烧红的钢钎穿通两腮），然后再由他带领全族男子去秦岭中的黑龙潭取水，最后把取回的水供在关公像前才算完成。黑龙潭上无来水，下不泄流，人们相信是从地下连通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一只海眼，四海龙王每年都通过这条通道到山里来聚会。把山里永不枯竭的泉水通过特殊的仪式取来，供在掌管风雨的关公像前，是希望以此水为引子引来降雨。
小说对于整个祈雨仪式的描写充满了巫术色彩和神秘主义，伐马角的人手持烧红的铁铧却不受伤，在黑龙潭夜间取水时的肃穆，白嘉轩被“西海黑乌梢”附体后却不知道自己做过什么的情形，无不让人称奇。这类仪式在很多地方都曾有过，说明关帝、龙王等神灵信仰在乡土中国的盛行。
除了对于神祇的崇拜信仰之外，乡土中国对“鬼”的敬畏也是普遍存在的。《白鹿原》中写了两个闹鬼事件，一个是白嘉轩的第六个女人胡氏之死，一个是田小娥鬼魂的多次出现。胡氏在解除心理障碍与白嘉轩狂欢三天后，被他死去的前五房女人一同纠缠，她从未见过她们却能说出她们的模样。白嘉轩以撒豌豆的方式驱鬼，有一定的效果，但最终还是靠请来的以捉鬼为职业的法官，才将五鬼捉住并煮死焙干。由此，这场闹鬼事件才结束，但胡氏的精神再也没恢复过来。
更为惊心动魄的是田小娥鬼魂的多次出现。第一次是鹿三的女人鹿惠氏临死前，小娥告诉她自己被阿公用梭镖戳死，还向她展示了后心的血窟窿。第二次，是白嘉轩的媳妇仙草临死前，梦到小娥进入院子向她展示前胸和后背的血窟窿。接下来多次附体鹿三，并借鹿三之口控诉自己没有害人却不被容，最后被公公戳死，所以要报复害她的人，声称瘟疫就是她带来的，并要求村民为她立庙供香火。面对这种来自异域世界的神秘力量，普通大众自认是无法对抗的，村民很快一致同意为她立庙并跪拜她。当然，最后是相信邪不压正的白嘉轩顶住压力，建塔镇邪，才终结了这场闹鬼事件。
这类描写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过，说明乡土中国对鬼的敬畏是普遍存在的。值得一提的是“法官”这个神秘的职业，他们都隐姓埋名，大概是避免厉鬼的报复，一般奇形怪状，行路坐鬼抬轿神速如风，有特殊的行头，头缠红帕腰系红带脚蹬红鞋，有特殊的捉鬼工具“天罗地网”。这个职业应该是钟馗信仰的现实转化，大概是为了寻求人对鬼有一定的反制力，不至于让人觉得无望而存在的。
祖先—生殖崇拜
祖先崇拜是乡土中国的显著特征，“祖”字本身是由表示神灵的“示”和表示男根的“且”组成的，说明祖先崇拜与生殖崇拜是紧密相关的。没有后人，祖先就没人祭拜，所以乡土中国特别重视传宗接代，而且将之形象地称为延续香火。
白鹿村的日常生活基本是以祠堂为中心展开的。村民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每有大事族长就会敲锣召集大伙儿，大家也都会响应锣声的召唤，连村里最另类的人也会自觉来到祠堂。乡土社会中，人们承认族长的权威，信服族长对族中大小事务乃至个人家庭事务的裁决，这大概是因为族长是祖宗家法的代表，信服族长就是崇敬祖先。
白鹿原的祖先崇拜，是传统中国宗法制社会的一个缩影。祖训家法乡约的规诫，在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标尺，衡量自己做人的成败也衡量他人的行为，由此形成共通的价值观念，将人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白嘉轩对长子白孝文的堕落无法容忍，而将之逐出家门，就是在维护家庭乃至家族的形象，这种强烈的家族荣誉感，让他甚至不能容忍最疼爱的女儿白灵“背信弃义”的退婚行为。
祠堂对乡土社会的感召力之强大，我们还可以从黑娃和白孝文的回乡祭祖中明确地感受到。黑娃在不当土匪进入主流社会后，洗心革面，学做好人，而他改邪归正之后，最强烈的愿望就是回乡祭祖。或许在他心中，没有在祠堂中占得一席之位，终究是一种耻辱，死后也不会被祖宗接纳而成为孤魂野鬼，这是乡土社会里正直的人无法忍受的事。白孝文官至滋水县保安团一营营长时，也以回乡祭祖的方式申明自己是白家人，并希望借此重新获得父亲白嘉轩的认可。
崇拜祖先、珍视家族声誉的心理，必然转化为人们保证香火延续的不懈努力。白嘉轩三子白孝义婚后久无子嗣，这让一家人很是着急。白赵氏领着孙媳妇求遍了原上各个寺庙的神灵乞求生子，比如曾领孙媳妇从舍子娘娘那里摸回娃娃并让她每天夹在两腿之间睡觉。拜神无果后，请冷先生医治，先后用了祖传秘方、偏方单方，药引子尽是刚会叫鸣的红公鸡和刚刚阉割下来的猪蛋牛蛋之类与生殖有关的活物，为找这些稀缺东西一家人费了好多周折。
医药不见成效后，冷先生建议白家媳妇上一回棒槌会。秦岭山中一座小庙里供着一尊怪神，半边是浑实翘起的乳房，半边是肌肉棱凸的胸脯，一条光滑丰腴的手臂托着一只微微启开的河蚌，另一条肌腱累摞的手臂高擎着一把铁铸的棒槌。这就是男女合一的棒槌神（棒蚌谐音）。每年六月初，不孕的媳妇由婆婆带来山中于夜间祭拜，之后被罩上面纱推入黑暗之中，由躲在树石后的年轻男人拉去交媾，如果因此有了身孕次年还要来拜谢棒槌神。这个奇异的节会，可以想见是人们为满足传宗接代的愿望设计出的非常之举，蕴含了人们强烈的生殖愿望。
