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怜春梦断”，“相期作钓师”：朱彝尊的江湖之行、仕宦之旅与难归之隐
张宗友，文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致力于中国古典文献及清代学术史研究。著有《经义考研究》（中华书局2009）、《朱彝尊年谱》（凤凰出版社2014）等。 摘 要：作为清初大家，朱彝尊一生跌宕起伏，深刻地折射出清初士林生态及政治走向。秀水朱氏清望远播，嘉兴一地人文荟萃，朱彝尊对家族、家乡，均怀有浓烈的赤子之情。易代之际，朱彝尊飘零江湖，有家难回，是因为早岁奔波于抗清之路，失败后不得不避祸远走；家道中落，生计艰难，只能依人作幕，寄食他方；家庭欠顺，压力巨大，处境困窘。应征博鸿、出仕清廷，是朱彝尊人生中一大转折，朱氏颇受康熙帝玄烨之亲近与拔擢。罢官之后，朱彝尊虽然极度思念家乡，却留居京师不归，是因为朱彝尊早已树立崇儒传道的人生志向，汲汲于儒家典籍、故国文献之整理与传承。经过苦心经营，朱彝尊在京师构建起一个松散但是强大的学术交流网络，能为其著述事业提供多方面的支持；玄烨作为一代雄主，也符合士人心目中明君的形象，朱彝尊因此对玄烨满怀期待，希望能重新起复，完成宿志。
一、问题之提出诏许携家具，书难定客踪。谁怜春梦断，犹听隔城钟。（朱彝尊《自禁垣徙居宣武门外》诗 [1](卷十二)。）斜插鱼标飏酒旗，柳阴小犬吠笆篱。归田最是分湖好，我亦相期作钓师。（朱彝尊《为魏上舍（坤）题水村图二首》诗之二[1](卷十四)。）以上两首诗，由清初大家朱彝尊（锡鬯、竹垞。秀水人。1629-1709）分别作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二十八年（1689）。所谓“春梦断”者，指该年正月，朱彝尊因携书手入大内钞书，被劾罢官[2](P303-305)；所谓“相期作钓师”者，指朱彝尊欲南归嘉兴，终老秀水。朱彝尊素孚盛名。顾炎武曾激赏其“文章尔雅，宅心和厚”，谦称“不如”（《亭林文集·广师》[3](P134)）。四库馆臣认为其于诗、词、古文、考据，“事事皆工”，“核其著作，实不愧一代之词宗”（《曝书亭集》提要[4](P820)）。《清史稿》本传（卷四八四）谓：“当时王士禛工诗，汪琬工文，毛奇龄工考据，独彝尊兼有众长。”[5](P13340)朱彝尊诗文集《曝书亭集》，达八十卷之巨；所撰《经义考》《日下旧闻》《词综》《明诗综》等，分别是经史之学、集部之学的代表性著作。无论生前抑或身后，朱彝尊均文名远播，清廷重视，士林推敬，与钱谦益、顾炎武、阎若璩、黄宗羲等，同在最受学界瞩目之清初人物之列。朱彝尊令人目眩的成就及盛名之背后，是其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以及因此折射出来的士林生态、政治走向与时代风云。纵观朱氏一生，除早岁接受童蒙教育、成就婚姻并因战乱而困守家乡，以及晚年归田里居之外，其最宝贵之壮年时期，都远离家园，谋食在外（前后约四十馀年）。从矢志抗清之“大布衣”[1]，一举变为“折节”仕清之“野翰林”[2]，朱彝尊此一人生转折，最受士林及学人之非议。但是，朱彝尊的仕宦之旅，并不顺利。出仕之初，朱彝尊颇受康熙帝玄烨之重视、重用与青睐；数年之后，即被劾罢官（康熙二十三年，1684），继而蹉跎于京师，徘徊不归，前后长达八年之久。前揭二诗，正作于罢官之后、留居京师期间，其官场受挫之失落、对家乡之热爱及其渴归之思，溢于诗句行间。问题是，作为前明显宦之后，朱彝尊为何长期奔波于江湖，不遑宁居？为何罢官之后[3]，宁困顿于京师，而不愿重出江湖，或归田园居？作为对故国与家园念兹在兹、魂牵梦绕之一代词宗，朱彝尊何以有家难回？究竟有何难归之隐？上述追问，涉及朱彝尊一生主要行止、思想转变与学术贡献，关涉时段长达四十馀年，学界既有研究，因此鲜有论及[4]。以下不揣谫陋，试对上述问题，予以探析。二、梦回鸳湖：朱彝尊热爱家乡的赤子之情中华文明主要植基于农耕经济之上，家国同构，重农轻商，因此慎终追远、安土重迁、落叶归根等思想，即深植于文化传统之中。对家族、家乡的热爱，出于本性，发乎天然。这一文化本色，在朱彝尊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屡屡形诸笔端；本文首揭二诗，仅其一斑。朱彝尊对家乡怀有炽热的赤子之情，其实根植于以下实际：首先，朱彝尊系名门之后。高祖朱儒（宗鲁，东山。1515-1591），因医术显达，入内廷供奉，任太医院使。著有《太医院志》《立命玄圭》，编有《医家四书》等。曾祖朱国祚（兆隆，养淳。1559-1624），万历癸未（1583）廷试一甲一名，历官至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卒，赠太傅，谥文恪。《明史》有传。著有《孝宗大纪》《册立仪注》《介石斋集》等。居官以清廉刚正名天下，使家族声望达于极盛。祖父朱大竞（君吁，忱予。1578—1636），官至云南楚雄知府，政尚廉静，清贫自守。奔丧回籍时，竟“力不能具舟楫”，由同僚“乃各率私钱赠行”（《书忠贞服劳录后》[1](卷五十三)）。嗣父朱茂晖（子若，晦在。1598-1675），诸生，不仕。其人“好博览，经史之外，诸子百家，靡不兼综”（《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6](P670)）。复社集会，同盟奉为伦魁。著有《禹贡补注》《棘闱记》《晦在先生集》等。本生父朱茂曙（子蘅，安度先生。1601-1663），邑庠廪生，未仕。其人恂恂儒雅，笃于孝友，取予进退，介而有节。少善属文，工行楷书，能画山水竹石，为董其昌所称（《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6](P714－717)）。著有《两京求旧录》《春草堂遗稿》等。可见秀水朱氏，始以医术显，继以科举兴，终因易代衰，而门望清正，为世所称。朱彝尊对此，极为看重，有记云：“先文恪以宰辅归，所遗仅墓田七十亩。先伯祖五倍之，恒曰：‘吾官阶三品，而恒产倍蓰于保傅，死何以见叔父地下。’乡党传其言。数清门者，必先吾朱氏焉。”（《静志居诗话》卷二十二[6](P506)。引按：伯祖指朱茂时，见下文。）积极作为之用世精神、忠贞自守之清廉门风、坚拔不屈之士人品格，乃至博通征实之治学取径，为朱彝尊奠定了符合儒家文教传统的人生底色[5]。其次，朱彝尊出生于江南繁盛之地——嘉兴。朱彝尊籍隶秀水，出生于嘉兴城内之碧漪坊。