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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陶瓷发展简史 第一章 瓷器的起源及发展 陶瓷是中国古代人民对陶瓷器皿的总称，一般不作深究。以至1934年出版《中国陶瓷史》时，根本是陶、瓷称谓混用，陶与瓷的真正区别划分是现代的事。陶与瓷的区分关系到瓷器的起源问题，如果陶瓷不分，怎么能大谈瓷器是我国发明的呢？因为目前没有充分证据证明我国是陶器发源地。所以陶与瓷的区别主要集中在瓷器的起源上，对后世的唐三彩、“宋三彩”、“辽三彩”、“金三彩”、“素三彩”以及铅釉器的陶瓷属性一般无人追究。自巩县窑“唐青花”出土后，唐代陶与瓷的属性也主要集中在“青花”定义的影响下而探讨。本文不涉及瓷器起源之争论，因为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很难有公认的定论。
图01西周原始青瓷豆，广东博罗横岭山出土，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02春秋原始青瓷鼎，浙江德清火烧山窑址出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图03北宋越窑盏托，浙江上虞县博物馆藏。
图04唐越窑带銎壶，浙江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宁波市博物馆藏。
图05唐越窑鎏金银棱平脱秘色瓷碗，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14000年前，我国出现最早的原始陶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印纹硬陶，不用印纹软陶的易熔粘土，而改用一种含Fe2O3较低的、较纯的粘土，烧成温度已提高至1100℃左右，与瓷胎已比较接近，烧造温度开始接近瓷器。为原始瓷的产生做好了准备。 第一节 原始瓷器 原始瓷属于瓷器生产的早期和低级阶段，继印纹硬陶出现后，夏代晚期才出现“原始瓷”，但出土物不多。商周原始瓷生产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在浙江、江西、江苏、福建、安徽、河南、陕西、山东、山西等地都有出土。经不断发展，东汉烧成青釉瓷。完成了陶器向瓷器的过渡。 原始瓷器胎以灰白为主，也有灰色较淡或较深，少数呈褐色，一般较致密，略有吸水性。内外施玻璃釉，厚薄不匀，釉色青中带灰、青中泛黄、黄中带褐以至颜色较深的呈酱色。一般胎、釉结合不好，易剥落。胎的原料处理粗糙，有时肉眼可见到釉层下的粗颗粒石英砂和较大气孔。 原始瓷胎所用的原料可能类似于瓷石组成的粘土原料，因原料都就近取于地层表面，故含杂质较多，处理也不够精细，特别是Fe2O3和TiO2的含量有时也较多，使胎质呈灰白或褐色。原始瓷釉是粘土配以草木灰或其它CaO的矿物质，属高温钙釉。原始瓷烧成温度一般在1100～12 第二节 瓷器产生 原始瓷自夏代晚期出现，直至东汉时期才形成了真正的瓷器。在汉代窑址中，可以看出原始瓷向瓷器演变进化的整个过程。瓷器用瓷石或高岭土做坯，表面施釉，在高温中烧成。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瓷器品种愈来愈多，应用范围更加广泛，釉色以青为主，也见黑釉瓷。装饰方法有刻、划、镂、雕、印、贴、堆塑、彩绘等，制成了各种色彩鲜艳，永不褪色的彩瓷。以原料多、成本低等诸多优点，产品比金银铜漆低廉，经济实用，一经出现，就获得人们的喜爱，发展迅速。这一时期的瓷窑遍布大江南北，制瓷技术愈来愈精。东汉时期瓷器的烧成，标志着中国从陶向瓷发展的又一个飞跃，是我国陶瓷工艺技术发展过程的里程碑。从此世界上有的瓷器，它是中国的伟大发明，为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二章 早期青瓷窑 早期青瓷在南方与北方都有大量出土，但北方尚未见早期青瓷窑址，或窑址采集较少，未经科学发掘，故未将北方列入早期青瓷窑。邢窑北齐虽有少量青瓷出土，但却以白釉瓷著称，故在白釉章讨论。越窑以其窑场众多，产品精美，工艺独特，影响广大，故单列一节。下列诸窑址中，过去一般多引陆羽《茶经·四之器》：“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以此证实所谓“六大青瓷名窑”，笔者以为用事实说话才是硬道理。故未引用《茶经》，更因为《茶经》是北宋时的一部伪书，引用文献时不可不辨也。
图06唐越窑秘色瓷葵口碗，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越窑青瓷 对于越窑的理解目前有争议。依一般理解越窑青瓷自东汉创烧，经三国、两晋，到南朝获得迅速的发展。绍兴、上虞等地的早期瓷窑与唐宋时朝的越州窑是前后连贯的体系，可统称为“越窑”。它不仅烧造时间早、延续时间长、生产规模大，而且工艺精、质量高。它所建立的烧造工艺和装饰工艺既直接影响了浙江其他窑址的青釉瓷以及随后发展起来的龙泉窑，也对我国南方和北方青釉瓷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图07唐越窑秘色瓷侈口碗，陕西扶风法门寺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一、越窑分布 本文则依“窑以地名之”惯例，“陶至唐而盛，始有窑名”。越窑即是越州窑的略称，所指应该严格局限于唐代越州境内，即现在慈溪、上虞、鄞县、余姚、宁海、奉化、象山、镇海、绍兴、诸暨、新昌、嵊州等原唐代越州辖内的唐宋越窑址。
