帘幕后的箕坐——朱彝尊（上）

（朱彝尊篇耗时日久，且至今未完。本想终篇推送见以全豹，但行笔未半已将万言，只得依旧如龚自珍篇且写且发。自我安慰，或读者互动得有裨益于后半，也未可知。感谢各位一直留守至今~）

朱彝尊

乾隆五十二年秋天，秀水的诗人王昙（王昙夫妻事迹见前篇）结束了国子监的学业还乡探亲。经过临平湖时，他无意听说有渔人方才打捞起一方古砚，好奇之下索来观看。经过识断，王昙认出这只砚台竟是宋末文天祥的遗物，于是珍而重之购得，后来又将其转赠给了老师袁枚。

岁月更迭，人间换世，少年王昙的壮志雄心和他所购置的那方古砚都已化水在水，销殁在历史中不知所踪，而回到嘉兴秀水，不惮于浪迹故纸的我们极目回看，却还能在水面上勉力找到一个同样快要湮没的相似岛尖可以用来致意缅怀——另一位秀水诗人与另一只文山遗砚的另一段偶然交辉，他们便是朱彝尊和玉带生。

至今在《台北故宫》纪录片里我们仍能看到玉带生的真容：那是一方端溪老坑石砚，通体青灰，朴拙温润，形状像一只鞋，因砚身有一石脉环绕，故名“玉带生”。砚腰镌有文天祥亲撰铭文：“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卷卷。中之藏兮囷囷，外之泽兮日宣。于呼！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庐陵文天祥造”。

玉带生

此砚曾伴随文天祥宦海升沉，东南苦战，出使元营，又转战江西。兵败空坑之后，文天祥心知大事难成，遣散部将，将玉带生赠给了随行参军谢翱以为留念。

不日文山被俘，谢翱携砚远避，浪迹闽广，死后这只砚台则被其往年交吴贵供奉在了谢氏生前常住的浦江月泉精舍，以为神主。更至元末，群雄并起，年近耄耋的吴贵已无力守护，砚台遂被一位好古的杨维桢自月泉精舍携走据为己有，藏于自家的七客寮中。元朝气运不长，转眼又数十载改元换代，自明朝洪武三年杨维桢死，玉带生转至下落不明，及至三百年后的清初，方才回到了大家的视线。

时任苏州巡抚的藏家宋荦自民间收得玉带生，在沧浪亭宴客时持以示众。斯时朱彝尊恰在其列，见证了玉带生的再次出世。

这次小宴之后，随着某次康熙南巡入住宋荦家，玉带生便被进献（或可言索要）进了北京紫禁城，从此藏在三希堂内不见天日。及至再度山河鼎新，它被运往台北故宫，也便终于与文天祥奋战过的故土血脉间离，天各一方，只偶尔藉纪录片中的形影回还故土，与已不再熟稔它历史的观众遥相致意罢了。

玉带生几度易主，均与河山变故同历。文天祥赠之予谢翱，是时宋亡；杨维桢得之于谢翱精舍，是时元亡；杨死于明初，砚复见于清代官员酒筵，辗转有自，当不免又遭明末一番离乱。而后来出宫自然见得清亡，赴台印证蒋亡亦是如是。

视其来历，这样一方砚则和与它有过一面之缘的朱彝尊颇能隔世相怜。沧浪亭的那次宴会上，朱彝尊捧砚端详良久，当即为它作了一篇《玉带生歌》。全诗蔚然递序，气沛神完，流转关节间颇见隐痛。而要读它，我们或者便要先说一说朱彝尊的身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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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生在嘉兴香花桥东的碧漪坊，即《风怀诗》中“居连朱雀巷，里是碧鸡坊”所讳。明代的嘉兴很是繁华，下辖一府二县，自来文气沛盛，就中往来者多非俗辈。