从历史沿革上看，嘉兴初为吴地，古称槜李，又名长水，吴、越曾相争于此，后归于楚。秦时改名囚倦，讹作由拳、由卷。西汉属会稽，东汉属吴郡。三国时改名禾兴，因吴立太子和，复改名嘉兴。隋时废置，改入杭州。唐时两次复置，改隶苏州。后晋时改名秀州。宋时秀州又称秀水，属两浙路，先后改立嘉禾郡、嘉兴府、嘉兴军。元时嘉兴县先后属嘉兴府安抚司、嘉兴路总管府。明宣德四年，自嘉兴县析立秀水县，属嘉兴府，府治及两县治同城。从地理区位上看，嘉兴位于杭嘉湖平原之中心地带，也是今日苏浙沪地区（长三角主要地区）的核心区域之一。清初，嘉兴府之北境与东北境，分别与江南省之苏州府、松江府相接；其西、南两境，则与同省之湖州府、杭州府相邻。嘉兴境内，水网密布，大运河纵贯南北，交通极为便利，经济繁荣，故有“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朱彝尊《鸳鸯湖棹歌》第九十五首自注引唐李澣《嘉兴屯田政绩记》[1](卷九)）之说。其三，明清易代之际，朱彝尊居所虽屡有迁移，但未尝离开家乡，因此，其童蒙教育与婚姻，均完成于嘉兴。朱彝尊六岁（崇祯七年，1634）始入家塾读书；十岁入谭氏家塾读书，受业于第八叔父朱茂晥（子芾，芾园。1607—1672）；十二岁时已能精通时艺，每发一题，千言立就；十四岁时，受叔父朱茂晥指点，弃时文，务实学，读黄淳耀文稿，习《周官礼》《春秋左氏传》《楚词》《文选》等。十七岁（顺治二年，1645）时，入赘冯氏。同年，清兵南下，占领嘉兴。《曝书亭集》所收诗，即始于此岁。其后常避乱迁徙，仍以嘉兴境内为主。二十二岁时，朱彝尊于里中授徒，参加十郡大社。后往来山阴道上，秘密从事抗清活动。至二十八岁时，始南游粤地。三十岁时北归，同魏耕（白衣，野夫。慈溪人。1614—1662）、屈大均（翁山、介子。番禺人。1630—1696）等过从甚密，足履亦渐及于苏、杭等地。三十四岁（康熙元年，1662）时，通海案发，朱彝尊不得不远走永嘉以避祸。从此，朱彝尊依人远游，飘零江湖，恒以居外为常（包括在京出仕、闲居），直至六十四岁（康熙三十一年，1692）时罢官，方决然返乡，归田园居。由此可见，朱彝尊自幼至而立，便涵养于嘉兴的历史文脉、风土人情及秀水朱氏的优良门风之中，为其将来的出处进退、名山事业，奠定了深厚的人文底色。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前明显宦之后，并且在家道中落之际仍能接受较为全面的童蒙教育，朱彝尊对其家乡怀有浓烈的赤子之情，实在是发诸天性，不断见诸吟咏。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就是以《鸳鸯湖櫂歌》（见《曝书亭集》卷九。以下简称“《櫂歌》”）为题的组诗。该组诗凡一百首，作于康熙十三年（1674）。其时朱彝尊正在直隶通永道龚隹育（祖锡、介岑。仁和人。1630—1696）幕中，距康熙元年出走永嘉避祸，飘零于江湖已有十数年（中间仅短暂归里四次）。朱彝尊自序其创作源起云：“甲寅岁暮，旅食潞河。言归未遂，爰忆土风，成绝句百首。语无诠次，以其多言舟楫之事，题曰《鸳鸯湖櫂歌》，聊比竹枝、浪陶沙之调，冀同里诸君子见而和之云尔。”[1](卷九)《櫂歌》组诗，号称“土风”，实以咏家乡景物为主。例如：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櫂歌声。侬家放鹤洲前水，夜半真如塔火明。（《櫂歌》之一）这是《櫂歌》组诗的开篇之作，具有引领组诗基调的示范意义。起首两句（“蟹舍渔村两岸平，菱花十里櫂歌声”），描绘了嘉兴地区作为富饶水乡的基本特征，交待了櫂歌兴起的自然场景。所咏景物为放鹤洲、真如塔。朱彝尊自注云：“宋朱希真避地嘉禾，放鹤洲，其园亭遗址也。余伯贵阳守治别业于上。真如塔峙其西。”放鹤洲，今南湖景区著名景点，早在唐德宗时，贤相陆贽即筑园其上，因园中有放鹤亭而名曰鹤渚；唐文宗时，宰相裴休建别业其上，易名裴岛。宋代著名词人朱敦儒（希真，岩壑。1081—1159。洛阳人）流寓嘉兴，复辟为放鹤洲。朱彝尊幼时，其地为族伯父朱茂时（子葵，葵石。1595—1683）别业所在地。朱茂时曾任贵阳知府，著有《河政纪》《北河纪略》《咸春堂遗稿》等，是秀水朱氏代表性人物之一。对朱彝尊而言，放鹤洲既是人文景观，具有厚重的历史文脉，又是童年记忆、家族记忆的遗产，分外亲切。历史与现实交融，人文与景观并重，放鹤洲因此成为朱彝尊魂牵梦绕的家乡代表性景物之一。《櫂歌》咏及的家乡景物，还有宝带河、锦带河、精严寺、西埏里、瓶山、孩儿桥、穆湖、西水驿、桃花里、麻溪、镜香亭、徐园、僧庐、藉袈桥、竹邻街、金鱼院、怀家、相家湖、雪艇、鹤湖、清风泾、魏塘、金粟寺、天宁寺、严助墓、三姑庙、马王塘、春风楼、百福坊、千金圩、一螺青、练塘、盐官镇、屠氏园、甑山、鸬鹚湖、金风亭、蔡十郎桥、春波、七星桥、天星湖、冷仙祠、徐王庙、娱老桥、墩宾桥、横塘、漏泽寺、苕溪、西丽桥、北丽桥、蒲山、荠山、乍浦等五十馀处[6]。早岁足履所及之地，即成为游子思乡之情的寄托所在。景物是人物的活动场所，往往因历史人物而成名胜；名人同景物相联，成为《櫂歌》另一吟咏的主题。如：倅廨偏宜置酒过，亭前花月至今多。不知三影吟成后，可载兜娘此地歌。（《櫂歌》之八）百花庄口水沄沄，中是吾家太傅坟。当暑黄鹂鸣灌木，经冬红叶映斜曛。（《櫂歌》之八十八）《櫂歌》第八首写倅廨花月亭，历史名人则是曾任嘉禾判官、号称“张三影”的北宋词人张先（子野。乌程人。990—1078）。据此诗自注所引陆游《入蜀日记》，张先“云破月来花弄影”之句，即得于此亭。此诗自注又引张先语云：“往岁吴兴守滕子京席上见小伎兜娘，后十年，再见于京口。”则诗中又巧妙地篏入张先与兜娘之浪漫故事。将历史名人与故乡景物相联，故事巧寓其中，景物便有了更加厚重的人文底藴。《櫂歌》第八十八首，自注云：“百花庄在城北十五里，先文恪公赐莹在焉。”所谓“太傅”“先文恪公”，均指朱彝尊曾祖朱国祚。秀水朱氏由医宦之家而变为科举之家，即由朱国祚肇其端，并且树立了朱氏清正的门风与声望。对朱国祚墓葬所在地百花庄之景物、地理方位之描写，极为清楚，足征祭扫文恪公的活动，给朱彝尊留下深刻之记忆；“吾家”之限定，又饱含深清，表明朱彝尊对曾祖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7]。《櫂歌》叙及的历史人物还有：张鸣岐、顾渚、陆晃、唐希雅、盛子昭、郑文、徐恬、吴镇、苏轼等，家族人物则有朱茂晭、朱茂昉等。鸭馄饨小漉微盐，雪后垆头酒价廉。听说河鲀新入市，蒌蒿荻笋急须拈。（《櫂歌》之十五。自注：“方回题竹杖诗：‘跳上岸头须记取，秀州门外鸭馄饨。’”）徐园青李核何纤，未比僧庐味更甜。