图08隋岳州窑青瓷印花盒，湖南长沙市出土，湖南省博物馆藏。 慈溪主要由上林湖、白洋湖、里杜湖、古银锭湖窑区组成，上虞以上浦镇、龙浦镇、汤霸镇、梁湖镇等30余处窑址组成，目前在鄞县、余姚、宁海、奉化、象山、镇海、绍兴、诸暨、新昌、嵊州等共发现唐宋窑址近300处。 二、胎釉、造型与装饰特征 唐早期制作粗劣，胎壁厚重、胎色灰白、含细砂，釉色灰青、青黄，以不同规格的侈口外翻、弧腹、假圈足和矮圈足碗为大宗，以及盘、盏、壶、罐、钵、灯、砚等，新出现玉璧底碗、盘口胆囊壶等。 唐中期质量较高，胎色灰白、细腻，釉色青黄、青灰，以宽矮圈足碗和翻口、深腹圈足碗为大宗，新出现敛口玉璧底碗、卷沿直腹罐，器物多素面，出现刻划花装饰。 唐晚期进入鼎盛阶段，胎体变薄，釉色以青黄为主，也见青灰、青绿，造型优美，制作规整，种类、器型繁多，装饰以刻划花为主，还见印花和褐彩，纹饰主要有荷、鸟、鱼、鹤等，新见方盘、香薰、油盒、香炉、八棱瓶等。 五代时的胎釉及制作工艺相本同于上期，造型有了变化，玉璧底碗消失，演变成敞口、斜腹、环底碗，上期的曲口撇足碗变成喇叭足，器表以素面为主，有少量刻划花，纹饰有龙纹、莲荷纹等，新出现高圈足折沿盘、方形委角盒、卧足盘、卧足盆等。 北宋早期至中期产品种类很多，胎色较上期略灰，釉薄色青灰，装饰以纤细划花为主，有双凤、双蝶、鹦鹉、摩羯及花卉纹饰，制瓷工艺停滞，精细不及上期。 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是越窑的衰落时期，很多窑已停烧，越窑中心产地也只剩十余处窑址还在继续维持，产品质与量均急剧下降，釉色灰暗无光泽，制作不精，往日辉煌不再，南宋早期由于宋室南渡而出现一个短暂的繁荣后彻底衰败。
图09隋岳州窑青瓷印花洗，湖南省博物馆藏。 三、烧造工艺特征 最早的龙窑是上虞的商代龙窑。越窑由始至终的窑炉都为龙窑，由火膛、窑床、窑尾组成，窑壁用砖错缝平砌而成，窑门平面呈八字形开在一侧，窑底经过平整铺沙。窑长约40～50米，宽约2～3米，斜坡度约10～15度。
图10隋洪州窑青瓷莲瓣纹碗，江西清江县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唐早期大部分器物是器底露胎采用明火叠烧，叠烧的泥点痕大多呈不规则的三角形，窑址仅发现少量匣钵。 唐中期大量出土夹砂耐火土匣钵和部分夹砂瓷土匣钵，大多数器物用匣钵装烧，罐、钵对口合烧，内置小件器套烧，圈足器足端刮釉有一圈松籽状泥点痕。 唐晚期普遍使用匣钵装烧，出土夹砂耐火土匣钵和部分细瓷质匣钵，还新出现了匣钵盖，碗、盘以一个匣钵内叠装多件为主，两坯间以泥点间隔，有些泥点较小，呈松籽状，排列较密，多者达21个。 五代的装烧特点基本同于上期，瓷质匣钵、匣钵盖减薄，大量使用垫圈装烧，泥点支烧由足端移至器底，足端有釉而光滑，碗、盘等仍以一钵多件装烧，两坯间以3～4个长条形泥条间隔。 北宋早期至中期圈足与器底有明显黏结痕，挖足变为分段制作，细瓷单件匣钵装烧普遍运用并以垫圈支垫，粗瓷沿用一钵多件装烧间隔以泥条，不见瓷质匣钵和釉密封现象，已见明火叠烧。北宋晚期至南宋早期器物除沿用匣钵外，明火叠烧的粗劣产品窑址随处可见，叠烧坯件间以圈条隔之，精品细瓷匣钵单件装烧，多以垫饼和支钉支垫。 秘色瓷，古代文献中所赞美的一种青瓷。中外研究者已有较多的研究与论述，绝多数无疑是正确的，或亦有较充分论据。笔者认为如果简单地重复前人观点，写一篇科普文章是很容易，但要有新发现、新观点委实不易，也可以说虽是夹缝中求生存，但得以站在巨人肩上，攀登更高的峰巅并非不行，只要不懈努力，真正吃透读懂先贤文句，扬长避短，一定能获得新收获。文中有关秘色瓷的文献记载也都是前辈学者从浩如烟海的古籍中辛勤所获。今天所需只是找到原文，重新审读，认真理解而已。因此，也发现有可进一步研究、补充之处，故有此文 三、秘色瓷的产生 “秘色瓷”最早与越窑、越器名词同见于晚唐陆龟蒙（？～881年）《秘色越器》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明确秘色瓷产地为越窑烧造，色如千峰翠色——青釉。 还见于诸多诗人、笔记类，由于记载文字简单，至宋代始，对“秘色”的理解已出现矛盾之处，后人理解也就更是云里雾里，分歧较大。 1987年4月随着法门寺塔基的发掘、地宫的清理，出土金银器、玻璃器、丝织品等以外，有瓷器16件，其中青瓷12件，白瓷2件，漆平脱银扣瓷2件。在通往前室之处，有咸通十五年（874年）碑石两通。其中一为《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帐》，记录了“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共六枚”。 从物帐记载看，秘色瓷是漆盒中的13件，1件青瓷八棱瓶未列入秘色瓷中。让我们首次见到了秘色瓷的真容。秘色瓷是法门寺地宫发掘的重大收获，给陶瓷史研究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实物与文字资料，揭开了秘色瓷千古面纱。过去只闻其名，不见其物或见者不识。 从釉色看，13件秘色瓷中有碗7件（2件漆平脱银扣瓷碗）、盘6件。碗侈口，平折沿，尖唇，斜腹，平底内凹有支点痕约20个；另外还有五葵口碗，亦作侈口，五曲口沿，斜腹，曲口下有压棱，高圈足外撇，足端无釉。釉色均为淡青稍绿，精妙无比，可谓千峰翠色。 2件漆平脱银扣瓷碗作敞口，五曲口沿，斜腹，圈足，碗外漆黑地，平脱5幅双燕团花，罩以透明漆，口沿无釉（今之“芒口”）扣以银棱，足外缘亦扣银装饰，内为黄色（有称青黄釉、米黄色等。秞下有细小纹片，难以区分是漆黄还是釉色）。看不出原色。 八棱瓶虽未在帐内，但釉色相同。有人认为它不能称为秘色瓷。