朱彝尊出身秀水朱氏一脉，家族例以清德知名，时称“廉介自守，甘贫守约”。朱家世代诗礼相仍，及至传到彝尊曾祖朱国祚一举高中，得申时行亲擢为当朝状元，门楣始大。因曾任太子朱常洛的谕德官，朱国祚历经万历、泰昌、天启三朝不衰，后阉党权倾一时，他不肯自污，索性辞官回乡，谥称文恪，勉谓善终。

朱家子弟多是朱国祚在京做官时所生，后来随着父亲辞官，大多回到嘉兴居住。国祚长子朱大竞曾任云南楚雄知府，亦属寒贫清节之辈。身为相门公子，他赴任时竟穷到“不能治装”，要靠朋辈借钱方能成行，辞官回乡时又险些因没钱回不来，“仅敝衣一簏而已”，可见净简——斯时云南人有歌谣“清贫太守一世难，百鸟有凤凤有鸾”，首句唱的就是他。复传一代，世变渐生，朱家兄弟们虽亦多有入朝，但因不肯素衣污缁，俸不抵销之事便渐成寻常。早年荫于家业尚可支持生计，及至后来朱彝尊出生时，时局动荡，他父亲这一支家庭贫困，竟偶臻荒年乏食的境地了。

以市侩的眼光看，内囊渐空，官职日下，朱家似总不免要被说一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便宜话，但大凡了解朱彝尊父辈们的人，怕还是不肯逞此轻薄的——虽然家门清寒，朱彝尊父母、嗣父母依然保有着故相门第涵养出的高贵志趣，是所谓瓢箪身世，不改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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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的父亲朱茂曙生在京中。他年少时以文名世，兼之行楷双绝，一手山水竹石更颇得董其昌欣赏，曾赞他“不出十年，可乱吾真”。母亲唐氏则是状元唐元献的孙女、董其昌的外甥女，亦善书画，从父亲“自幼读孝经、学、庸”，曾“口授元兄弟于蒙时”。夫妇二人笔墨相酬，贫中颇能自乐。

因大伯朱茂晖无子，朱彝尊自小便被过继到了他房下，即称嗣父子。嗣父朱茂晖曾授中书舍人，颇有才具，“好博览，经史之外，诸子百家，靡不兼综”，亦能诗词，“韵语不屑蹈袭前人”，曾在复社第一集被同盟共奉为伦魁；嗣母郑氏则是万历朝刑部尚书郑晓来的孙女，郑公家法既严，家学更精，故而郑氏于诗书一道亦是解人。

较之父母的书画双绝，朱茂晖夫妇之经史诗文则与后来朱彝尊的所好更相近些——实则十三岁上，朱彝尊就常追随朱茂晖参加复社活动了，而及至国破后，他得以借助诗社雅集展露头角，独领一时风气，细究来历，该当多承自嗣父。

这样的一干人物，纵值微寒，能维持朱氏一族旧有的朋辈交游，自也就并不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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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嗣父、父亲和叔叔们都在当地颇多结交，年幼的朱彝尊也便常能见到许多当地名流。在常相往来的长辈里，朱彝尊最喜欢的一位是项圣谟。

朱家对门的项氏，家业振于晚明藏家项元汴。朱项两姓世代婚姻，朱彝尊的姑姑就嫁在项家，故而他幼时常能跟随父母前去项氏的天籁阁探访。天籁阁中珍奇无数，就是项元汴自己，要把所藏熟门熟路地尽览一遍，也需要花上至少两个月的时间。纵然最终没能留下一份详尽的藏品目录以为印证，但凭借项氏在藏品上留下的一些印记与字码，后来人们最终还是推算出了当年项氏书画藏品的总数。