听说西施曾一掐，至今颗颗爪痕添。（《櫂歌》之二十。自注：“徐园李，核小如豆，丝悬其中，僧庐谓净相寺产槜李，毎颗有西施爪痕。”）江市鱼同海市鲜，南湖菱胜北湖偏。四更枕上歌声起，泊遍冬瓜堰外船。（《櫂歌》之九十一。自注：“唐张祜曾领嘉兴冬瓜堰税。”）嘉兴特产鸭馄饨、檇李、湖菱等，都是朱彝尊的心爱之物，飘泊江湖之际，特别容易引起诗人的思念。思乡之情愈浓，愈能凸显朱彝尊在外不归的不同寻常。三、有家难回：朱彝尊落拓江湖的生存困境椎髻鸿妻，蓬头霸子，故园消息谁传。雪花如手，同云万里，几回搔首茫然。黑貂裘敝矣，况兼东郭先生履穿。一点孤烛，两行乡泪，惟有影相怜。岂不念、飞帆归浙水，叹旧游零落，无异天边。竹林长笛，鸰原宿草，又谁劝酒垆前。薄游成久客，惹霜鬓、愁添去年。更无人问，长安市上空醉眠。（朱彝尊《飞雪满群山·燕京岁暮作》词[1](卷二十四)。）这首词，作于康熙六年（1667）岁暮，其时朱彝尊已先后辞去王显祚（山西布政使）、严宏（天津守备）两处幕职，留居京师，尚在寻找新的入幕机会。对家庭、故园的眷念之情，溢于笔端；“一点孤烛，两行乡泪，惟有影相怜”，道尽依人作幕、落拓江湖之心酸。写作此词时，朱彝尊在外奔波，已有四年之久。细检朱彝尊一生行止可知，自康熙元年（1662）起，朱彝尊即长期奔波在外，罕能返家里居[8]。作为对家族、家乡有着赤子之心的显赫清门之后，而且作为诗名远播的一代才子，朱彝尊何以有家难回？这是研究朱氏之生平与学术，不容回避的根本问题之一。结合其生平实际，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为抗清而往来山阴道上，交结志士朱彝尊曾祖朱国祚位居宰执（大学士），祖父朱大竞官至知府，均清廉刚直，深孚众望。作为前明显宦之后，朱彝尊对其家族清誉极为自豪，而大明王朝的正朔地位，也深植于朱氏的文化认同之中。但是，明祚倾覆之际，清兵残酷屠杀与盗匪劫掠、骚扰，原有社会秩序荡然无存，富饶的嘉兴陷入无序之境，秀水朱氏家族失去了政治护持，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试观朱彝尊早岁之诗：干戈静处见渔师，羡尔花源信所之。岂意叉鱼艇子集，杀机不异锐头儿。（《夏墓荡二首》诗之二[1](卷二)。顺治二年［1645］作。）“干戈静处”，意味着此地刚刚经历了残酷的杀戮，无数人（包括抗清义师与普通民众）因此遭遇了灭顶之灾。杀伐之气渐渐散去，水乡好容易恢复了平静。靠水为生的幸存渔人冒着危险出来捕鱼，结果却遇到成群的水上劫掠者，杀机顿时打破了宁静的局面；犹如晴天霹雳，渔人谋食乃至生存的希望便因此破灭。轻舟乘间入，系缆坏篱根。古道横边马，孤城闭水门。星含兵气动，月傍晓烟昏。辛苦乡关路，重来断客魂。（《晓入郡城》诗[1](卷二)。顺治三年［1646］作。）顺治三年的一个清晨，朱彝尊乘着小船，悄悄地返回嘉兴府城，眼前的景象却是一片破败与肃杀：水门紧闭，清兵占据要道，空气里弥漫着紧张、压抑的气氛。这是一趟提心吊胆、充满艰辛与危险的返乡之旅，归乡者不由得肝肠寸断。年轻气盛的朱彝尊，面对清兵、盗匪横行的悲惨世界，只能发出悲怆的天问：我欲悲歌，谁当和者？四顾无人，㷀㷀旷野。（《悲歌》诗[1](卷二)。顺治三年［1646］作。）其心境之凄怆，一如登幽州台之陈子昂。不同的是，陈子昂只是怀才不遇，惜英雄无用武之地；朱彝尊则面对朝不保夕的乱离生活，前途更是一片渺茫。失序之后的嘉兴社会，底层民众的生命与财产，根本无法得到保证。朱彝尊用白描的写法，留下了当时盗贼猖獗的写照：平陵东，蒿艾蓬。尔为谁？劫义公。摐者金，伐者鼓。缚义公，大旗下。帐前力士头虎毛，传呼欲下五尺刀。如可赎，君归卖白马，我归卖黄犊。（《平陵东》诗[1](卷二)。顺治三年［1646］作。）盗贼横行，鱼肉百姓，绑票、勒索之状，如在目前。惨状之根源，在于清兵南下带来的灾难。清兵所过之处，更是一片末世景象：歩出西郭门，遥望北郭路。里胥来捉人，县官一何怒。县官去，边兵来，中流箫鼓官船开。牛羊槖驼蔽原野，天风蓬勃飞尘埃。大船峩峩驻江歩，小船捉人更无数。颓垣古巷无处逃，生死从他向前路。沿江风急舟行难，身牵百丈腰环环。腰环环，过杭州，千人举櫂万人讴。老拳毒手争驱逐，慎勿前头看后头。（《捉人行》诗[1](卷二)。顺治四年［1647］作。）阴风萧萧边马鸣，健儿十万来空城。角声呜呜满街道，县官张灯征马草。阶前野老七十馀，身上鞭扑无完肤。里胥扬扬出官署，未明已到田家去。横行叫骂呼盘飧，阑牢四顾搜鸡豚。归来输官仍不足，挥金夜就倡楼宿。（《马草行》诗[1](卷二)。顺治四年［1647］作。）北邙山前望行路，素车白马纷朝暮。谁家丘墓树巃嵸，白杨枌檟松柏桐。黄金为凫石为马，鱼灯荧荧照泉下。古碑崩剥无岁年，后人于此犂为田。雄狐侁侁兔矍矍，人声夜哭乌声乐。（《北邙山行》诗[1](卷二)。顺治四年［1647］作。）嘉兴地处苏、杭、湖、松四府之间，运河南北通贯，正是清兵南下之要道。顺治乙酉（1645）六月，清兵入浙，占据嘉兴。闰六月初五日，清廷严令剃发，前明总兵陈梧、翰林院检讨屠象美等，于嘉兴举兵反清。朱彝尊叔祖朱大定（君永，寄畅。1605—1646），亦率众抗清。嘉兴军民的抗清行为，遭到清兵的残酷镇压，举义诸人全部牺牲。清兵杀戒大开，屠戮无数。在随后建立统治秩序的过程中，清兵残暴不仁，索求无厌，县官里胥，为虎作伥，兼以盗贼劫掠，嘉兴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捉人行》《马草行》《北邙山行》所记，正是上述史实之写照；其中所揭事实之残酷、诗人寄寓情怀之悲愤，均可与杜甫《三吏》《三别》并论，足称诗史。朱彝尊家族、姻亲中，不乏死节之士，如叔祖朱大定，姑父、五经进士谭贞良（元孩，筑岩。嘉兴人。1599—1648），均抗清而死。异族入侵、前明倾覆、国仇家恨、生灵涂炭之事实，使朱彝尊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抗清之路。朱彝尊同抗清志士屈大均、魏耕、朱士稚（伯虎，朗诣。山阴人。1614—1661）等交接甚密，多次往来于山阴道上，是山阴秘密抗清团体的成员之一。随着郑成功水师之败绩，山阴团体抗清事泄，通海案发，朱彝尊同志魏耕、钱缵曾（允武。归安人。？—1662）等被处死，祁班孙（奕喜。山阴人。1635—1673）遣戍辽左。康熙元年（1662）十月，朱彝尊不得不远走浙江永嘉，入王世显幕以避其祸。次年春，大弟朱彝鉴来告通海案解，但朱彝尊一直逡巡难归。直至十月，方动身返程。行至元和（杭州）皋亭山时，有诗表露心迹：去年雨雪桃花岭，此日烟波槜李船。相值皋亭山上月，离家一十二回圆。沧江游子愁心剧，白发高堂望眼穿。