笔者认为秘色瓷就是这种淡青稍绿的青瓷，并非什么神秘的瓷种。因此，法门寺地宫共出土14件秘色瓷，并非有人误称的16件。秘色瓷是指一种“神奇、珍异青瓷”。决不会指其它如白、黑等釉种瓷。 笔者不同意越窑“曾置官监窑，烧造进御物品，这是最早的御窑厂”之说。置官监窑也仅为税赋，真正的御窑厂只出现于明清。 秘色是指瓷的颜色，如舍去色，则任何秘不示人的瓷种均可称“秘瓷”乎？上林湖黄蟮山、司角斗等地的瓷胎匣钵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每个匣钵弥合处外壁涂一圈釉，匣钵有了更好的密封度，保证了成色和质量，秘色之“秘”可能源出于此，而不是以色泽为衡量标准。 科技测试证明：“晚唐时，上林湖窑采用了一种新工艺——用瓷质匣钵装烧，且匣钵相迭处或匣钵与盖相合处均用釉浆密封，烧成后，必须打破匣钵方能取出产品。 有证据表明，采用这种特殊工艺装烧产品，其釉色比用普通匣钵装烧的要纯正、清亮得多，基本上消除了传统越窑青瓷釉色青中偏黄的色调。” 秘色指什么？即使见到了法门寺秘色瓷的真面目，人们认识上的歧义并未因此而释然。上林湖有一种瓷做匣钵，它不仅采用精练过的胎泥制作，而且在匣钵与平盖结合处的外侧涂布浓稠的釉层，构成一个完全封闭的空间，以致烧成出窑时需破匣取物。这显然是与匣钵使用常规相逆相悖的怪异现象。殊不知，恰恰是由于对这一特异现象的解读与破译，方才从实践中使“秘色瓷”成因原理得到合理阐发。 关于秘色瓷的年代，研究者各说不一。笔者以为，“秘色瓷”为细质瓷匣钵釉密封装烧之产物，那么秘色瓷的烧造年代就是细质瓷匣钵釉密封出现的时间。因此，秘色瓷的出现约在9世纪中叶。 对出土或传世“秘色瓷”的界定，确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目前可供对比的秘色瓷仅法门寺出土的14件标准器，仅零散见于出版物等。多数人看不到印制精美、色彩真实的图片。好在发掘报告终于出版，图片清晰，色彩亦不失真，均附底足。 如果以此为标准，以往被定为秘色瓷的出土或传世品，绝大多数都被拒之秘色瓷门外。 的确，目前尚未见出土以及传世的越窑青瓷的烧造质量能与法门寺秘色瓷相媲美，最能接近法门寺秘色瓷的可能只有“康陵”出土的44件被称为“秘色瓷”的其中数件。如“康陵”出土青瓷盆，与法门寺侈口碗造型相同，釉色、尺寸近似。另“康陵”出土瓜棱盖罐、粉盒、托盘、圈足盘等也与法门寺秘色瓷较接近 2006年在杭州余杭区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举办了为期一个月的“临安吴越国钱氏王室珍宝展”，展出了“康陵”出土的五代越窑青瓷不少，得亲眼观察釉色。 第二节 浙江诸窑青瓷窑 浙江地区除了越窑外，尚有以温州、永嘉为主要产地的瓯窑；以金华等地为主要产区的婺州窑；以德清等地为主要产区的德清窑；以龙泉、云和等地为主产区的龙泉窑等。 德清窑不以青瓷为主要品种，而以黑釉著称，将之置于黑釉章节讨论。虽有“龙泉窑开创于三国两晋”和“唐五代”说，却得不到科学和考古资料证明，故放在宋代章节中讨论。
图11隋洪州窑青瓷印花钵，江西丰城县出土，江西省博物馆藏。
温州、永嘉、乐清等瓯江下游地区已发现的窑址，统称为瓯窑，其烧制青瓷的历史始自东汉，结束于元代，先后约1300年。在此之前已烧造印纹陶和原始瓷，再次证明青瓷是在原始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胎釉与越窑同期相差不大，但胎比越窑同期略白。可见瓯窑的烧造工艺十分成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褐彩部分是釉上，部分属釉下，开创了这两种彩饰的先例。
图12唐寿州窑黑釉贴叶枕，江苏扬州市郊出土，扬州市博物馆藏。 二、婺州窑青瓷 婺州窑泛指金华、衢州、常山、武义、永康、东阳、浦江等金华地区的瓷窑，早在东汉晚期即已烧制青瓷，历经唐宋元鼎盛不衰。在我国陶瓷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婺州窑青瓷的胎、釉化学组成随着时代和烧制地区的不同，变化也较大。两晋时间婺州窑就已使用化妆土，属我国最早使用化妆土的窑场之一。
图13唐邛窑绿釉省油，邛窑古陶瓷博物馆藏。 第三节 南方诸窑青瓷窑 南方除浙江外，尚有早期烧造青瓷的瓷窑多处，如江苏宜兴窑、安徽淮南窑、广东新会窑、广西桂州窑、福建怀安窑和磁灶窑等等，由于我国南方烧造青釉瓷的窑口众多，更由于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不足，难以一一列举，仅择其重要者简单介绍。
图14唐邛窑海棠杯，邛窑古陶瓷博物馆藏。 一、湖南岳州窑青瓷 岳州窑也叫湘阴窑，因唐代湘阴属岳州，故其境内湘江沿岸的古窑址称为岳州窑。其创烧于东汉，衰落于元代。产品种类丰富，造型多样，采用模印、贴花和绿褐等釉下彩装饰，产品畅销国内外。岳州窑出土了南朝晚期的匣钵，是我国最早使用匣钵装烧工艺的窑场之一。