二千一百九十件——而民国初年，未经分化的故宫博物院全部收藏，也不过四千六百件。

这两千余件藏品如今多已散佚，而我们只能从当时翰林院一位何良俊造访后的回忆笔记中窥得它们齐聚一楼时的盛况。在何翰林的回忆中，他来到天籁阁方入正堂，便见两侧商周之鼎无数，复有汉玉触目皆是；转过一扇大理石屏风，则有晋唐巨迹、宋元名画夺目而来。当先是赵孟頫的《萧山寺图》、《鹊华秋色图》，随后便有怀素的《自叙帖》、李白的《上阳台帖》、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卷》、韩干的《牧马图》，琳琅不绝。何良俊且看且赞，几至忘返。他称最爱的是米南宫三帖：“笔墨飞动，神采焕然，米老行书当以此卷为第一。”

他所不知道的是，在他的来访中，项元汴并未尽露家藏。为恐太显张扬，项氏匿下了大量唐以前甚至六朝、晋代的法书古画，以及苏轼画作五件、宋徽宗工笔花鸟十五件未曾出示——而这一切，还只是项元汴三十二岁时天籁阁的规模。

项元汴《梵林图》

朱彝尊所喜欢的那位项圣谟便是项元汴的孙子，也是斯时天籁阁的掌持者。他能画松，有“项松之名满东南”之誉，为人也爽快大方，从不藏私——有这样一所天然的巨型博物馆在侧，又有这样一位眼界手段俱高的长辈坐镇其中，纵然身家贫困，朱彝尊的童年也实在不能不谓身在宝山。

项圣谟很爱跟人聊自己祖辈的故事——故而数十年后，朱彝尊犹能亲切清楚地记录下那位不曾谋面的项元汴许多年轻时的窘闻。他记得项元汴年轻时如何为了一个妓女怒烧沉香床，又是曾经如何打眼买了贵的玩物，害哥哥为了哄他高价购还——老年笔记小品中一段段可爱的传奇里，尽留着朱彝尊童年回忆中项圣谟爽朗的音容。

合是自小见惯了各样文墨至宝，项圣谟从未有小玩家穷酸把持的辛苦相，每值朱彝尊行往，他都会将家藏唐宋时人所绘纨扇取出，给这位小童任意玩看取凉。直至而后许多年朱彝尊忆起此节，还有诗叹称：“阿侬旧住韭溪北，天籁阁中曾数过。记得千金纨扇册，童时一日几摩挲。”

这叹息的情味十分真切，而声气中如此富足的平淡却依然只能容后人艳羡。

数年后，天籁阁中的藏品在战乱中四散江湖，少部分被一名千夫长献入大内，大半再不见其下落。而如今博物馆展柜后的我们，也就只能在这些阁中往来人零散的回忆札记里，才能看到当初这些文物被解人珍爱的鲜活样子了。

项圣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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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朱彝尊。对孩子来说，华丽的邂逅固然珍贵，但若说快活难忘，自还是家门左右的自在日常。

家居之外，孩提时的朱彝尊居行最频的是姑父谭贞良家——朱氏一门诗礼传家，未及六岁，他便早早被嗣父送至谭宅所设的家塾开蒙读书。

谭宅也在碧漪坊，与朱家去来不过数十步，同学则多是中表兄弟，彼此间也颇说得来。谭家有书屋五楹，几个兄弟贪凉，往往不肯规规矩矩坐在屋里，而长好置席砚于庭中鸭脚树下吟诗诵书，而塾师也便只得迁就着他们在庭院中授课，镇日在几棵鸭脚树下摇头晃脑，流连徘徊。

朱彝尊回忆说，六岁上塾师最先教几人的是对对子。某次四顾，见一土瓜在藤，便出了个很拙的上句：“王瓜”命几人来对。自己思索片刻对以“后稷”，令塾师既觉胡闹，却又不得不佩服——神名瓜果，两厢无关却字字不爽，无可挑剔，正是无情对的范本。