白嘉轩虽然对棒槌会不齿，但他还是采取了类似的方法，借长工兔娃之种让儿媳有了身孕。这种做法常人无法容忍，但为了不绝后，人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还是会采用，这足以说明乡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生命意识和祖先崇拜心理。
在上述三种崇拜之外，白鹿原的精神世界里还有浓厚的圣贤崇拜意识，这是在虚空的神灵之外对人间圣贤的崇敬。这种圣贤崇拜，在小说中主要是通过民众对朱先生的传颂表现的。朱先生是关中大儒，一身正气，心怀天下，具有儒家知识分子的优良作风和品格，虽身处乱世却被各方势力尊崇，足见千百年来儒家文化已经浸入乡土中国的肌理，成为共同的文化血脉。
在《白鹿原》中，笔者看到了一个充满温情的乡土社会，那里的人们精神世界中有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有对自然的敬畏，有源于祖先崇拜的道德自律。虽然这个乡土社会并不完美，但也足以给当代社会提供参考，比如，今人若能回归祖先崇拜圣贤崇拜的信仰，便会自觉将个体生命纳入世代传承的序列中，个人中心主义便会减少，当人们的言行上对得起祖宗（英烈）的恩惠、中经得起世人的评判、下当得起子孙（后人）的崇敬时，我们的社会必将更加和谐。（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
走向《白鹿原》的重要过渡——略论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创作 □白烨
从陈忠实自认为1965年发表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有研究专家认为陈忠实的处女作应是发表于1958年的诗歌《钢、粮颂》）起，到1992年完成长篇小说《白鹿原》，这中间间隔了整整27年。这27年，从社会生活看，他走过了“十七年”、“文革”和“新时期”，经历了当代中国社会前所少有的剧烈变动与巨大转型；从文学创作看，无论是早期的诗歌、散文写作，还是之后的短篇小说创作，在顺应时势变异的追求中着力显现个人的切实感受，尽力跟上生活的脚步与时代的潮流，大概是陈忠实这一时期生活与创作的基本路数。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新时期，对于许多作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对于陈忠实而言，也是意义非凡。他在这一时期接续上被中断了的文学创作，也在这一时期走出了长期束裹自己的写作桎梏，还在这一时期实现了从观念到写法的逐步蜕变，最终摸索到新的创作路向，写出了堪称经典之作的《白鹿原》，走向了他小说创作的制高点。这样的过程是如何漫长，这样的蜕变是如何艰难，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都有精要的叙说与细致的自述。可以说，那是思潮的激荡带来观念的冲撞，观念的冲撞带来精神的涅槃，精神的涅槃带来写作的新变。
从一个时期活跃不羁又茫无头绪的状况，到不懈不怠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最终进入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写作，蕴含了多个方面的因素，也涉及了从写作到阅读，从吸收到借鉴，从思索到反省的诸多环节，但最为重要也较为直接的，是在中篇小说写作中的寻索与实践，经由中篇小说的写作磨练，陈忠实不仅在艺术上演练了一些写法，积累了一些经验，特别是由“写什么”与“怎么写”的内在结合上，把握更长的历史阶段，负载更大的生活容量，凝结更深的人生思考，都有坚实的进取与明显的长进，使他在文学目标上距离《白鹿原》更近了，写作实力上也大为增强了，这就为《白鹿原》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坚定的自信。
1981年到1985年，陈忠实把时间与精力主要集中于中篇小说的创作，先后创作了《初夏》《康家小院》《梆子老太》《蓝袍先生》。之后，还有《十八岁的哥哥》《四妹子》《夭折》《最后一次收获》《地窖》等相继问世。这些作品的写作，一次有一次的进取，一作有一作的风貌，这在他的小说创作上，是一段集中的历练，也是一个必要的蓄势。近10个中篇小说中，前边提到的4部作品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在陈忠实的中篇小说创作上，更具分量，也更为重要。