行李自怜垂槖返，田园生计转茫然。（《归次皋亭山作》诗[1](卷六)。）朱彝尊赴永嘉避祸，离家一年，所谓“一十二回圆”者以此。朱彝尊十一月初抵家，而是月中旬，“白发高堂”之一、生父朱茂曙，即告病革。杀身之祸虽已卸去，田园生计的重担，又落在肩上（详下）。从顺治二年（1645）至康熙元年（1662），谋生、抗清，一直是朱彝尊为之奋斗的人生主题，其中寄寓了对前明政权的正统认同、对家族清望门风的苦心维护，以及图报国仇家恨的热血追求。（二）因生计艰难而落拓江湖，谋食四方秀水朱氏初以农耕立足，后以医术显达，继以读书而成为科举、仕宦之家，久已不事农耕稼穑。朱彝尊曾祖朱国祚、袓父朱大竞两辈，居官清正廉直，不置产业，家无余财，以至朱国祚质袍带待客，朱大竞奔丧回籍时，“力不能具舟楫”。朱彝尊嗣父朱茂晖、本生父朱茂曙，均是文弱书生，享有士林清誉（人称晦在先生、安度先生），“虽饱读诗书，而既无勇力，投效军营；亦乏体力，业农自给。生逢乱世，已失科举进身之门；谋生无术，尚赖妇人刺绣易米。”[7]（P138）崇祯十四年（1641），岁大饥，朱家竟贫至绝食。朱彝尊乳母叶妪来投，求饱饭而不可得，只好流涕而去（参《朱彝尊年谱》13.2条[2](P30)）。顺治二年（1645），朱彝尊十七岁，与同县冯氏通婚姻，竟然“力不能纳币”（《亡妻冯孺人行述》[1](卷八十)），不能维持最基本的通婚之礼。因家贫多难，朱彝尊不得不入赘冯家，成为赘婿。对于秀水朱氏而言，尤其对于具有长子长孙身份的朱彝尊而言[9]，这无疑是一种深深的无奈与刺激。入赘冯氏一事，充分说明秀水朱氏朱国祚长子朱大竞一支，在明清易代之际，彻底走向没落。朱彝尊入赘冯氏，并不意味着家庭境况的改善，相反，因为兵燹、匪患的祸害，朱、冯两家，颠沛流离，每况愈下。就在朱彝尊完婚不久，清兵占领嘉兴（六月）；次月，嘉兴义师起而抗清，却遭到清军残酷镇压，杀戮无算，繁华水乡，顿成人间地狱。朱、冯两家，不得不在清兵杀戮、盗匪横行的夹缝中求生存，一再迁移、逃难。朱彝尊尝记云：“予年十七，从妇翁避地六迁，而安度先生九迁，乃定居梅会里。家具率一艘。”（《曝书亭著录序》[1](卷三十五)。）冯家移居六次，朱家移居九次，其间之颠沛流离、恐惧凄苦，远非平常端居者所能想象。顺治六年（1649），动荡稍平，朱彝尊携妻冯福贞归养本生父安度先生朱茂曙，移居梅会里。此时朱家，破败至极，既无产业，亦无余财，迁移赁居，不得不依靠冯氏出卖首饰维持。大乱之后，朱家不事农耕，谋生颇为不易。次年，朱彝尊二十二岁，始于里中授徒，开始操持门户，勉强维系生计。此时朱彝尊诗名渐盛，交游渐广，因参与秘密抗清事宜，常往来于山阴道上，奔波于苏、杭之间。顺治十三年（1656），受广东高要县知县杨雍建（自西，以斋。海宁人。1631—1704）之聘，往课其子，于是南下广东，至十五年（1658）春方北返。康熙元年（1662），通海案发，朱彝尊避祸远走永嘉。次年事解，朱彝尊于十一月初抵家，其时“家无斗储”（《亡妻冯孺人行述》[1](卷八十)）。从康熙三年（1664）北上大同，到康熙二十年（1681）底返家接冯孺人于次春到京师，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朱彝尊仅有三次返里：康熙八年，安葬本生父母，为子昆田娶妇；康熙十一年，逢叔父兼恩师朱茂晥之卒；康熙十四年，嗣父朱茂晖卒，奔丧回里。除此之外，朱彝尊均奔波在外，依人远游，先后入曹溶（秋岳，倦圃。秀水人。1613—1685）、王显祚（湛求。曲周人）、刘芳躅（钟宛、增美。宛平人。1635－？）、龚隹育等大吏之幕。“男儿失意真可怜，十口饥寒啼向前。”（《漫感》诗[9](P842)）其入幕作宾、飘泊江湖之动力，除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书生抱负、文化诉求外，更主要的是为了获得养家之资，以维持生计，支撑门户。（三）因家中困境而奔波在外，迁延不归朱彝尊长年奔波在外，固然有因抗清而招致的杀身之祸，因生计无着而带来的生存压力，但随着通海案事解，杀身之祸不复存在；长年作幕，家庭经济困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以缓解。因此，在长达十八年的时间里，朱彝尊仅回家三次，而且停留时间较为短暂。朱彝尊如此行为的背后，应该还有别的原因。笔者认为，朱彝尊家庭内部的压力与困境，也是导致其迁延不归的重要原因。这包含两个层次：其一，朱彝尊家族内部的生存压力十分巨大。如前所述，朱彝尊实际上担负两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嗣父朱茂晖夫妇，生父朱茂曙夫妇。朱茂晖系朱大竞长子，同妻郑氏（1598—1661）育有三女，无子，故以朱彝尊为嗣。朱茂曙同妻唐氏（1603—1645），育有三子、三女，除朱彝尊外，另外二子是彝鉴、彝玠。朱彝鉴（千里。1635—1665），系朱彝尊大弟，较有才干，在朱彝尊南下广东、避祸浙东期间，朱家全赖彝鉴支撑门户，可惜英年早逝，其妻沈氏（1639—1678）二十七岁守寡，苦节一十四年，膝下并无子女。朱彝玠（彦琛。1639—1698）系朱彝尊幼弟，少年时较为顽劣，朱彝尊曾于顺治十一年（1654）作诗训诫之：摊书仍不学，万虑亦徒然。就市非长策，躬耕少薄田。请缨今日事，作赋几时传。莫效诸兄懒，蹉跎愧昔年。（《示弟（彝玠）》诗[1](卷三)。）由此诗可知，时已十六岁的朱彝玠，既不好学上进，以博取功名；也不能从事稼穑，靠力田生活。康熙十八年（1679），已过不惑之年的朱彝玠，竟然有家不归，惊动了其时在京中试博学鸿儒的朱彝尊，千里之外，苦思对策[10]。其时朱家生计困难，而朱彝尊在京，也十分困顿[11]，朱彝玠不仅不能分担生活重负，反而为兄嫂添乱，其人之眼光、能力与出息可知。因此，朱茂晖、朱茂曙两个家庭的生活重担，全部由朱彝尊担负，而且还要照顾朱彝鉴、朱彝玠两个弟弟及其小家庭。十馀人口的生活重负，对于不事生产的没落科举之家来说，非同一般。但身为长子长兄，朱彝尊责无旁贷。作为一介书生，但凭文章才华，游走于贵人之幕，以源源不断地供养家庭，朱彝尊所担负的生活重压，实非常人所能想象。其二，朱彝尊同妻冯氏及岳父一家的关系较为紧张。朱彝尊作为赘婿，从风俗与道义上，都应该承担相应的义务。但以贵胄名门之后，因家境没落而至于入为赘婿，这对于素为祖辈清望、门风自豪的朱彝尊来说，当然是无奈之举，朱彝尊因此存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与失衡。朱彝尊晚年手订其诗文集，诗作部分，起于顺治乙酉（1645），首即《村舍》二首（载本集卷二）：村舍有牛宫，架以曲尺木。