这段回忆于曝书亭成文时，朱彝尊已几近知天命之年，但说起童年得意事，却依然颇见小男孩洋洋敏悟之态。

这敏悟，实则一直是有盛大的家学在背后暗中助益的。

——他入塾年纪小，最早学对子时不辨四声，故而每每跟不上哥哥们的进度，对塾师所说的平仄相对更是不得要领。回家祖母徐氏听闻，便特地为他找出自家外曾祖父潘恩辑订的《诗韵辑略》亲自教导，一番讲罢，四声即明，自此方才再不怕对对子了。

这位祖母徐氏身世亦是不凡。她是嘉隆二朝首辅徐阶的曾孙女，同属世家出身，朱彝尊儿时就常得她相携去徐阶的世经堂拜谒，还曾在堂中数见嘉靖帝的手敕——翻阅这些史料时总要感喟，朱氏满门血脉胶系俱出名流，各恃所擅，偃仰碰撞，乃有始终不衰的文气传承。

但当然，朱彝尊并不曾为此自雄——所有生而坐拥奇珍的人，都很难生出这样的识觉。他曾有一首《怀乡口号》追忆自己的入塾生涯：“碧漪坊里谭公宅，鸭脚清阴半亩余。最忆儿时好兄弟，树根同读五车书。”欠伸从容，颇见岁月清好——也只有岁月清好。

那一切血脉因缘、潜移默化，也便都在追忆中潜融在这清好里了。

吴藕汀画朱彝尊作《鸳鸯湖棹歌》十二开山水册页图

“藉袈桥上水松牌，白石登登雁齿阶。曾记小时明月夜，踏歌连臂竹邻街。”在嘉兴夜间的藉袈桥周遭，结束了一天学业的男孩子们常常唱着一些不明就里的踏歌歌谣，任情追逐，奔跑嬉戏。而这，也是朱彝尊偃蹇一生中少见的，无须端重自持的快乐时光。

“狸狸斑斑，跳过南山。南山北斗，猎回界口。界口北面，二十弓箭……”

朱彝尊后来珍而重之记录下的、他年少时高唱过的童谣，直到如今依然在嘉兴一带儿童的拍手声中传歌不绝。

至十岁，表兄弟们养具文气，在长辈的安排下集体去跟随朱彝尊的八叔朱茂晥正式读书。

及至此时，朱彝尊的天资根骨乃脱颖而见。每日读书，他能记诵万言而无只字错漏，十二三岁上更显示出了羡煞旁人的应试天赋——任人随意拈出一八股题目，朱彝尊须臾便能命笔千字，琅琅可观。

看着侄儿如此敏悟，朱茂晥不自禁颇为心酸——视此子学力，未必不是状元之才，但朝局渐乱，今非昔比，这应制文的本事还值不值得让他如此下死力气呢？

虽然最高功名只是个县学生，朱茂晥却依旧保留着世家的高度和眼界。他某日深思之后，对朱彝尊叹道：“河北盗贼，中朝朋党，乱将成矣。何以时文为？不如舍之学古罢。”

斯时的朱彝尊正当少年，本是名利心最盛之际，但他自小性情温和，惯以顺受，竟也甘心捺下性子就此潜心古籍，再不问科考。朱茂晥此后只教《周礼》、《春秋左氏传》、《楚辞》、《文选》、《丹元子步天歌》等，再不以时文相绳——而他的这句话，也确确在不久之后应验了。

两年后，李自成入西安，三年后，明思宗自缢，又半年，清世祖继位，纪元顺治。这一年，朱彝尊十六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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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嘉兴一带的遭际令人不忍卒读，朱家的满门藏书，几乎全部在嘉兴城破之际毁于兵火。