图15隋邢窑白釉束腰盖罐，陕西西安市郭家滩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二、江西洪州窑青瓷 洪州窑位丰城北部赣江沿岸的丘陵地带，窑址多达数十处。东汉晚期始烧，直至隋唐五代。因其胎色多呈灰黄或灰黑，为掩盖胎色对釉的影响，一般多用化妆土，亦属我国较早使用化妆土的窑场之一。 洪州窑东晋南朝早期地层出土了大量匣钵及匣钵盖，至迟在南朝早期就使用了匣钵装烧瓷器，是我国最早使用匣钵装烧工艺的窑场之一。还发现了南朝芒口碗和唐代玲珑瓷片，但数量太少，只能说是一种新工艺和新品种的尝试，也应是该窑的创新。 三、安徽寿州窑青瓷 寿州窑横跨淮南、凤阳两市县，窑址十余处。创烧于南朝，历经隋、唐繁荣，唐末开始衰落。南朝时烧瓷规模小，器物的南方文化因素偏重，另蕴含有中原、北方文化因素。隋唐时规模不断扩大，品种增多。摆晚了南北文化束缚，由青釉改烧青黄釉，即所谓的黄釉瓷。它还是属青釉瓷，只是釉药中铁含量稍高，釉面呈黄色，窑温和窑内位置不同，亦可出现黄色瓷。 四、四川邛窑青瓷 邛窑又称邛崃窑，位于邛崃县城附近，以什方堂窑址最大，产品最丰富。它创烧于南朝（也有东晋说），唐代最为繁荣，延续至南宋。早期以青瓷为主，至隋创烧了高温彩绘瓷，唐代又独创了高温三彩瓷，最早创烧高温铜红釉和最早创烧高温钴（青花原料）蓝釉，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邛窑釉色以青绿色（亦称绿松石色）为多，兼有不同程度灰绿色和灰黄色。 第三章 北方白釉瓷的创烧 北朝时间北方白釉瓷的出现，不仅打破了青釉瓷一统天下的格局，形成了我国陶瓷历史上南青北白相互争艳的两大体系，而且在制瓷技术上取得了许多突破，为我国制瓷业的发展创造了非常重要的条件。白釉的出现是我国制瓷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技术进步首先表现在原料的使用和配方的改进，从而形成了以邢窑为代表的如银似雪的白釉瓷。 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有：“井中令冷澈如水，白磁器及金银器……”出现了“白磁器”一词，但不能确定该书（为后人增补并易名）的成书年代，也得不到考古资料的证实。
图16-1唐邢窑白釉“盈”字款白釉海棠碗，河北内丘县唐墓出土，内丘县文保所藏。
图16-2唐邢窑白釉“盈”字款白釉海棠碗，河北内丘县唐墓出土，内丘县文保所藏。
白釉瓷的烧造地区 由于南方与北方制瓷原料不同，其陶瓷工艺发展过程亦迥然不同。这种不同反映在瓷器的兴衰过程中，则是早期的白瓷大多数出现在长江以北，特别是集中在黄河两岸的河北与河南两省，而长江以南早期白瓷的出现则要比北方晚数百年，但北方白瓷在唐宋以后衰落，取而代之的则又是南方的白釉瓷。这一现象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发展初期，自然资源是主要的，发展后期社会背景则又是主要的。唐代文献中虽有四川大邑白瓷和广州白瓷，但均停留在文字上，也没有考古资料证实。故本书不以讨论。
图17北宋定窑白釉“官”字款莲纹净瓶，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一、长江以北白釉瓷窑 目前所见以邢窑北朝至隋白瓷为最早，隋代白瓷窑址除邢窑外目前尚未发现。唐代河南巩县窑和河北定窑也开始烧造白瓷，此外唐代白釉瓷窑还有河南密县窑和郏县窑，山西平定窑和浑源窑，安徽萧县窑以及陕西铜川窑。以邢、定两窑质量最好，巩县窑次之，其余的白釉瓷窑属于粗瓷类。 为了改进瓷器的外观质量，多数采用了化妆土方法。如巩县窑、铜川窑等唐代白釉下均施有化妆土。由于胎色深灰，化妆土呈淡黄色，一层薄釉又为无色透明的，因而受胎和化妆土颜色的影响，这种白瓷带有明显的淡黄色。
图18北宋定窑白釉“官”字款六花瓣口蝉纹盘，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定州博物馆藏。 二、长江以南白釉瓷窑 目前南方不见隋代白釉瓷窑发现，唐代白釉仅见湖南长沙窑出土数件乳浊釉白瓷，器型有横柄壶、托盏和白釉点彩瓷片，似乎难以证实长沙窑的“乳浊釉白瓷”是否为真实白瓷，因为窑内气氛、温度、位置等都有可能改变其原呈色，特别是温度不够的生烧更易出现这种“乳浊釉白瓷”。 确在实据的是景德镇五代白釉瓷，产于胜梅亭窑、黄泥头窑、白虎湾窑等。有人据景德镇云门教院断碑中载有唐人陆士修诗句“素瓷传静夜”考证，认为“素瓷”即白瓷，那么景德镇唐代即已烧造白瓷。 笔者认为“素”字有多释，还需实物证据。
图19唐巩县窑白釉三足樽，巩县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图20唐巩县白釉贯耳瓶，巩县窑址出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第二节 邢窑 一、邢窑遗址分布 邢窑是我国生产白瓷最早的窑场，创烧于北朝晚期，经隋代的发展，唐代已达到鼎盛阶段，成为我国白瓷生产中心，五代、宋、金、元，代代传承。 遗址主要位于河北内丘、临城、邢台三县和邢台市区境内的太行山东麓丘陵和平原地带，分部于京广铁路以西的泜河、李阳河流域，集中在临城县西双井以南、邢台县西坚固以北约60公里、宽30公里的狭长地带内。西双井、祁村、岗头、澄底、射兽、南程村、解村、山下、陈刘庄、内丘城关等26处不同时期瓷窑。
图21-1南宋建窑曜变天目盏，日本藏 。 邢窑白瓷从瓷质上来说，共有三个瓷种，即“粗白瓷”、“细白瓷”、“精细透光白瓷”。
图21-2南宋建窑曜变天目盏，日本藏。 粗白瓷北齐时胎色灰黄，一般不施化妆土； 隋代胎色青灰，施化妆土，而后更进一步用白色粘土制胎； 唐代进一步精选胎釉原料，旋坯技法更加规范，采用匣钵正烧法，消除了器物内的支烧痕； 五代时胎质粗松，胎色多灰黄或灰青，施化妆土，釉色多灰白，制作工艺粗糙； 北宋金元产品单调，实用性更加突出，体态轻盈。 细白瓷的胎质致窑细腻，胎色为雪白、银白，烧成温度较高，在1350度左右，属“硬瓷”。正是文献中的“类银”、“类雪”的细白瓷。 精细透光白瓷隋代创烧，胎体有薄厚两种，胎色为乳白，与德化窑“猪油白”相似，厚胎的特点是胎质细腻而柔润，釉皮极薄与胎壁混为一体，难以分出胎与釉，给人的直观是“脂油白蜡”，它虽然器壁较厚，均能透影；薄胎做工极为精细，胎厚仅0.7～1毫米，能达到光照见影的程度。唐人元積诗中有“雕晚荆玉盏，烘透内丘瓶。”可能即指这类透影白瓷。