牸牯盈四三，恋此共泥伏。牧童驱使行，跨之上原陆。日夕齐下来，各自舐其犊。吾生命不辰，早岁去邦族。父母谓他人，安敢望拊畜。吁嗟犊不如，寝讹从所欲。村舍有鸡栅，树近蓬门枢。晓日披其樊，一雌将众雏。村妪导之前，握粟呼朱朱。当前或更却，母啄子必俱。吾生早离家，南北忽相踰。父母谓他人，众中益羇孤。吁嗟鸡不若，骨肉长相须。此诗自序云：“《村舍》，朱生感遇作也。生年十七，为赘婿，避兵五儿子桥。”知此诗为朱彝尊感遇之作。所感者何？一感时事，避清兵之祸；二感身世，出为赘婿，与家人骨肉分离。但细细体味，以上二诗分别以牛、鸡之舐犊之情、骨肉相连，反衬诗人离开邦族、父母之孤独，其内心之不平、凄凉，由此可觇。朱彝尊早年受业于第八叔父朱茂晥，早习作诗之业；入赘冯氏之后，曾在酒席上答岳父友人、华亭名士王廷宰之问对，应对无穷（详《朱彝尊年谱》17.2条），知其早擅作诗。其诗集却以《村居二首》居首，为本集定下颇为凄凉、感伤的基调，足证朱彝尊对入赘冯氏一节，耿耿于怀，至老不能释然。赘婿心态，其实应该成为了解朱彝尊生平事行、学术事业的一个独特的视角。赘婿心态，意味着心理失衡与落差，表现在生活上，必然造成朱彝尊同妻冯福贞及岳父一家的紧张关系。令这种紧张关系更趋严重的，则是朱彝尊同妻妹冯寿贞的恋情。冯寿贞（字山嫦。一说名寿常，字静志。1635—1667）少朱彝尊七岁，系冯福贞之三妹。朱彝尊有《风怀二百韵》长诗[1](卷七)，即为冯寿贞而作；又有《静志居琴趣》一卷[1](卷二十七)，前贤称“皆《风怀》注脚也”（冒广生语[2](P172)）。《琴趣》首《清平乐》一词：齐心耦意。下九同嬉戏。两翅蝉云梳未起。一十二三年纪。 春愁不上眉山。日长慵倚雕阑。走近蔷薇架底，生擒蝴蝶花间。朱彝尊才华纵横，同冯寿贞互相倾心。惟朱氏家贫，限于赘婿身份，无力并娶，遂不能享有齐人之福：思往事，渡江干。青蛾低映越山看。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桂殿秋》词[1](卷二十四)。）共眠一舸而各自苦寒，内心之煎熬可知。此词实能道尽有情人不能相会之难。冯寿贞后来嫁入吴门富家，中年即遭折磨离世，婚姻十分不幸。二人之偶然相会，因此极为不易：明湖碧浪，枉轻帆寻遍。咫尺仙源路非远。讶杜兰香去，已隔多时，又谁料，佳约三年还践。 纤腰无一把，飞入怀中，明月重窥旧时面。归去怯孤眠，镜鹊晨开，云鬓掠、小唇徐染。偏走向、侬前道胜常，浑不似西窗，夜来曾见。（《洞仙歌》[1](卷二十七)。）以上略举朱彝尊词作三首，以见二人相恋之自然、相会之欢愉、相见之不易、相思之入骨。对此，朱彝尊之妻冯福贞及及其岳父一家，能无觉察？其间经过怎样的曲折，已无法一一考悉，但朱彝尊同其妻冯福贞、岳父冯镇鼎（子晋。嘉兴人。1589—1662）的关系，因此极为紧张，则不难获见。这种紧张关系，无疑是朱彝尊长期飘泊江湖，迁延不归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春梦未醒：朱彝尊困守京师的心理期待康熙十七年（1678），清圣祖玄烨决定征召博学鸿儒，以“振起文运，阐发经史，润色鸿业，以备顾问著作之选”(《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七十一[8](P910))相号召，其实质是要笼络汉人名士，消弥反满势力，巩固满洲统治。朱彝尊其时正在安徽布政使龚隹育幕中，受到户部侍郎严沆、吏科给事中李宗孔等人交相荐举，遂欣然就道（详《朱彝尊年谱》50.1条、50.8条等）。次年三月初一日，召试太和殿，赐宴体仁阁下。至二十九日，由玄烨亲自拔置为一等[12]，充《明史》纂修官；五月十七日，授翰林检讨。（详《朱彝尊年谱》51岁诸条。）其后，朱彝尊不断受到玄烨青睐与擢用：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充廷试读卷官；次年二月，同汤斌等八人充日讲官，知起居注，得以备顾问之选；四月，充廷试读卷官；六月，受命为江南乡试副主考；十月，授征仕郎，本生父及妻冯氏俱受封。康熙二十一年（1682），挈妻入都复命，与乾清宫宴；四月，充廷试读卷官；五月，侍班瀛台，知起居注；除日，侍宴保和殿。康熙二十二年，召入南书房供奉，赐禁中骑马，又赐居禁垣。是岁，屡次侍宴，屡受赏赐。恩眷日隆之时，官场倾轧随之而起。次年（1684）正月，因辑《瀛洲道古录》，以楷书手王纶自随，入内录四方经进书，遂为掌院学士牛钮所劾，并因此罢官（详《朱彝尊年谱》56.2条），妻冯氏因此生病，不得不先行南还。从颇受玄烨青睐之词臣，陡然成为罢官闲居、难睹帝颜之谪臣，居所也由禁垣之内，迁到宣武门外：朱彝尊巨大的心理落差，可以想象。不平之气，发为歌诗文章，从中可见朱彝尊不乏灰心丧气之时，屡屡表露出归乡之意。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九月九日后，送沈季友（客子，南疑。平湖人。1654—1699）南还，诗中有“别筵逾九日，寒水响五牐”、“改岁誓言旋，比邻数鹅鸭”等句（《沈上舍（季友）南还诗以送之》诗[1](卷十二)）。同月，题惠周惕（元龙、研溪。吴县人。约1646—约1695）《红豆书庄图》，末两首云：“群雅之材一百五，说诗匡鼎未应过。老夫也拟删笺注，点墨研朱奈懒何。”“吴船归及早梅春，浄洗东华䄈褐尘。我亦潞沙旋放溜，来寻北郭十诗人。”（《和韵题惠（周惕）红豆书庄图五首》[1](卷十二)。）康熙二十四年（1685）正月，有诗寄妹婿吴周瑾（虎文。秀水人），相期结邻而居（《秋泾行示吴秀才（周瑾）》诗[1](卷十二)）。同年，送梁佩兰（芝五，药亭。南海人。1630—1705）还南海，于诗中颇申归乡之意，欲访南海诸友（《送梁孝廉（佩兰）还南海》诗[1](卷十二)）。熙二十五年（1686），同魏坤（禹平，水村。嘉善人。1646—1706）吃鲈鱼，复动归乡之思：“已脱朝衫分卜耕，剧怜乡味算归程。秋风弹指今年误，输与江东老步兵。”“翠网千丝白玉跳，蜀姜镂切韭新苗。背篷圆笠平生惯，准拟抽帆第四桥。”（《鲈鱼同魏（坤）作四首》之后二首[1](卷十三)。）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送杨雍建还里，自伤蹉跎，亦有归意：“吾爱吾乡少司马，乞归躬养太夫人。”“偻指东华九载过，罢官归计尚蹉跎。”“早春也拟轻帆下，更懒金台独放歌。”（《次查上舍韵送杨侍郎（雍建）还里四首》诗[1](卷十四)。）、康熙二十八年（1689），为魏坤《水村图》题诗二首：“鸥波亭子赵王孙，曾为钱郎画水村。