最早着手写作的中篇小说《初夏》，因为要“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所经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陈忠实《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写的艰难而辛苦，甚至接近于难产。从1981年完成初稿，到1983年最终定稿，用去了约三年的时间。这不只是因为初写中篇，文体尚不熟练，而在于他想由这部中篇的写作，超越写短篇的自己。作品描写父亲冯京藩通过“走后门”让儿子进城当司机，而儿子冯马驹却放弃进城的机会回村办厂，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在父与子的观念冲突中，一方面鞭挞小农意识和个人主义，一方面歌吟变革精神和集体主义，是作品显而易见的价值取向。这个作品与陈忠实之前的短篇小说的相似之处，是镜头依然瞄准当下农村的现实状况，写两代人的思想分野与观念冲突，不同之处则在于，不同观念的两代人，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中更注重心理世界的挖掘，先进者与落后者，都因精神世界的充分展示，显得既形象生动，又性格饱满。
同一时期写作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在康勤娃与吴玉贤因包办成婚而缺少爱恋的故事里，先由康勤娃的木讷与吴玉贤的伶俐，在难得和谐中渐生嫌隙，后又因吴玉贤受来村扫盲的杨老师的吸引动心又动情，遂使偷情导致的离婚闹剧愈演愈烈，而当吴玉贤终于鼓起勇气找到杨老师去表白心迹时，杨老师一句“我只是玩玩”的回答使她如五雷轰顶，一心只想死去的她在回家途中遇到众人在极力搭救的同样绝望的康勤娃，使她在震惊中开始了悔悟。小说在吴玉贤与康勤娃都不满意的爱情生活和难以改变的婚姻现状里，透视的是乡村男女被限定的人生压抑与命运悲剧。由《初夏》和《康家小院》来看，可以说，在初期的中篇小说创作中，陈忠实试图走出短篇小说创作中故事较为单一、人物基本正面的局限，力求在观念冲突中，描绘出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与曲折跌宕的悲剧命运。但严格检视起来，虽然场面大了，故事长了，却因为视野的不够开阔，手法不够灵动，过于执著于生活事象本身，使得作品黏地性过强，想象力不足，在“写什么”与“怎么写”两方面，都未能真正实现创作上的更大突破。
明显地表现出较大突破倾向的作品，是中篇小说《梆子老太》。这个写于1984年的中篇小说，不仅时间跨度拉大到了解放前后，而且人物命运始终与历史演进相互交织。小说中的主人公黄桂英，因为脸型狭长被人戏称为“梆子老太”，她因不能生育而嫉妒有儿女的人，因自己生活拮据而妒忌家境稍好的人，由此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万人嫌”。但她对别人的“窥视”，对他人的妒言，反倒在极左思潮主导的政治运动中成了“有觉悟”的表现，因此还当上了村里的贫协主席，登上了政治舞台，到处呼风唤雨。由她出面所作的外调证言，使得一些在外公干的当事人都遭到了不当处理，返乡当了农民。而在极左政治被纠正，社会生活回归正常后，梆子老太不仅不能适应，而且很不理解，觉得自己一直听着领导的话，跟着形势走，怎么就全错了？在梆子老太去世之后，全村的人以拒绝出面抬埋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梆子老太的深深厌恶。作品在引人的故事中，深含了醒人的题旨。作者在梆子老太因极左政治起势又因政治变化失势的命运悲剧中，渗透的是对社会与人相互改变的后果的历史反思，包孕的是对政治与人相互利用的遗患的深刻批判，个人的小悲剧里又套着一个社会的大悲剧。可以看出，在《梆子老太》的写作里，陈忠实对于人的命运的省思更为冷峻，对于社会生活的思考更为深邃，与他过去比较偏向于莺歌燕舞看生活的写作，开始拉开了一定的距离。
《梆子老太》之后，陈忠实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惊喜，这就是1985年写作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关于《蓝袍先生》，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曾说到：“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写作欲念的”。《蓝袍先生》这部作品，跟我也有过一定的缘分，那就是作品即将在当时陕西的大型文学杂志《文学家》发表时，时任主编陈泽顺给我寄来刊物排出的陈忠实新完成的《蓝袍先生》的校样，要我赶写一篇作品评论，以便在同期刊出。我看了作品，先是意外，后是震惊。作品里的“蓝袍先生”徐慎行，为遵从“耕读传家”的家训，做一个继承父业的“人师”，从小便遏抑着活泼的天性，后又被配以丑妻以绝色念，成年之后迎来全国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新职业，使徐慎行看到了过去人生的封闭与褊狭，终于脱掉身上的蓝袍长衫，过起正常人的自由生活。但好景不长，“反右”运动时因给校长提意见，刚入教师行列的徐慎行被打成了“右派”。从此，他从谨言慎行到唯唯诺诺，如此这般地从拘束的青年熬到凄凉的中年，又步入孤寂的老年。“文革”之后，社会拨乱反正了，徐慎行的“右派”也改正了，他可以脱下蓝袍自由参加活动了，但“却无法把他蜷曲的脊骨捋抚舒展”。我被作品的故事感染了，更被一个反差巨大的数字震惊了，那就是活了60岁的徐慎行，只过了20天舒心展眉的自由生活。