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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明 提 要 《说文解字》部首的文字学原则首先体现在表意功能上，功能明确且相对集中；第二体现在层级属性上，作为直接构件，比基础构件形义关联更为紧密，对于同形意符、不同字体来源部首、异部重文部首、衍生意符的区分也更为细致；第三体现在统领性能，即构字能力上，频次划分鲜明且分布正态合理，是后代部首存废的主要依据；第四体现在字形结构上，象形字占绝对优势，反映出部首作为意符表意的优势及汉字表意的特色。 关键词 说文解字 部首 表意 意符 《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创立540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清代段玉裁（1998：764）所谓：“凡字必有所属之首，五百四十字可以统释天下古今之字。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今人陆宗达（2015：203）指出：“在两千年前许慎创建了第一部汉民族有体系的字典，发明用偏旁归纳汉字的方法，为后来编制汉字字典开辟了道路，这是许慎的最大贡献。”王力（1962：166）指出《说文》部首与后代字书部首的不同：《说文》部首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后代字书部首，如214部，是辞书字典学检字法原则的部首。今对此再做梳理，以期加深对《说文》部首的认识。 1 表意功能 汉字形义皆有所属，系统性强，这一点在《说文》分部上有鲜明体现。形体上，部首为部内属字的必要构形部件，意义上，部首做部内属字语义范畴的标志（王力波，2002）。《说文》分部是汉字构件形义关系类聚的结果。部首文字学原则，首先体现在部首对于属字的表意功能上。这从两个方面理解。 1.1 功能明确 这里的功能明确，是指部首是属字的意符，不是声符。极少有例外，如《卷三·部》“凫”，后人亦以此为误。 裘锡圭（2013：10-11）区分汉字字符为意符、音符、记号三类，意符分为形符与义符两类。我们取较为宽泛的分法，只分为两类：意符与声符。只要构件功能不是表音的，表形、表意、记号构件均视为意符。象形字、指事字与会意字没有表音成分，自然以意符归部。形声字亦以意符归部，不以声符归部，即清代王筠（1983：390）《说文释例》所谓：“许君之列文也，形声字必隶所从之形，以义为主也。会意字虽两从，而意必有主从，则必入主意一部，此通例也。”以“女”为例，女部所收字皆从“女”得义，从“女”得声的不在女部。如：《卷十一·水部》汝：水，出弘农卢氏还归山，东入淮，从水女声。“汝”归水部，不归女部。 后人诟病亦声字归部，如句部与后部。《卷三·句部》所属3字“拘、笱、钩”，皆“句亦声”。《卷九·后部》所属1字“㖃”，“后亦声”。后人多以为误。据《说文》亦声条例分析，“句”与“后”既是意符也是声符，作为意符部首归部稍显牵强，亦不违例。 另一问题是，会意字或形声字有多个意符①，选其一归部。或如王筠所说选择主要的，或曰选择表意作用最大的（陈燕，2005：195），或以为选择最常用的。如：“暴”归日部，“奴”归女部，“解”归角部，“寒”归宀部。如《卷十二·女部》奴：奴、婢，皆古之辠人也，《周礼》曰：其奴，男子入于辠隶，女子入于舂藁，从女从又，㚢，古文奴从人。这是说：奴是一种特殊身份的人，“女”即“人”，故古文“奴”作“㚢”，意符“女”较“又”表意作用大，故归女部，不归又部。又如“辯”。陆宗达（2015：207）谈到从“辡”之字：“如‘辧’，从刀，辡声，《说文解字》列在刀部；‘瓣’，从瓜，辡声，列在瓜部。依此为例，‘辯’字从言，辡声，应入言部，但今入辡部。”其实，《说文》以“辯”为会意字。《卷十四·辡部》辯：治也，从言在辡之间。如果从会意字选择表意相对重要的意符归部这点来看，“辯”入辡部亦有所遵循。 