图22-1南宋建窑兔毫盏，日本藏。 装饰手法多样，刻划、点彩、捏塑、镂空、模印、贴花、铁锈花、剔花等。 北齐、隋以窑柱、垫片架明火烧制；唐代细白瓷匣钵正烧，底部铺砂； 五代时砂圈叠烧；宋金时多以支圈覆烧，口沿刮釉涩口，即所谓“芒口”； 金元时使用砂圈法，即内底刮釉成涩圈，大件产品多采用垫珠支烧法（套烧）。
图22-2南宋建窑兔毫盏，日本藏。 三、“盈”、“官”等款瓷 国为外出土了不少“盈”、“官”等款白瓷。据笔者统计，目前国内所见“盈”（包括残器，还有1件“盈、翰林”双款器）字款白瓷共计57件（窑址出土者不计）。器型有碗、盘、带盖执壶，执壶、罐、盏托、枕、盖盒等。 “大盈”字款白瓷共计16件（窑址出土者不计）。器型均为大平底碗。 “翰林”（包括双字款“盈、翰林”罐）共计10件（窑址出土者不计）。器型仅见罐，部分有盖，款识均刻于罐底。窑址曾出土1件白釉器盖，上刻“翰林”款。流通成品中未发现有器盖上刻款者。
图23-1南宋福清窑黑釉碗（粘匣钵），福建福清窑址出土，私人藏。 “官”、“新官”款白瓷，目前所见“官”款白瓷157件（窑址出土者不计）。器型有碗、盘、碟、洗、钵、瓶、瓿、枕、罐、托盏、水盂、水丞、水注、温碗、温壶、执壶、净瓶、长颈瓶、盘口瓶、海棠杯、葫芦执壶、盘口穿带壶、腰形高足盘、高足亚形盒等，器形多种多样。字款均刻于足底，惟陕西出土一件碗或罐残片“官”字刻于腹外壁釉面上。 “新官”款白瓷24件（窑址出土者不计），器型有碗、盘、钵、把杯、盏托、鎏金银套凤首瓶几种。“官”、“新官”款白瓷合计183件，若加上窑址出土标本，估计有200件以上。
图23-2南宋福清窑黑釉碗（粘匣钵），福建福清窑址出土，私人藏。 这些“官”类款瓷器，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及收藏家的极大关注。 关于“盈”、“大盈”、“翰林”款白瓷的窑口为邢窑，目前学术界多认可。确定瓷器的窑属，最可信的是在窑址中发现相同的标本，甚至相同的款识。 1984年内丘邢窑出土“盈”字款细白瓷标本数件。 1987～1991年较系统调查、试掘邢窑遗址中，出土“盈”字款执壶、碗、盘标本多件，确定了“盈”字款瓷的产地。但也有研究者坚信辽墓中出土的“盈”字款白釉芒口碗为定窑产品。是否意味着他们确信定窑遗址也终会出土五代“盈”字款白瓷标本呢？ 关于“盈”铭款陶瓷的涵义，多数人持“贡瓷”，贡天子大盈库，“大盈”铭款白瓷在邢台市数处建筑工地中多见出土。
图24-1南宋福清窑青釉刻花碗，福建福清窑址出土，私人藏。 关于“官”、“新官”字款白瓷的产地、时代及字款的内涵问题，目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有一点目前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即定窑是“官”、“新官”字款白瓷的产地之一。 笔者以为，目前可肯定烧造“官”款白瓷的有定窑与邢窑。2003年夏为配合内丘县旧城改造，邢窑（县城窑）遗址抢救发掘，在晚唐文化层中发现10余件“官”款白瓷碗、盘标本，均为圈足，除足根无釉，余施满釉，字款均为行书（也许有楷书），字体大致雷同，分施釉前和施釉后刻款两种，其中有的“官”款白瓷碗还粘连大半个匣钵，可确信为该窑烧造无疑。 图24-2南宋福清窑青釉刻花碗，福建福清窑址出土，私人藏。 河北井陉县天长镇井陉窑经出土的白瓷标本中，有数片在底部刻有“官”字款。天长邮局试掘中，五代层中还见“官”字款细白瓷盒残件。这一发现确为“官”字款白瓷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以往研究者一般见到“官”类款瓷器，习惯性的想到官窑并与之与御窑或贡瓷相提并论。 要谈“官”、“新官”等“官类”款窑口的性质，就必须重新讨论“官窑”的概念，力求统一对“官窑”的正确认识。名正才可以言顺，只有理顺了“官窑”的来龙去脉，才可能心平气和地探讨“官类”款窑口的性质。 通过笔者考证、研究，厘清了大部分“官”类款瓷的时代、窑口及其涵义。解决了部分遗留难题，对“贡窑”、“官窑”、“御窑”、“民窑”的概念进行了分析，并总结出只有官窑与民窑之两大类。首次提出生产“官”、“新官”款的窑址是地方官窑，如越窑、邢窑、定窑、建窑、耀州窑等，均发现“官”款瓷和窑业工具。同时部分窑址又出土了“官样”，如越窑、卭窑等，说明窑场群中设立了“监瓷窑务官”，目的是负责税务。邢窑、定窑中发现的多种字款瓷，如“盈”、“翰林”、“官”、“新官”等，证明在这两大窑址群中，有民窑与地方官窑共存，而民窑中的“盈”款等瓷为贡瓷，“官”款等瓷为地方官窑的商品流通瓷，这此窑场中都有瓷贩商人活动。故“官”或“新官”款瓷见于我国的陕西、河南、河北、辽宁、北京、山东、内蒙古、四川、湖南、浙江、广东、台湾等地及国外的埃及福斯塔特遗址、韩国庆州皇龙寺遗址、蒙古国等就不足为奇了，国外如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瑞典等也收藏了数十件。 第三节 定窑与巩县窑 一、定窑 位于曲阳县的定窑是宋代所谓“五大名窑”之一，创烧于唐代早期，盛于宋，金代续烧，衰于元代。宋代定窑白瓷深得朝廷赏识，曾作为贡瓷，影响深远。北京、河北、山西、四川、江西等地瓷窑都仿烧过定窑刻、印花白瓷，形成庞大的定窑类型。
图25南宋武夷山窑金彩文字武夷山图天目碗，日本藏 。 黄釉瓷流行唐代，褐釉瓷的流行时代与黄釉瓷相当。 黑釉被称之为“黑定”、“墨定”，釉色漆黑、光亮，胎与白釉瓷同，是北宋时的名品，产量不多。 酱釉即所谓“紫定”，亦即“定州红瓷”，流行年代北宋至金，金代出现覆烧印花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所说的“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所以，从明初至今，这类定瓷价格都很高。其实，他们都是一种黑釉瓷，因配方、气氛、温度的不同，产生了酱红、酱黑等色泽。 所谓绿釉瓷，实际上是低温铅釉，只是胎体为瓷质，是否可称“瓷”呢？巩县窑唐三彩与白瓷的胎质相同，是否也称“唐三彩瓷”呢？故笔者将之排出“瓷”的范畴，凡低温铅釉，二次烧成者的铅釉制品，如绞胎器、宋辽金元三彩等，本书不收。