过眼云烟难再睹，披图髣髴笔踪存。”“斜插鱼标飏酒旗，柳阴小犬吠笆篱。归田最是分湖好，我亦相期作钓师。”（《为魏上舍（坤）题水村图二首》诗[1](卷十四)。）康熙二十九年（1690），为周金然（广庵。上海人。1631—？）《云松雪瀑图》题诗，中云：“我生山水性夙嗜，十年误把田园抛。移家欲果洞庭约，拟先缚屋三重茅。”“曰归正恐归未得，磨钱枉费占羲爻。耕田定须沮溺耦，开径可少求羊交。终当乞取鉴湖曲，庶免怨鹤惊猨嘲。”（《题周编修（金然）云松雪瀑图（编修与予有结邻洞庭山之约）》诗[1](卷十五)。）以上诗作表明，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罢官，至二十九年（1690）八月补原官，在近七年的时间里，朱彝尊不止一次地表露将要归乡的心迹。事实上，朱彝尊的归乡之思，仅是萦绕于心头、流露于笔端，而并未付诸行动。那么，朱彝尊罢官后留居京师不归，是留恋权位，不忍舍弃？还是有有所期待，欲有作为？以下试作分析。（一）树立“崇儒传道”的人生志向，致力于儒家文献的整理与传承康熙元年（1662），通海案发，同志罹难，杀身之祸在即，朱彝尊不得不远走永嘉以避。这是朱彝尊一生中，最为恓惶无措的一段时期，也是他对自己的人生使命、功业取径进行长考的时期。作为科宦之家，朱彝尊本来的人生道路，是通过科举走上仕途，一如其曾祖朱国祚所树立的典范。但是，家道中落的实际，尤其明末政治黑暗的现实，加上第八叔父朱茂晥的远见与教导，朱彝尊弃时艺而习《周礼》《左传》《文选》等，又受读以气节彪炳一世的学者黄淳耀的文稿，从而走上以学术自立的道路。清兵入关，阻断了朱彝尊常规的报效家国之路，而对前明正朔之尊奉、对父辈忠烈不屈精神之濡染，又使朱彝尊以抗清复明为职志，往来奔走于山阴道上。满洲上层以其残酷的屠杀手段及高明的政治手腕，使清祚日趋稳固；在击退郑成功之后，又兴起通海案，宣告朱彝尊抗清事业走向失败。是继续奔波抗清，亡命于江湖？还是超然物外，做一个拒不合作的前明遗民？朱彝尊必然有其艰苦的长考过程。其苦思之结果，凝结在数篇理论文章中，尤其是康熙三年（1664）在曹溶幕中所作的《原教》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首云：始为三教之说者谁与？其小人而无忌惮者与？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处而野合。圣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树畜。养生之本既具，然后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国天下，其端礼乐刑政，其文《易》《诗》《书》《礼》《春秋》。盖自庖牺氏作，而伊耆、轩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数圣人损益之，而教已大备，初未尝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说以济之也。[1](卷五十八)此文构建了儒家教化的生成图景与圣人之道的传承谱系，表明朱彝尊树立了崇儒传道的人生追求，将致力于儒家文献的编纂、整理与传承；对文化使命的自觉担当，超越了对于一家一姓的朝代更替之纠结。这是朱彝尊长期思考、艰苦探索之凝结，形成于长期研习经典、编纂文献、反思朝代更迭之痛、探索安身立命之道的历程之中。对儒家之教、圣人之道的默识体察，对道寓经典、经典载道的深切认同，对自身处境与文化使命的清醒认知，促使朱彝尊完成了一生思想中最重大的转变，其治学旨趣、方法取径乃至学术思想，亦因此逐渐定型。因此，《原教》之成篇，标志着朱彝尊思想转变的完成，即从以抗清为职志的前明显宦之后，转变成为儒家之道的传承者、故国文献的整理者；其志意之所在，已非一家一姓之朝代更替，而是儒家文献与学术传统的承续与弘扬。明乎此，朱彝尊甘愿“降志”“辱身”、“代人悲喜”、“强效歌哭”的游幕行为[13]，尤其是甘冒“失节”之讥、应征鸿博的出仕之举，方能得到同情之理解。朱彝尊尝称“吾党处贫贱不堪之境，尤当以艰贞自励”（《与李武曾论文书》[1](卷三十一)），如此宣言的背后，是其矢志崇儒传道、恢弘文献的自我定位与人生超越[14]。（二）构建松散而有力的学术交流网络，为个人撰述及文献传承提供极大便利应征博学鸿儒之前，朱彝尊曾经四次入都，结识了汪琬、孙承泽、王士禛、徐善、吴历、潘耒、乔莱、高士奇、曹贞吉、周亮工、魏禧、计东等一大批士林名人。应征鸿博并拔置一等后，更是结识了自康熙帝玄烨以下，处于整个帝国上层的官僚统治集团，以及以博学鸿儒为代表的精英知识分子群体。同朱彝尊直接相关的官僚代表，有充任读卷官的大学士冯溥、李霨、杜立德及翰林院掌院学士叶方蔼等；有充任《明史》馆总裁的徐元文、张玉书，有玄烨身边的宠臣高士奇、徐乾学，以及纳兰性德之父明珠等。应征鸿博与试者凡一百四十三人，被拔置为一等者二十名：彭孙遹、倪灿、张烈、汪霦、乔莱、王顼龄、李因笃、秦松龄、周清源、陈维崧、徐嘉炎、陆葇、冯勖、钱中谐、汪楫、袁佑、朱彝尊、汤斌、汪琬、邱象随；二等三十名：李来泰、潘耒、沈珩、施润章、米汉雯、黄与坚、李铠、徐釚、沈筠、周庆曾、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张鸿烈、方象瑛、李澄中、吴元龙、庞垲、毛奇龄、金甫、吴任臣、陈鸿绩、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骞、高咏、龙燮、邵吴远、严绳孙。上述五十人，俱授翰林检讨，入《明史》馆修史。虽然当时有少数精英人物如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等因为各种原因未能赴试，但上述中选者，无疑是当时汉族士人中，最为杰出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连同上述官僚精英人物，构成了朱彝尊所能密切交游的学术文化网络，通过修禊、郊游、祝寿、宴请等诗文唱和活动，以及纂修《明史》《一统志》等官方事业，形成了一个松散而有力的文化共同体。虽然各人兴趣不同，取向各异，但这个共同体无疑拥有政治、学术乃至藏书等各个方面的资源，从而能为朱彝尊纂修明史、编撰《日下旧闻》《经义考》等著述作为，提供极大便利。朱彝尊既以崇儒传道、传承儒家文献为职志，那么，上述松散而强大的文化交流网络，就是其梦寐以求、获益不尽的学术媒介。朱彝尊所以不顾世人非议而应征鸿博，因入内廷钞书去官而却长期留居京师，其内在诉求正在于此。