1.2 功能强弱有序 功能强弱有序，是指部首功能是表意，其表意功能强弱有规律可循。 王宁（2015：99）指出构件有表义、示音、表形、区别等功能。本文亦取较为宽泛的分法，只分为表意与表音两种。上文所讲部首字是意符，是说部首字形在属字中做意符，并不是说部首字在所有字中只能做意符——部首字亦可在其它字中做声符。比如“女”，在女部字中是意符，但在“汝”字中做声符。作为意符的部首，表意功能与表音功能有所分工。越高频部首，越以做意符为主要功能，功能上更侧重于表意，表意功能更强。这里引用李国英（1996：58-59）对《说文》形声字义符与声符功能的研究做说明：
上文提到的72个形声字高频义符亦是540部频次排在前72位部首，结论具有适用性。以此类推，540部首的频次与其表意功能强弱密切联系。 ①关于多形字，唐兰与裘锡圭皆不支持。其后亦多人研究，可参阅：汤可敬《〈说文〉“多形多声”说研究》，《益阳师专学报》1991年第4期；张素凤《〈说文解字〉中多形多声字研究》，河北大学2001年硕士论文；聂富博《〈说文解字〉“多形字”研究》，《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2 层级属性 除空部首外，《说文》各部皆有属字。层级属性是指部首是属字的直接构件，直接参与整字表意，具有明确的层级归属与特性。这从三个方面理解。 2.1 直接构件 直接构件是直接构成全字的构件，即第一次拆分得到的构件。直接构件有意符，也有声符。全字的造字意图乃至本义都是通过直接构件来体现（王宁，2015：99-100）。《说文》以直接表意构件归部，不以间接表意构件归部。 如，《卷一·蓐部》薅：拔去田艹也，从蓐好省声。“薅”字直接构件是意符“蓐”与声符“好”，“蓐”直接参与“薅”字表意。“艹”与“辱”分别是“蓐”字意符与声符，“艹”直接参与“蓐”字表意，但不直接参与“薅”字表意。“辱”功能是表音，不参与“蓐”字表意，也就不参与“薅”字表意。“女”是省声声符“好”字意符，亦不参与“薅”字表意。故“薅”字从蓐不从艹。又如，《卷四·鸟部》鸿：鸿鹄也，从鸟江声。“鸿”字直接构件是“江”与“鸟”，“鸟”和“水”都是意符，“水”是声符“江”字意符，“鸟”直接参与“鸿”字表意，故从鸟不从水。同理，“蓐”归艹部，“江”归水部。 直接构件不同于基础构件。基础构件是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是把汉字进行拆分，拆分出的不能再拆的最小单元（王宁，2015：98-100）。“薅”字基础构件是“屮”“屮”“辰”“寸”“女”“子”，“鸿”字基础构件是“水”“工”“鸟”。有些字基础构件与直接构件是一致的，如独体字，像上文的“屮”“辰”“寸”“女”“子”“水”“工”“鸟”等。还有一次性组合字，即平面结构字，像“辱”“好”“江”也是这种情况。除此之外的合体字，基础构件与直接构件不同，如“薅”与“鸿”。 基础构件既然是汉字拆分到最后的产物，那么基础构件只能是独体构件，不能是合体构件（或曰组合部件）。直接构件则不同，可以是独体构件，也可以是合体构件。因此，基础构件的形体往往简单，直接构件则相对复杂。《说文》严格恪守表意性，分部归部立足于表意直接明确，并不在意形体是否简单明晰，故部首皆为直接构件，不排斥多层次构件组合的会意字形声字部首。后代字书则不然，分部归部既着眼于表意，更着眼于形体，对直接构件中的合成构件字往往拆分至基础部件，再行立部归部，因此后代字书大量削减多层次构件组合的会意字形声字部首（参看本文第四部分）。 《说文》以直接表意构件归部，后代亦据此评判立部归部之得失。王筠（1983：390-416）《列文变例》篇多谈归部（王曰“入部”）问题。马叙伦（1988：13-15）《说文部首亡益》《说文部首有当增削》《说文部首误分误合》等篇谈到相关问题。关于立部，黄侃（1993：4）谈到蜀部：“《说文》‘句’字可不必立部，而‘蜀’则可立部。‘蜀’在虫部，训“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蠲，马蠲也，从虫目，益声，了象形。’此当云‘从蜀、益声。’