我随即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命名为《人生的压抑与人性的解放——读陈忠实的〈蓝袍先生〉》。当时有关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方兴未艾，处于这种争论热潮之中的我，选取了人性、人道的角度来解读作品，在当时也属顺理成章，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作品的要害。我在文章中写到：“60岁与20天，多么巨大的反差，多么悬殊的对比。因与长时间的失常生活过于不成比例，那20天的自由生活，如同一场稍纵即逝的梦，是那样的甜美，又是那样的虚幻。”我还在评论文章里肯定了陈忠实在作品里所表现出来的可喜的突破与超越：“由《蓝袍先生》可以看出，忠实创作思想中悲剧意识的成分在扩伸，在强化，这是一个很重要也很可贵的进展。”
今天回过头再重读《蓝袍先生》，并把它放在陈忠实小说创作的总脉络里看，这部作品远非人性、人道的角度可以说清和道尽，作品在徐慎行的背时遭际与坎坷命运里，有着诸多丰富而深厚的内涵，其中的一些元素与意味，都与长篇小说《白鹿原》有着一定的内在关联，这都可以进而佐证陈忠实自己对《蓝袍先生》“引发”了《白鹿原》写作的说法。
陈忠实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里谈到《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时，这样告诉人们：“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镌刻着‘耕读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颤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我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经成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要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的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由这段回忆文字可以看出，《蓝袍先生》写到的徐慎行的家门、家世与家风，触发了作者深藏已久的有关关中乡土的历史记忆与生活积累，那就是以儒家传统为主导的家族文化，在乡土社会的根深蒂固和长期运行，以及由此造成置身其中的人们在人生追求和生存想往上的坎坷与艰难，乃至对个人性格的磨损，对人生命运的限定。这由具体细节触碰出的时代变迁中的家族故事，陈忠实此后还经历了县志调阅，家谱研读，人物踏访，以及在艺术上寻找相应的表现方式等具体环节，才开始成形并进入写作，但由徐家“这个宅第”打开“记忆仓库”却是必经的要道。事实上，它不只是打开了作者的“记忆仓库”，它还把作者的写作导向了最能表现乡土社会底蕴的家族文化，以及在家族文化的背景与场景下刻画中国农人命运的艺术高地。
从《蓝袍先生》到《白鹿原》的持续探索与不断寻找，陈忠实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写出了堪为“民族秘史”的杰作。这给了人们不少有益的启示，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小说写作要扎根于现实社会的土壤，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小说创作是虚构的艺术，此言不虚。但这种虚构既非闭门造车式的凭空臆想，也非天马行空般的胡思乱想。这种虚构与想象，它应该有所依托，有所附着，这就是与作家相随相伴的现实社会与历史时代。而小说创作，一定是作家对自己置身的社会有话要说，对自己所属的时代有感而发，从而使自己看取的生活和构筑的故事，既成为一个有意义的艺术探求的文本，也成为一份有价值的“历史的摘要”（泰纳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别林斯基告诉人们：“没有一个诗人能够由于自身和依赖自身而伟大，他既不能依赖于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赖于自己的幸福；任何伟大的诗人之所以伟大，正因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扎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里，他从而成为社会、时代，以及人类的代表和喉舌。”陈忠实在小说创作上，就是奔着这样的目标一直向前，循着这样的路数去努力探求，这是陈忠实写作出《白鹿原》的诀窍所在，也是他留给当代文坛的重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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