图26-1南宋武夷山窑金彩文字“寿山福海”天目碗，日本藏。 定窑白瓷，兴起在邢窑、巩县窑之后，在器物造型上首先是继承邢窑的传统，不仅在器型种类上都与邢窑产品相类似，而且同样的玉璧底和空心的圆唇口，造型风格几乎和邢窑相同。 北宋以后，定窑在继承吸收邢窑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别是北宋后期创造了覆烧工艺，已完全摆脱了邢窑的影响，以自身的文化品味的独特类型，反过来又影响了邢窑的金代产品。 定窑烧制的虽然仍是碗盘、瓶罐等多种生活日用品，但却增加了形象生动的仿生器物造型，如花瓣状盘碗、盒，瓜棱状碗及叶状盒、人形壶、桃式和石榴式盒、五兽足薰炉、龙首净瓶、孩儿枕、卧女枕等，以及一些小型人物和动物雕塑等装饰器物和瓷铃、瓷球等玩具。碗盘之类器物胎的厚度也较邢窑器更薄，口径30厘米的大盘也仅厚2～4毫米，表现了定窑兴盛时期器物挺拔、清秀、文雅的艺术风格。尽管这些金银扣的“芒口”大型盘碗口大壁薄，但却很少变型，这不能不归功于支圈芒口覆烧的新工艺 。 定窑初期的装饰较为单调，入宋后装饰方法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已有刻划花纹外，又创造了轮制模印压印花一次成型工艺，使定窑的装饰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刻花纹饰使用的工具有梳篦刀、竹尖刀、单线和双线刀等。 定窑的金银铜扣装饰是特别值得一提的，过去一直以为金银铜扣是掩盖工艺缺陷的一种措施，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因为有芒口，宫廷弃而不用。 笔者则不以然，认为“芒”是指光芒。苏轼题赵昌黄葵图句：“低昂黄金杯，照耀初日光。檀心自成晕，翠叶森有芒。”是指一种金葵花杯盏，仿生黄蜀葵。《证类本草》引寇宗奭《衍义》曰：“黄蜀葵花，与蜀葵别种，非为蜀葵中黄者也。叶心下有紫檀色。”檀心是指杯内底心的紫檀色，翠叶森指葵花杯上金色花瓣多，有芒亦指光芒。
图26-2南宋武夷山窑金彩文字“寿山福海”天目碗，日本藏。 引用文献，就自然要多加思考，其真实性应放在研究的首位。对文献理解上的偏差，也会影响到其结论的准确性。审视文献，除《垣斋笔衡》外，以“定器有芒”句行文相似的记载还有3处， 一为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 二为《负喧杂录》， 三为明正德五年承天贵《汝州志》曰：“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定州白磁器有芒”，关键在于“芒”字的解读。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芒”是指芒口，即覆烧工艺中的口沿无釉露胎。 愚以为“芒”应是指光芒，定州白瓷白色耀眼，有一种光的锋芒。为什么要突出“白瓷有芒”，而不说定州瓷器有芒？因为他色器物虽也有涩口覆烧，却没有耀眼的锋芒。这一结论从乾隆多首诗中也可得以认证，如乾隆《咏定窑三羊洗》：“运久矣息寒芒注：宋时以定器有光芒，不用。惟用官窑器，见高士奇诗。”已说明顺治～康熙时期高士奇（1645～1704年）即有“芒”为“光芒”、“寒芒”之说。 如果“芒”是指芒口，内廷只需令定窑烧造传统的无芒口白瓷即可，何需另设汝窑？又除圆器碗盘类涩口覆烧外，琢器多数正烧无涩口。另外，皇室所用定瓷均有金银稜扣，也不存在“有芒不堪用”。 定窑在北宋中期前尚未在覆烧之涩口（芒口）碗，金棱器在此之前已大盛，可知芒口器是因金银棱扣的习尚而生。如台北故宫藏定窑“印花牡丹碗”、“莹白三足洗”，尽管口钤铜扣，然而底足内均有支钉或垫烧痕迹。其次，以支钉仰烧的汝窑“卵青圆洗”口沿有已经脱落的金属扣痕，露出无釉涩口。说明仰烧瓷器也可将口沿一周釉水抹去，产生涩口以便于扣金银的附着力。
图27南平窑黑釉执壶，福建南平窑址出土，私人藏。 故定窑“芒口”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工艺进步，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更适合于金银棱扣。 因而陆游“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等非指涩口，而应指白色刺眼的光芒。宫廷命汝州造青瓷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颜色关系，与国人的崇玉情结相关，特别是士大夫推崇以玉比德，以至判别瓷皿优劣的标准亦如是。 如陆羽《茶经》评价越窑青瓷似冰类玉为上品，而邢窑白瓷似雪类银不如越器也。可见作者有“尚青抑白”的鲜明观点。唐李肇《翰林志》有：“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皆用青藤朱字，谓之青词。”《道门宝制》亦有：“青纸朱书，以代披肝沥血之谓也”的记载，史籍中还有宋徽宗作青词的多种记载。改用汝瓷即是这种“尚青抑白”传统情结的具体反映之一。