以无蜀部，故作此解，其实非也。以句部之不必立，与蜀部之宜立，可以证知五百四十，非不可动摇之数。特以部首领字之法，为古来字书所无，是以贵之。”认为“蠲”字直接构件为“蜀”“益”，应归蜀部，而不应归虫部，故《说文》应立蜀部。裘锡圭（2012：389）亦结合甲骨字形指出《说文》立部欠缺。 2.2 形义关联紧密 形义关联紧密是指《说文》部首字形与部内属字整字意义关系密切。部首是直接构件，直接参构属字意义，540部首均如此，无一例外。部首形义关联紧密，还表现在形义关系分类非常细致。540部首几乎涵盖小篆所有直接构件中的意符①。后代字书，如明代梅膺祚《字汇》214部首，《康熙字典》沿用，采用《说文》部首208个，增加6个新部首。可以说，214部只是对540部之归并与精简②。 因为形义关系分类细致，甚至造成“有类无聚”与“有类少聚”的状况。《说文》有36部只有部首没有属字的“空部首”：三、凵、、久、才、乇、、克、彔、耑、丏、冄、、易、萈、能、 后代字书在《说文》部首基础上进行归并，使部首数量减少，形体简明，利于检索，但亦因归并部首造成一部内部首所示意义不同的情况，削弱部首形义关联的紧密性。《说文》部首“有类无聚”与“有类少聚”现象，正是其示意优势的表现，这是后代字书无法取代的。推而广之，《说文》在析形释义方面的优势亦是后代字书无法取代的。这是《说文》及其部首最重要的特点。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若不信其说，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正是对这个特点及其意义的最好说明。 2.3 字形区分细致 部首与属字形义关系紧密，必然导致部首分类细密，也必然引发对于字形的细致区分，此亦不同于后代字书对形近部首进行归并。 2.3.1 区分同形意符 同形意符是指形体相同而意义与读音不同的意符。比如“口”形。《卷二·口部》口：人所以言食也，象形，凡口之屬皆从口。这是口部之“口”。《卷六·囗部》囗：回也，象回帀之形，凡囗之屬皆从囗。这是囗部之“囗”。另有：“足”从止口，“日”从囗一象形，“石”在厂之下口象形。这些“口”形意符，意义不同，功能上或表形，或表意，或为指事性符号。《说文》析形释义中都有区分，不仅口部之“口”与囗部之“囗”有形义方面的特定性，其他“口”形意符也随其所构字具有特定的意义。“一”形、“日”形与“田”形等构件亦如此③。 2.3.2 交待字体来源 540部首中148部首有187个重文。最多是“箕”，5个重文，“网”4个重文，“殺”和“西”3个，“正”、“谷”、“鬲”等28个部首字有2个重文。187字重文字体分8类：古文119，籀文30，篆文9，或体24，汉令1，奇字1，俗字1，扬雄2。属字所从形体为部首正字字体，而非部首重文字形。大多数部首正字为小篆，重文为古文、籀文或小篆。“丄、亯、吕、巿、 另有异部重文部首，即部首及其重文分在不同部做部首，各部属字分从部首不同字体字形。如：《卷三》“鬲”与“䰜”两部，“鬲”是篆文，“䰜”是古文；《卷四》“白”与“自”两部，“白”与“自”都是篆文；《卷八》“人”与“儿”两部，“人”是籀文，“儿”是古文；《卷九》“ 2.3.3 部分重文部首分别立部 标明重文的148部首不单独立部，单独立部的异部重文部首有5组：“鬲”与“䰜”、 “白”与“自”、“人”与“儿”、“ 2.3.4 部分衍生意符分别立部 衍生意符是指在原意符上叠加、减半、反向等变化产生的新意符④，分四类：A反文，改换原意符左右置向产生的新意符，单立9部： 衍生意符有属字的单独立部，没有属字的不单独立部，仍归属于原意符部首。比如，反文有：“叵”归可部，“ ① 《说文》形声字义符4个不属540部首：“㐬、巩、舍、夋”，可参看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87页。“㐬”为部首“ ② 本文部首归并仅指部首字归并，除特别说明，不类推至部内属字。下同。 ③“一”形构件研究可参看：黄侃、黄建中《说文小笺》，《说文笺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2-4页；韩淑文《〈说文解字〉“从一”研究》，《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7期。 ④ 衍生意符，亦称变体意符，本文多加以辩证，如：“县”不入到（倒）文；“珏、行、皕、叒、 3 统领功能（构字能力） 这里以各部字数来考察部首构字能力。以各部字数作为评判部首构字能力的唯一指标，还有待商榷（参看李勇、周晓文，2006），但是作为一个重要评判指标，是完全可行的。 3.1 《说文》各部字数 按照《说文·叙》的说法，540部首统领9353字，统计铉本正字字数实为9430字①，部均字数②17.5字。字数最多是水部，464字；字数最少的是空部首，只1字。 17字以上85部，占540部首15.7%，共7684字，占9430字81.5%，部均90.4字。其中：90字以上28部，占540部首5.2%，共5268字，占9430字55.9%，部均188.1字。18—90字57部，占540部首10.6%，共2416字，占9430字25.6%，部均42.4字。 1-17字455部，占540部首84.3%，共1746字，占9430字18.5%，部均3.8字。其中：3—17字160部，占540部首29.6%，共1091字，占9430字11.6%，部均6.8字。1-3字295部，占540部首54.6%，共655字，占9430字6.9%，部均2.2字。其中：3字101部，2字158部，1字空部首36部。 3.2 部首构字频次 根据各部字数把说文540部首分为4个频次：高频28个、次高频57个、次低频160个、低频295个。低频部首数量是高频部首的11倍。28个高频部首正字5268，占全部字数55.9%；295个低频部首正字655，占全部字数6.9%。高频部首字数是低频部首的8倍。高频部首部均188.1字，低频部首部均2.2字，高频部首是低频部首的86倍。高频与次高频部首85个，次低频与低频部首455个，后者数量是前者的5倍，后者统领1746字，前者统领7684字，前者是后者的4倍，即15.7%部首统领81.5%字数。这大致符合80/20原理（即80%之价值来自20%之因子）。 从统领字数来看，频次差别非常明显，但属正态分布，从这点看，《说文》部首是优选的，亦是合理的。以图表简示之（见表1）。 表1
3.3 部首构字频次及其存废 李国英（1996：57）指出，上文情况反映了高频义符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类化程度，构成整个义符系统的基础；相反，低频义符数量多，构字能力弱，还存在进一步类化的余地；这正是小篆之后，汉字形声字义符系统不断合并的发展趋势的主要的根据之一。这个结论同样适合于540部首：《说文》至今，类化程度高的高频部首一直被保留，部首数量趋减是在低频部首方面。 虽然《说文》540部与《康熙字典》214部是归部立部原则不同、针对不同体系汉字的两套部首，但是因其具有鲜明的传承性，我们还是进行比较： 《说文》28个高频部首全部保留；57个次高频部首保留55个，2个并入其它部首：“䖵”并入“虫”、“㫃”并入“方”；160个次低频部首保留87个，73个并入其它部首；295个低频部首38个保留，257个并入其它部首。为了更好地观察540部与214部的关系，我们把次低频160部又进行了分析。7-17字次低频部首56个，45个保留在214部中，11个并入其它部首，保留80.4%。而104个4-6字低频部首保留42个，占40.4%。214部新增6部：亠、弋、无、父、爿、艮。以图表简示之（见表2）。 表2