清军初下江南，南明将士慌乱之际多一触即溃，散兵游勇找不到主将，更每见沦为寇盗，而柔弱的江南士子们，国破之际却大多选择用自己的方式从容尽节。

朱家第一个站出来抗击清军的是朱彝尊的六叔祖朱大定。嘉兴城破时，朱大定身踞碧漪坊，挺剑当门，护卫存活了坊中诸多妇孺。及至嘉兴长官战死，他更代领民众奋勇抗争不怠。

然而斯时条件艰苦，不数日，年事已高的朱大定患了痢疾，不得已退居父亲朱国祚的墓堂卧病指挥，最终清兵增援，寡不敌众，被俘押运杭州，不屈而死。

给朱彝尊触动更大的是进士黄淳耀。这是他少年时唯一真正服膺的时人，及至与八叔谈及其文章几乎不暇思索即能开口成诵——黄淳耀素来主张文章经世，言之有物，一扫崇祯一朝绮丽纤靡的文风，斯时亦是拥趸无数。

顺治二年，剃发令下。被朝人打压早已赋闲在家的黄淳耀在嘉定自发组织乡兵，呼应扬州、无锡等地群起抗清。这个文人出身的中年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领导义军守城二十余日，最终在城池陷落时不愿受辱，与弟弟双双自缢于嘉定西林庵中。

嘉定人说，他死时血喷于壁间，入砖寸许，历久不灭。月余后前来为他收殓的无等法师还曾在血印旁含泪题写了“留碧”二字。

得知此事，身处丈人家老宅的朱彝尊拿着黄淳耀那本他已能通篇成诵的《陶庵集》呆立在门前，难过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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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彝尊的婚事，是在这样的战火兵隳中匆促议定的。

岳父名叫冯镇鼎，是归安县孺学教谕，即县学中负责文庙祭祀、教诲生员的教官，相当于乡县学校的校长，近年也住在碧漪坊。冯镇鼎交游广阔，兼能诗词，年逾四十方得了第一个女儿冯福贞，小字海媛，珍如掌珠，专门请了塾师教她《毛诗》、《孝经》等，培养得谈吐不俗，以至于邻人费姥见过海媛后都特地去跟朱彝尊的母亲唐氏夸赞：冯家大女儿既贤且慧。

唐氏问明女孩儿的生辰，见年龄与朱彝尊相差不远，动了心意，与朱茂曙商量想请费姥代为提亲。

论及攀配，这宗亲事冯家与朱家实则是各有不趁的：门第上论，乡县校长和相门子弟实是差得太远，但从现况讲，朱茂曙家计窘迫，家里三个儿子都未成年，却和冯家又不能比了。

骤得提亲，冯镇鼎既喜且忧。他对朱家的现状心知肚明，担心女儿嫁过去要受委屈，但因提亲当夜梦到朱家故相朱国祚“衣袞造其门”，想起这位清介的前贤，冯镇鼎最终还是决定允可这桩婚事。

媒虽作成，朱家却连聘礼都拿不出。最终，朱茂曙与兄长议定，让朱彝尊作为赘婿住入冯宅，即所谓倒插门，一切婚用，便全权由冯家操持。

于是，在国变之年，朱彝尊匆忙间忽然从大伯家的过继儿子，变成了冯家的上门女婿。

行婚当时，大乱已成。朱氏一门除朱大定据守嘉兴，余人各自星散天涯，亡命而去。

朱茂曙带着朱彝尊的两个弟弟狼狈奔走，先迁夏墓荡，又奔塘桥北，夫人唐氏也在这场逃难中撒手病逝在一家小乡舍里。战乱之时，人众易招祸患，为唐夫人草草殓葬后，朱、冯两家决定分开逃亡。

朱彝尊是个虔孝之人，依他本心，自然是舍不得父亲和弟弟的，但奈何已成婚入赘，身份尴尬，分手当头也只得拜别父亲、嗣父母，转而跟从丈人一家逃到了练浦的冯村。

练浦在嘉兴县东南三十里，是冯家祖居之地，地处较偏，一时尚未被战火波及。但家国破碎，母亲新丧，朱彝尊显然也并无心思和新婚妻子海媛多作缱绻。他小心翼翼地侍奉丈人、丈母之余，只兼带授几个妻妹读书，未曾稍示性情，而大抵也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和他一生最爱的女孩子有了最初的接触。