图28-1南平窑褐釉军持壶，福建南平窑址出土，私人藏。 《正德汝州志》亦曰：“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所指至元应为后至元，前至元的可能性不大。元开国之始尚无暇考虑造瓷问题，且元人 “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很难想象为什么会弃白尚青，尚青也只能是元人在不断汉化过程中的渐变。另外，定窑入元已停烧，那来元代芒口定器？这也是“芒”非言芒口的证点之一。
图28-2南平窑褐釉军持壶，福建南平窑址出土，私人藏。 宋人的记载较含糊，可能也有其难以后齿而有意隐瞒的原因。五代以后，契丹多次南下掠夺中原财物，虏掠人口，特别是工匠，对窑户尤为如此，史载辽兵多次占领定州。《辽史·地理志》载：“弘政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班，多技巧”。1004年辽发动对宋大规模进攻，直达黄河岸上澶州城下，宋被迫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承认辽对幽云的统治。这样定州曲阳便暴露于辽，辽兵南下犯境，定州便首当其冲。金兵亦多次南下，定窑所在地中山在金人统治之下，宋朝对定窑的统治已经丧失。朝廷只好改用汝窑瓷，这也是朝廷用汝瓷而不得不弃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定州白瓷有芒”只是爱国人士的一种掩饰之藉口而已。
图29南宋吉州窑剪纸佛像碗，上海博物馆藏。 第三节 定窑与巩县窑 一、定窑 位于曲阳县的定窑是宋代所谓“五大名窑”之一，创烧于唐代早期，盛于宋，金代续烧，衰于元代。宋代定窑白瓷深得朝廷赏识，曾作为贡瓷，影响深远。北京、河北、山西、四川、江西等地瓷窑都仿烧过定窑刻、印花白瓷，形成庞大的定窑类型。 图25南宋武夷山窑金彩文字武夷山图天目碗，日本藏 。 黄釉瓷流行唐代，褐釉瓷的流行时代与黄釉瓷相当。 黑釉被称之为“黑定”、“墨定”，釉色漆黑、光亮，胎与白釉瓷同，是北宋时的名品，产量不多。 酱釉即所谓“紫定”，亦即“定州红瓷”，流行年代北宋至金，金代出现覆烧印花器。明初曹昭《格古要论》所说的“有紫定色紫，有墨定色黑如漆，土俱白，其价高于白定。”所以，从明初至今，这类定瓷价格都很高。其实，他们都是一种黑釉瓷，因配方、气氛、温度的不同，产生了酱红、酱黑等色泽。 所谓绿釉瓷，实际上是低温铅釉，只是胎体为瓷质，是否可称“瓷”呢？巩县窑唐三彩与白瓷的胎质相同，是否也称“唐三彩瓷”呢？故笔者将之排出“瓷”的范畴，凡低温铅釉，二次烧成者的铅釉制品，如绞胎器、宋辽金元三彩等，本书不收。
图26-1南宋武夷山窑金彩文字“寿山福海”天目碗，日本藏。 定窑白瓷，兴起在邢窑、巩县窑之后，在器物造型上首先是继承邢窑的传统，不仅在器型种类上都与邢窑产品相类似，而且同样的玉璧底和空心的圆唇口，造型风格几乎和邢窑相同。 北宋以后，定窑在继承吸收邢窑传统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特别是北宋后期创造了覆烧工艺，已完全摆脱了邢窑的影响，以自身的文化品味的独特类型，反过来又影响了邢窑的金代产品。 定窑烧制的虽然仍是碗盘、瓶罐等多种生活日用品，但却增加了形象生动的仿生器物造型，如花瓣状盘碗、盒，瓜棱状碗及叶状盒、人形壶、桃式和石榴式盒、五兽足薰炉、龙首净瓶、孩儿枕、卧女枕等，以及一些小型人物和动物雕塑等装饰器物和瓷铃、瓷球等玩具。碗盘之类器物胎的厚度也较邢窑器更薄，口径30厘米的大盘也仅厚2～4毫米，表现了定窑兴盛时期器物挺拔、清秀、文雅的艺术风格。尽管这些金银扣的“芒口”大型盘碗口大壁薄，但却很少变型，这不能不归功于支圈芒口覆烧的新工艺 。 定窑初期的装饰较为单调，入宋后装饰方法得到了较快的发展，除已有刻划花纹外，又创造了轮制模印压印花一次成型工艺，使定窑的装饰工艺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刻花纹饰使用的工具有梳篦刀、竹尖刀、单线和双线刀等。 定窑的金银铜扣装饰是特别值得一提的，过去一直以为金银铜扣是掩盖工艺缺陷的一种措施，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因为有芒口，宫廷弃而不用。 笔者则不以然，认为“芒”是指光芒。苏轼题赵昌黄葵图句：“低昂黄金杯，照耀初日光。檀心自成晕，翠叶森有芒。”是指一种金葵花杯盏，仿生黄蜀葵。《证类本草》引寇宗奭《衍义》曰：“黄蜀葵花，与蜀葵别种，非为蜀葵中黄者也。叶心下有紫檀色。”檀心是指杯内底心的紫檀色，翠叶森指葵花杯上金色花瓣多，有芒亦指光芒。
图26-2南宋武夷山窑金彩文字“寿山福海”天目碗，日本藏。 引用文献，就自然要多加思考，其真实性应放在研究的首位。对文献理解上的偏差，也会影响到其结论的准确性。审视文献，除《垣斋笔衡》外，以“定器有芒”句行文相似的记载还有3处， 一为陆游《老学庵笔记》：“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 二为《负喧杂录》， 三为明正德五年承天贵《汝州志》曰：“汝窑，创始无考。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定州白磁器有芒”，关键在于“芒”字的解读。所有研究者都认为“芒”是指芒口，即覆烧工艺中的口沿无釉露胎。 愚以为“芒”应是指光芒，定州白瓷白色耀眼，有一种光的锋芒。为什么要突出“白瓷有芒”，而不说定州瓷器有芒？因为他色器物虽也有涩口覆烧，却没有耀眼的锋芒。这一结论从乾隆多首诗中也可得以认证，如乾隆《咏定窑三羊洗》：“运久矣息寒芒注：宋时以定器有光芒，不用。惟用官窑器，见高士奇诗。”已说明顺治～康熙时期高士奇（1645～1704年）即有“芒”为“光芒”、“寒芒”之说。 如果“芒”是指芒口，内廷只需令定窑烧造传统的无芒口白瓷即可，何需另设汝窑？又除圆器碗盘类涩口覆烧外，琢器多数正烧无涩口。另外，皇室所用定瓷均有金银稜扣，也不存在“有芒不堪用”。 定窑在北宋中期前尚未在覆烧之涩口（芒口）碗，金棱器在此之前已大盛，可知芒口器是因金银棱扣的习尚而生。如台北故宫藏定窑“印花牡丹碗”、“莹白三足洗”，尽管口钤铜扣，然而底足内均有支钉或垫烧痕迹。其次，以支钉仰烧的汝窑“卵青圆洗”口沿有已经脱落的金属扣痕，露出无釉涩口。说明仰烧瓷器也可将口沿一周釉水抹去，产生涩口以便于扣金银的附着力。
