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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唐建中元年庚申，公元七八零年春，正月，丁卯朔，改元。群臣上尊号曰圣神文武皇帝；赦天下。始用杨炎议，命黜陟使与观察使、刺史“约百姓丁产，定等级，作两税法。比来新旧征科色目，一切罢之；二税外辄率一钱者，以枉法论。”两税制之起皆源于至德兵起后，藩镇割据，厚自奉养，王赋所入无几，而基于均田和版籍的租庸调制度也因为土地的兼并，农户逃亡流离，人户凋耗，版图空虚，接近崩溃。后世时有褒两税法者，皆因其可以解决财政困局又可收取平民百姓之心，以为有裒多益寡之功。然其裒多者见也，益寡者未必也。杨炎推两税，乃危局救困之法，后世沿之以为盛世裒民之术，以人民的名义打击了地主资本家罢了，其国且富，而人民又犹何益？国以民有，民何曾有之？国从来都是君子所有，惟愿君子好德，能多多益寡，已是佛天善佑了。王夫之云：“盖后世赋役虐民之祸，杨炎两税实为之作俑矣。”信夫！ 《唐书·杨炎传》载两税法云：“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制入。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不居处而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度所取与居者均，使无侥利。居人之税，秋夏两入之，俗有不便者三之。其租、庸、杂徭悉省，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之数为准，而均收之。夏税尽六月，秋税尽十一月，岁终以户赋增失进退长吏，而尚书度支总焉。”可见其实际上的意义便是资产征税的起源。褒赞者言两税法改变了自战国以来以人丁为主的赋税制度，而“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使古代赋税制度由“舍地税人”到“舍人税地”方向发展。征税以贫富有差，减轻了贫农的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舍人税地之法春秋便有，鲁国在宣公十五年便实行初税亩。然初税亩怎么说其实还是营业税，加税在农人经营的田亩上。而两税所以言其扩大了税源，便是按户按资产交税，按资产贫富划等，相当于现在取浮动递进税率。表面上是减轻贫农负担，实际上是贫农未见有益而有产家庭的财产被合法掠夺了。其中对商户的打击尤其大。因掠夺而返贫，贫农数量实际上是增加了。而另一方面巨富豪强或者依附割据抗税，或者加大兼并以获取更大额外利益以平衡资产税的损失。从这个方面讲，实际上根本达不到抑富的作用，事实上更是导致更大规模的兼并以对抗中央政府。德宗建中三年（782），都城长安工商户集体罢市，次年，镇守西北重镇的泾原兵将发动叛乱，冲进京城，闯入内廷，不仅疯狂掠夺“大内”财物，还对因惧怕而四处奔逃的居民喊话：“不要害怕，我们不会征商。”皆是德宗税改失去民心的标志。其后藩镇割据，尾大不掉，终成大患，两税制不得不说是起了至少推波助澜的作用。有言财聚人散，非言两税者何？其不闻汉时告缗之弊吗？ 两税之法还有一个创新便是以钱为赋。以钱为赋，自古有之，周有九赋，汉有口算，然不出田亩。两税法税田亩为钱，以钱为惟正之供自此始也。褒之者以为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思想先进。然于其时却是弊端丛生。《白氏长庆集策》云：“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祖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宦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籴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如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其有诗云：“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 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 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可见两税时弊。 两税之法更有一个创新便是量出为入。褒赞者以为是后世预算管理的先祖。正如香山居士所言，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其本就是自古常法。今反之，按今天的话说，一有财政赤字便要加税百姓，民力何堪？继两税法之后，德宗又陆续出台了借商、僦质、税间架、 算除陌等一系列财税征收新举措。无非就是量出为入，出大入小，所以政府只能加强举债和征税。借商、僦质其实就是强行举债，却不能认为是现国家发债的金融行为，实际情况倒类似强行摊派捐献。 德宗初登大宝，罢贡献、罢梨园、纵宠养、出宫女，中外皆悦，以为明主出也。强明自任，坚持信用文武百官，严禁宦官干政，一度天下以为太平之治，庶几可望。或其后政局变坏，以其任用卢杞故，实不知其兆源在杨炎。两税不过救急虎狼汤药，却终大行，涸泽而渔，不败其何？所以刘晏死天下冤之实也惜之。刘晏行平准之法以益民，榷盐以充军国之用，颇见管、萧之风，虽无罪却蒙冤，簿录其家，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刘晏之亡故知德宗之政难行也。 礼云：“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殊为千载之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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