朱彝尊所以能建构起强有力的学术文化网络，同其杰出的文学才华、慷慨好义的交友之道，密不可分。朱彝尊自幼天资颖悟，有神童之目；加以早岁向朱茂晥问学时，打下坚实的文化根基，因此诗、词、古文等，俱各擅场，能从容应对各种宴会、禊饮、郊游等酬唱场合，应声赋诗，优游其间（本集中此类作品极多，不胜枚举，兹从略）。朱彝尊二十二岁时即参加江南十郡大社，二十八岁时南下广东，又结交魏耕等抗清志士，往来苏、杭、湖、松之间，历练出慷慨好义的江湖性格，易于结交同道，也因此能快速地融入各地文化圈。兹举一例。康熙八年（1669），朱彝尊在济南刘芳躅幕中，闻好友周筼处境困顿，即从微薄的幕僚收入中，“聊分铢两，为卒岁之需”（《报周青士书》[1](卷三十一)）。周筼（青士，筜谷。1623—1687。嘉兴梅里人）善诗，虽是布衣，著述颇丰。朱彝尊后来修订《词综》，即颇得周筼之力。（三）寄厚望于康熙帝玄烨，梦想起复后继续致力于《明史》之修撰学而优则仕，“致君尧舜上”，历来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从是否具有雄才大略的角度进行衡量，康熙帝玄烨无疑符合士人心目中明君的形象：其人既有雷霆手段，消除统治集团上层的挑战；又善于学习明制，重用汉人，通过一整套统治策略，包括定期举行经筵日讲、亲至曲阜祭孔、数次拜祭明孝陵等象征性举动，弥合民族裂痕，建构本朝作为中华正朔的合法性。正是在清初诸帝尤其是玄烨推行高明的政治方略的前提下，清祚日趋稳固，朱彝尊的抗清事业，再无复起之时。玄烨对儒家道统、治统、学统全盘接受，征召博学鸿儒以笼络汉族杰出士人、润色弘业，使以崇儒传道为职志的朱彝尊，反而将玄烨视作心目中的明君而服膺不已；博学鸿儒入馆纂修《明史》，又使朱彝尊等人有了用武之地，对于前明王朝的追思，转而化作纂修明史的实际作为。尤其是玄烨的拔擢、重用与亲近，更使朱彝尊将玄烨视作一代圣主，倾心追随。正因如此，尽管居大不易，在京师生活并不顺利，朱彝尊仍然滞留不归，对玄烨充满期待。彼时的朱彝尊，其实是春梦未醒，因为朱氏并未看出，所谓博学鸿儒，不过是玄烨为巩固统治而进行文化布局的棋子而已。五、馀论康熙二十九年（1690），朱彝尊得补原官，其时已是初次罢官后的第七年。补官后，除于康熙三十年八月初五日担任祀孔十哲分献官（详《朱彝尊年谱》63.8条）外，朱彝尊并无出席其他朝廷活动的记载。同康熙十八年中试博学鸿儒、深受玄烨亲近与重用相比，朱彝尊此次虽然补官，可是并没有受到玄烨的重视，甚至堪称冷遇。何以如此？原因非止一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当时三藩早平，台湾已附，中原底定，原前明统治区域内，再无重大军事威胁；玄烨备防的重点，已是西北方向的噶尔丹（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在雄才大略的玄烨的经营下，清廷统治日趋稳固，通过博学鸿儒纂修明史以笼络人心的必要性，便因此大为降低。当现实需求不再强烈之时，作为政治点缀的鸿儒文士，便不可避免地斥逐于权力边缘，渐受冷落。朱彝尊补官之后，修史事业处于停顿状态，政治上也没有什么作为，不过因循奉事而已。但是，围绕在最高统治者周围的权力斗争，未尝稍息，明史馆、翰林院，也绝非清静之地。康熙三十一年（1692）正月，朱彝尊再度罢官。个中情由，迄今无法全窥，但在波诡云谲的宦海中，肆力著述、以传承文献为己任的朱彝尊，显然不是擅长倾轧的职业官僚（如高士奇等）的对手。更关键的是，消弥满汉矛盾、润色鸿业的政治需求不再突出，书生本色的朱彝尊便成了可有可无之人，被逐出官僚圈外，只是时间早晚问题。饱读诗书、谙熟历史的朱彝尊，在再度罢官之际，大约终于参透其中之奥妙。春梦既断，朱彝尊对玄烨及权贵阶层不再抱有任何幻想。三月十七日，在处理完在京杂务后，朱彝尊即携再度入京仅半年的冯福贞，启程归乡（《朱彝尊年谱》64.7条），从此不再踏入京师半步。易代之际，如何建功立业、出处进退，是摆在每一位儒家知识分子面前的重大问题。国仇家恨、生活重负、情感纠葛，处于种种重压与矛盾之下的朱彝尊，尚能葆持其赤子之心，不改书生本色，在跌宕起伏的人生中，以崇儒传道、致力于文献传承为职志，做出了巨大的文化贡献。朱彝尊著述弘富，位在清初大家之列，所著如《经义考》，集古代经学目录之大成，堪称独特的经学史；又如《日下旧闻》，是百科全书式的京师地方志；所编《词综》《明诗综》，则是眼光独到、体例谨严、享有盛誉的诗词总集。朱彝尊不因国仇家恨而丧身，不被生活重负所压垮，不因情感纠葛而消沉，除其天资颖异、才华横溢因而际遇非凡外，能于抗清失败后及时做出志向调整，最为关键。盖其所谋者大，因此在遭遇艰难困苦之时，便能处之泰然，矢志不移。总之，朱彝尊在抗清失败后，肆力著述，以崇儒传道、致力于儒家典籍、故国文献之整理与传承为职志，所以能奔波于江湖、出仕于朝廷，并藉以构建起松散而强大的学术文化交流网络，支撑其度过艰辛的游幕生涯、困顿的谪官生活，从而为其名山事业，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源。春梦既醒的朱彝尊，晚年更加专注于著述，矢志不懈：从奋起抗清的一介文士，终成著述等身的一代文儒，其中肯綮，盖在于此。参考文献：[1]朱彝尊.曝书亭集[M].清康熙甲午（1714）刻本. [2]张宗友.朱彝尊年谱[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3]顾炎武.顾炎武诗文集[M]//华忱之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4]永瑢等.四库全书简明目录[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5]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6]朱彝尊撰.姚祖恩编.静志居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7]张宗友.朱彝尊家学考——兼论竹垞文学与学术之起点[J].苏州大学学报.2013(3). [8]《清实录》[M]//第4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 [9]朱彝尊撰.朱墨林、冯登府辑.曝书亭外集[M]//王利民等编.曝书亭全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项目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朱彝尊论学诗研究”（17BZW118）。