这个女孩是他妻子海媛的三妹冯寿贞，小字山嫦（注：多有版本因《静志居琴趣》推定彝尊妻妹小字静志，我固不以为然。此依吴香洲先生考据：冯孺人名福贞，字海媛，依例推寻，冯氏诸女必以贞字排行，齿居第三，必以寿为名，山为字，取福山寿海之意。所谓“巧笑元名寿，妍娥合唤嫦”是也），这时还只十一岁。

冯家的四妹、五妹年纪小，全赖母亲抚养，二姐禄贞已嫁人，日与夫郎相随，唯行三的小山嫦初能自立，日常则只与长姐海媛亲近。朱彝尊初赘，事事不得不从权，练浦冯村老宅溪田环绕下仅有板屋数间供一家居住，欲避嫌也无多处可去，故而初时每每小山嫦跑来腻着姐姐嬉闹，他便只得出去和连襟姚澍一起坐在屋外树荫下读书——两家藏书均多已散佚，乡舍里能找到的只有一些金元院本，所幸朱彝尊惯于逆来顺受，择得一卷白朴的《秋夜梧桐雨》，一样读得神驰心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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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问被迫搁下的几年里，他幸运地找到了新的寄托——作诗。这动念由来于冯镇鼎一位诗友王廷宰的某次来访。

朱彝尊性情内敛，素来不好张扬，丈人家来了客人，他每每只居末座含笑相陪，从不多话，而自然，这却使冯镇鼎的旧交们对这位门第既高，生计却窘的世家公子更生兴趣。王廷宰自己能诗，见朱彝尊文质彬彬便生好感，举杯问道：“孩子，你学过诗吗？”朱彝尊老老实实答道：“不曾。”王廷宰笑着说：“诗这东西，有人一学便会，也有人学一辈子都作不成，不知你是那一类。这样罢，不如你试接个对子让我看看如何？”

——对子是朱彝尊六岁时便远出侪辈的。或是为酒至微醺，或是因被激发起了久违的少年得意，朱彝尊这次没有守拙。

王廷宰不停出人名对相试，朱彝尊也便不停从容应对，从“顾野王”、“沈田子”；“郑虎臣”、“沈麟士”；“蔡兴宗”、“崔慰祖”；“萧子云”、“任伯雨”，始终珠联璧合，滴水不漏，及至对到后人所熟悉的“柳三变”、“张九成”，王廷宰终于大为叹服，对冯镇鼎说：“这孩子联语作得如此之好，以后必然要以诗名世啊。”

这话说对了一半。能诗者必能属对，而反过来说，善作联语却只是诗翁的一块台砖。工联者往往聪明机巧，学述兼博，尚有摆布跳荡的手段，但做诗人，于此之外还需有敏锐的感知力和真诚的表达欲——换言之，无论性格是内敛还是张扬，他必当有高于常人的感染力和被感染力。

而恰好朱彝尊两样俱有。

朱是个外致温润，内怀缠绵的人，为着自小过继，长而婚赘，他年齿稍长便颇擅无可无不可地于人事间容与周旋，但在这周旋之外，朱彝尊却也始终未曾麻木地把自己完全交托造化气运。

他十余岁便知晓用中年的圆融自保，却一直没放弃以少年的好奇心去阅世——在沉稳性情隔档出来的安全区里，他对自己内心的触觉实则是更乐于放纵的。如香雾帘幕后的箕坐，再端严守分，人也总需有个伸展的角落——后来他为人久所诟病的“盗姨”之过，自也是出于对情感这样的隐秘放任。

诗则是二十岁的朱彝尊在精神世界里找到的第一场迷恋。

他在《高户部诗序》里老实地描述着自己学诗时的狂热：“起居饮食梦寐，惟诗是务。六经诸史百氏之说，惟诗是资。席研之所施，友朋之所讲习，未尝须臾去诗也。”——以他的天资和根底，如此学诗三年，自得所成。在冯家的支持下，朱彝尊褪去了早期丈人山下的羞涩，日渐跻身当地文坛，识交了一干乡贤。