图27南平窑黑釉执壶，福建南平窑址出土，私人藏。 故定窑“芒口”并不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工艺进步，在提高产量的同时，更适合于金银棱扣。 因而陆游“故都时，定器不入禁中，惟用汝器，以定器有芒。”等非指涩口，而应指白色刺眼的光芒。宫廷命汝州造青瓷窑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颜色关系，与国人的崇玉情结相关，特别是士大夫推崇以玉比德，以至判别瓷皿优劣的标准亦如是。 如陆羽《茶经》评价越窑青瓷似冰类玉为上品，而邢窑白瓷似雪类银不如越器也。可见作者有“尚青抑白”的鲜明观点。唐李肇《翰林志》有：“凡太清宫道观荐告词文，皆用青藤朱字，谓之青词。”《道门宝制》亦有：“青纸朱书，以代披肝沥血之谓也”的记载，史籍中还有宋徽宗作青词的多种记载。改用汝瓷即是这种“尚青抑白”传统情结的具体反映之一。
图28-1南平窑褐釉军持壶，福建南平窑址出土，私人藏。 《正德汝州志》亦曰：“元至元间，以定州白瓷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最美。”所指至元应为后至元，前至元的可能性不大。元开国之始尚无暇考虑造瓷问题，且元人 “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很难想象为什么会弃白尚青，尚青也只能是元人在不断汉化过程中的渐变。另外，定窑入元已停烧，那来元代芒口定器？这也是“芒”非言芒口的证点之一。
图28-2南平窑褐釉军持壶，福建南平窑址出土，私人藏。 宋人的记载较含糊，可能也有其难以后齿而有意隐瞒的原因。五代以后，契丹多次南下掠夺中原财物，虏掠人口，特别是工匠，对窑户尤为如此，史载辽兵多次占领定州。《辽史·地理志》载：“弘政县，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班，多技巧”。1004年辽发动对宋大规模进攻，直达黄河岸上澶州城下，宋被迫与辽签订“澶渊之盟”，承认辽对幽云的统治。这样定州曲阳便暴露于辽，辽兵南下犯境，定州便首当其冲。金兵亦多次南下，定窑所在地中山在金人统治之下，宋朝对定窑的统治已经丧失。朝廷只好改用汝窑瓷，这也是朝廷用汝瓷而不得不弃定的主要原因之一。“定州白瓷有芒”只是爱国人士的一种掩饰之藉口而已。
图29南宋吉州窑剪纸佛像碗，上海博物馆藏。 二、巩县窑 巩县窑以河南巩义市站南镇大、小黄冶村为主要生产区，以往多称黄冶三彩窑是因为这里是唐三彩的主产区。以往人们只知道河北邢、定两窑生产精美白瓷，自巩县窑调查、采集和科学发掘后，证实巩县窑唐代也生产精美白瓷，而且还生产了我国最早的白釉青花瓷。 图30-1南宋吉州窑剪纸团花纹碗，日本藏。 对于唐青花瓷的起源和产地问题，历来是国内外陶瓷界关注的焦点。1999年印尼海域发现9世纪沉船“黑石号”，出水67000件中国唐代陶瓷器，其中有3件青花瓷，证实中国唐代生产青花瓷，江苏扬州唐代地层也出土了数件青花瓷。巩县窑发掘品中的几件青花碗、罐、水注残片与“黑石号”、扬州的青花瓷年代、工艺一致。
图30-2南宋吉州窑剪纸团花纹碗，日本藏。 关于唐青花是陶或瓷的问题，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各执一词，相持不下。科学是公证的，经多次测试，三彩釉（包括钴蓝彩）氧化铅含量达36.7～61.8 wt％，白釉钴蓝彩釉中氧化铅的含量在34～54wt％之间，属铅釉陶；而唐青花瓷釉中没有发现氧化铅，属高温钙釉或称钙镁碱釉。因此，证明唐青花是瓷。同时也把以往视为唐青花“白釉钴蓝彩”釉陶从唐青花中分离了出来，唐青花的概念得以明确。 黄冶窑最新考古资料显示：窑址出土的唐·青花执壶残片，内外施白釉，釉质纯净，釉下饰青花纹，白色胎质坚硬。而唐白釉蓝彩碗残片，施白中泛黄富铅釉，釉下敷层化妆土，口沿施蓝彩条带纹，灰白胎，属釉陶。
黄冶窑挖掘现场 以往对于河南窑口白瓷多从为是粗糙产品，黄治窑出土了不少精致白瓷，如贯耳瓶、三足樽、敛口钵、三足炉及各式碗、罐、盆等。为收藏于国内外各大博物馆的那部分不属于邢、定窑的唐代细白瓷找到了窑口归属。如国外伊拉克萨马拉出土的中国唐代白瓷，过去被认为是邢窑或定窑产品，现在可归入巩县窑。
河南巩义窑博物馆藏 巩县窑白瓷有粗、细之分，但都是在柴窑中以氧化焰烧成，使胎和釉白中而泛微黄，均施有化妆土，器型以碗、盘为主，也见高足盘、豆、水池、唾盂、粉盒、单柄杯、枕、茶具、酒具等。口沿有圆尖唇、翻沿圆唇等，底足有平底实足、浅圈足、玉璧形足等。碗型竟多达十余种，以敞口、环形浅圈足的一种最多。巩县窑白瓷都是素面，目前未发现刻划花纹装饰，只发现碗口呈四花瓣形等。 巩县窑白釉瓷在唐代的整个烧造时间相对较短，但在窑址出土标本中可见到与邢窑、定窑相媲美的精细白釉瓷。为《新唐书·地理志》中记载的河南府在盛唐开元时贡白瓷，提供了重要依据。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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