[1]〔清〕顾嗣立《朱检讨竹垞先生八十寿寄呈六首》诗，第二首有句云：“世惊口辩真名士，臣本躬耕大布衣。”（《闾丘诗集》卷三十《春树草堂集》卷四，康煕、道光刻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266册，第366页。）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九“四大布衣”条：“康熙朝创开大科，时秀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富平李因笃、吴江潘耒，皆以白士入史馆，世称四大布衣。”（见《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中华书局，1984年，第206—207页。）[2]〔清〕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六“朱潘两检讨被劾”条：“大科初开，廷臣原议处以闲曹，如中行、评博之类。圣祖特恩，一二等咸入翰林。词馆中以八股进身者，咸怀忌嫉，遂有‘野翰林’之目。”（见《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笔》，第124—125页。）[3]关于朱彝尊罢官一节，详拙撰《朱彝尊年谱》56.2条所考（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303—305页）。[4]朱彝尊是学界关注较多的清初人物之一，成果较为丰硕。既有研究，往往将朱彝尊当成一个平面的人物，多从诗、词、古文或史学、经学等角度探讨朱氏之整体贡献，瞩目于朱氏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两大领域的某一个侧面，而鲜能从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的角度，综合讨论朱氏的家庭境遇、出处进退及其个人抱负、心路历程。[5]说详张宗友《朱彝尊家学考——兼论竹垞文学与学术之起点》，《苏州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6]关于《鸳鸯湖櫂歌》吟咏主题及文学贡献，吴淑娇《朱彝尊〈鸳鸯湖櫂歌〉研究》一文可参（载《嘉兴学院学报》，2018年第4期）。[7]雍正三年（1725）冬，朱彝尊亦葬于文属公赐茔之西，查慎行、查嗣瑮兄弟执绋送行（见《朱彝尊年谱》，第570—571页）。墓地于“文革”时被破坏。2016年，笔者同竹垞翁十世孙朱奕隆先生踏勘其地，仅见半截石马，卧立乱草中。[8]从康熙元年（1662）至三十一年（1692），三十年之间，朱彝尊仅于康熙二年、八年、十一年、十四年、二十年，有过短暂归里之举，或为子完婚，或因奔丧等。详拙撰《朱彝尊年谱》。[9]按：朱彝尊祖父朱大竞是朱国祚长子，嗣父朱茂晖是朱大竞长子，因此，于朱国祚一门，朱彝尊具有长子长孙的身份。[10]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朱彝尊致冯福贞家信中云：“彦琛不归，当与燠若、寒若、有舟谋之。”（《彝尊家信十札》之二，载王利民、胡愚等《曝书亭集外诗文补辑》卷十一，见朱彝尊著、王利民等编《曝书亭全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年，第1017页。）燠若指朱彝哲（1629-1701），寒若为朱彝谋（1631-1694），有舟，指朱彝六（1633-1708），均系朱国祚曾孙辈，于朱彝玠而言，都是五服之内的兄长。[11]朱彝尊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致冯福贞家信中云：“我于三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试……在京百无一有，力难支，吾已不必说，家中十余口如何是好？……江南主人见我官冷落，此后未必照管。我虽勤勤托之，家中切不可时遣周二往取厌。至于我在京，窘迫不可言，家中乃会银与陈凝远，叫我何处生法还他。此后须谅我，勿逼杀我也。”（《彝尊家信十札》之二，载《曝书亭全集》，第1017页。）[12]朱彝尊康熙十九年四月初九日致冯福贞家信中云：“我于三月初一日在太和殿前试。是日赐宴体仁阁下。上遣侍卫苏大取我草稿进看，看讫发出。上次鄮州，束卷亲阅，将我卷及汪苕文卷折角记认，注意甚专。不期冯中堂恠我不往认门生，杜中堂极贬我诗，李中堂因而置我及汪于一等末，又对上言说我卷不好。上谓一日短长，亦不足定人生平。三中堂及掌院所取，皆意中私人，文有极不堪者，诗有出韵重韵者，皆在我前。上心不甚悦，遂有一等二等皆脩《明史》之局。吏部极其可恨，循资限格，仅拟授我等布衣为孔目。明中堂不平，乃改议授待诏，把局而顿改，真出意外。”（《彝尊家信十札》之二，载《曝书亭全集》第1017页。）又《腾笑集序》云：“竹垞主人少无宦情……有荐于朝，召试体仁阁下。天子擢居一等，除翰林检讨，充《明史》纂修官。”（《曝书亭集》卷三十九。）冯中堂、杜中堂、李中堂，指充任读卷官的大学士冯溥、杜立德、李霨，所谓“三中堂”也。“明中堂”，指时任武英殿大学士的明珠。朱彝尊同明珠之子纳兰性德为知交好友（参《朱彝尊年谱》45.14条、46.1条等），家信中消息，大约通过性德，从明珠处打探得来。[13]朱彝尊《报周青士书》：“仆频年以来，驰逐万里，历游贵人之幕，岂非饥渴害之哉！每一念及，志已降矣，尚得谓身不辱哉？昔之翰墨自娱，苟非其道，义不敢出；今则徇人之指，为之惟恐不疾。夫人境遇不同，情性自异，乃代人之悲喜，而强效其歌哭，其有肖焉否邪？”（载《曝书亭集》卷三十一。）[14]关于朱彝尊思想的转变，详张宗友《“多文之谓儒”——以〈原教〉篇为中心看朱彝尊之“文章尔雅”》之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注：本文发表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9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张宗友老师授权发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