新朝之下，江左遗老不肯出仕，大多以结社论诗聊作消遣，而文人多心，就中不免惯有结党非异的习气，而朱彝尊往来相从间，却始终保持着合宜的距离，从不肯涉足他们“兴诅誓，树同异”的是非之中——而或正因这中正平和，时人反而益发尊重这位相门布衣，渐渐地，朱彝尊的名声在江左一带传开，而家中那间小小的宅子，也成了当地文人惯爱造访的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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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姊妹众多，老宅又狭，酒朋诗侣日相往来，久之自然多有不便，兼之寇盗未平，冯家几度狼狈搬家，每况愈下，渐渐难以支持聚居度日。得知公公朱茂曙身体亦日渐虚弱，十八岁的妻子海媛便建议二人索性搬离冯家，去塘桥侍养公公。

冯镇鼎心疼长女，想从所余不多的土地中分出二十亩田券给小夫妻，海媛却坚不肯受，说：“用父亲的田地收成来养活公公，这并不是侍养之道。”她简单收拾了几件行李，二人像朱氏的祖父大竞公一样， “敝衣一簏”，便相携往塘桥梅会里去了。

在日益增多的访客面前，海媛一直努力地维持着朱家的门面——每有客至，她总要摆办起最好的酒肴相待，有时宾客聊到兴至要小住数日，时逢窘迫，海媛竟不得不典当自己仅有的几件首饰去换酒，但她却从未因此抱怨。

许多年后，朱彝尊在妻子故去后的行述中回忆道：“花钿无多,尽付质库。昼夜纺绩以赎。客至复质,如是以为常。”

如此贤妻，确实不曾辜负母亲唐夫人当年的期许。然而遗憾的是，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朱彝尊却依然不能真心珍爱这样的贤孝。

海媛和他实在太过肖似。两人都早早被装在了继子赘婿和长姐贤妻的壳子里，努力经营维持着一份无关紧要的安稳。他们之间不必交心，只因对方的难处自己本也在日日同历。他们不能昧着良心去爱彼此的面具，而在这样的难处之下，他们对伴侣温定的面具后面藏着怎样哀惧的形容，也并没有有神会的勇气。

朱彝尊回忆梅会里这段日子曾说：“每晦夜，婚后赁居梅里一旧屋，满屋梁皆白光，墙下鸡嗝嗝有声，女巫来言，发之当得金。孺人谢曰：‘吾夫家累世显官，可以不贫。今贫若此，天也。非所得而得之，天其殃之矣。朱氏自然宅十一年，未尝萌一念及室中之藏焉’。”——不足二十岁的年纪，海媛已甘心将所有因遇推归命数。因为对代价的恐惧，她已不敢领受命运多一分的馈赠，这种认命的安顺委实令人心疼得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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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海媛的经营究竟为朱彝尊在梅会里赢得了一些名望，开馆授徒，补贴生计之外，他终在某次结社赋诗时结识了一位重量级人物——他后来一生的挚友和贵人，曹溶。

曹溶算是同里一带颇有名望的前辈乡贤，大朱彝尊16岁。他本是崇祯一朝的进士，与朱彝尊的叔叔朱茂暻有同科之谊，明时官拜御史，鼎革之后仍授原职，后朝眼中，是不折不扣的贰臣。然而，虽然身仕二朝，曹溶却又一直和大批反清、抗清的义士遗民多有交好，诸如顾炎武、黄宗羲、傅山等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宾——青年朱彝尊的心中依然是深深追缅着故国的，但纵然是在这样鲜明的立场之下，他也能看得出这位同乡前辈的诸多不得已（后有红迷说法称曹溶即是曹雪芹真身，存疑）。

曹溶书法

“回望神州，重重遮断，唯有翻空絮。岁华贪换，刀环落尽，草际夕阳如故。嗟同病，南冠易感，登楼莫赋……”在曹溶的诗词里，是处可见这样心恋故国的委曲隐衷，但在这哀思之下，身在官场中的他究竟对“朱火淡东壁，谡谡清钟举”的现实看得更明白些。

因为心念与朱茂暻的旧谊，曹溶对朱彝尊始终挚诚相待——当然，他也是真心喜欢这个文质通人，却谦逊温和的年轻人。在一次次诗酒流连中，看到朱彝尊的窘迫，曹溶当即举荐他去自己的好友杨雍建的府上作西席，教杨家的孩子杨中讷读书。

杨雍建当时在广东高要县作知县，虽然酬金非寡，但此行究竟要千里跋涉。斯时正值海媛重病高烧七日，几至备殓，虽终于转危为安，但视其境况，实非夫郎所该当出行之时。但朱家入不敷出，实已贫苦难堪，为了生活，朱彝尊虽百般不放心病妻老父，终究还是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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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断梅鋗岭，囊空陆贾金。枫林悲落月，苔石忆同岑。”在岭南的第一个春天，他寄给故乡诗侣们这样一首诗——梅鋗、陆贾俱是有事功于南越的，而朱彝尊的来日，却仍在断梦空囊之中。

一年后，曹溶调任广东布政使，特请朱彝尊入幕，又一年，曹溶知大同，朱彝尊也便跟着去了山西。

追随曹溶的日子里，背井离乡的朱彝尊找到了另一种充实的快活。曹溶请他主要负责的事情有这样几件：择选粤行之诗以甄录《岭南诗选》、椎拓碑文、搜访金石、鉴别考证、整理当地的文化遗产……这些无疑都是朱彝尊擅长而爱好的，后来也日渐成为了他修书治学生涯的开端。

更令后人庆幸的是，在曹溶幕下朱彝尊开始学习填词——正是这一次幕僚生涯，才有了后来世所公认的浙西词派第一人。

直到老来，回忆起曹溶时朱彝尊犹说：“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曹溶）搜辑遗集，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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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溶本身便是词学大家，他词风起于云间，转而“阐秦、柳之宗风，发晏、欧之光艳”，随即更不满于南唐北宋，追随清空骚雅的南宋诸家，这偏好的变化，恰也是清初出云间而入浙西的趋势。

他的诗学观很是辩证，不肯屈宗，也便能走得活。“所贵旨取花明，语能蝉脱”，是渐将情语分判的现代思维——无论词写到如何水准，有此思证便当致以敬意。

诗词一道，总要在传唱走到窘境时，才会回归语言，而只有回归了语言，才能见更多探索的空间，把残局做活。南唐北宋之词固然高举流转，但当在歌筵舞袂中走到“渐自知究竟”一步时，它便已经失去了被后人所宗的资格。

及至南宋，词学走过了一段二维转三维的艰难探索，吴文英的七宝楼台便是见证词人和空间搏斗的一地碎片。当一笔画乃至简笔画走到极致也无法传达更复杂的内容时，点画法便会应运而生。用一个个小断续来生发出更大的堂庑想象，是让词不死的唯一办法。

历经明朝数百年的漫没荒芜，致用论独居上风，北宋的闲趣和南宋的沉忧都失去了踞蜕，人们的表达欲也便渐至枯竭。这枯竭之下，渐少有人乐于再去词的曲拍里拼取空间，语言的发展也随之凝滞。而江山易主之后，沦为异族朝臣的汉人们幽闷交生，遗失已久的表达欲也便重新被呼唤了出来——诚挚而多才的贰臣曹溶，也便正是在这样不能言说的伤感之下，激发了对词的思考。

在学词之初，能遇到一位肯于在身前擎火披风，不断探索的引路者实在是可贵的。而朱彝尊自身学力既高，心曲亦深，在曹溶身后，也便终于慢慢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