以此看来，部首是否保留与构字数量关系密切，构字量越大，保留比率越高。当然，这并非绝对，低频部首仍然保留38个，占12.9%，这说明后代字书对于《说文》部首存废主要依据构字能力，但亦有其它方面的考量。 ① 《说文》正字字数统计结果颇多，本文统计为9430字，不包含新附字。与本文统计数字接近的是9431字，见万献初《〈说文〉学导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年，19页。 ② 部均字数指各部正字字头数，包含部首字，下同。 4 字形结构 这一部分考察部首字形结构特点，进一步探究部首字形表意特点及优势。 4.1 部首字形结构分析 《说文》用“六书”分析部首字形结构，后人多加辩证补充，清人以王筠、朱骏声为主，今人亦众。各家定名与归类差别颇大。现参阅诸家再做归类统计①。定名只取“象形、指事、会意、形声”4类，不取“兼”名。其间涉及部首较多的归类有：A会意兼形声字（或曰亦声字）部首归入会意类，如：“㕯、菐、䢅、鼻、瞿、叀、可、食、䑞（舜）、 部首字形结构分析数据为：象形字最多，254个，占47.0%；其次是会意字，181个，占33.5%；第三是指事字，73个，占13.5%；形声字最少，32个，占5.9%。 4.2 部首结构类型与频次分布 各个频次部首结构类型分布为：1.象形字在5个频次（次低频部首又分为两个频次）部首结构类型中，均占较大比重。2.频次越高，象形字越多，优势更突出，频次降低，象形字减少，由78.6%降至40%。3.会意字比重次于象形字，频次降低，会意字增加，由17.9%升至36.6%。4.指事字比重次于会意字，频次降低，指事字增加，但非直线增加。5.形声字所占比重次于指事字，频次降低，字数增加，大致属直线增加，高频部首没有形声字，低频部首升至8.1%。6.高频与次高频部首中，象形字与会意字共占96.5%，指事字与形声字共占3.6%；低频部首中，指事字与形声字共占23.4%。7.不分频次，象形字与会意字共占80.9%。 象形与会意是《说文》部首字形主要结构方式，象形字更具优势。以图表简示之（见表3）。 表3
4.3 部首结构类型与表意方式 中国传统思维不是用抽象的符号进行逻辑推理，而是运用具体的形象进行类比和类推。运用认知语言学研究汉字义符表意系统，陈枫（2006：12-13）指出：义符是贮存在人脑中的一类事物概括表征的符号表现，集中反映整个范畴成员的共同属性和特征，是基本等级范畴中的原型；义符与构成字通过隐喻与转喻的认知模式建立多种多样的关系；隐喻模式中喻体说明被喻体，二者不处于同一框架，通过联想建立关系；转喻模式中喻体指代被喻体，二者处于同一认知框架。 540部首反映的正是这种状况。象形字在整个《说文》中数量并不多，但是在540部首中却占绝对优势，其次是由象形符号组合而成的会意字。象形字象人或象物之形，但不是具体的某个人或物，而是突出特征的某类人或物。构字时以此为原型，通过类推或联想，形成语义范畴。这个范畴，可以是同类的属性、组成部分、功能、状态、动作等，也可以是与此类相关的不同类别的属性、组成部分、功能、状态、动作等。这种典型的表意模式，同样适用于会意字部首。比较而言，指事字和形声字部首则分别因为指事作用符号的加入与区别作用声符的加入，反映整个范畴成员共同属性和特征的能力受到限制，类推与联想的空间相对狭小，通过隐喻与转喻模式来表示意义范畴的功能因此削弱。这是540部首象形字占绝对优势的原因所在。 4.4 部首结构类型演变 针对文字学原则与检索原则的《说文》540部与《康熙字典》214部进行对比，发现4种结构方式所占比重有所变化，但是象形字优势更为突出：象形字部首到214部中，保留136部，占214部的63.6%，所占比重比514部提高16.6%，而指事、会意、形声则比重降低，尤其是会意字部首，比重下降12.5%。减量最多是会意字，减少比重最大是形声字，其次为会意字。以图表简示之（见表4）。 表4
原因应该是：后代字书减省归并部首没有只针对某一结构类型，但是合体的会意字与形声字是减省归并的主要对象。形声字归并90.6%，会意字归并75.1%。540部与214部的部首性质不同。《说文》540部是直接构件，涵盖了基础构件及由基础构件组合而成的直接构件，因此不排斥多层级多构件的会意字与形声字；214部则不然，214部主要是基础构件，大多选取会意字与形声字里的一个参构部件，不再保留多构件组合的会意字与形声字。象形部首相对来说保留比率较高，概因象形字不易再行拆分。当然，也可以从认知语言学角度来认识：对于表意功能的实现，象形字的优势远远大于其它结构字形，其检索效能亦具相当的优势。 ①《说文》部首字形结构分析前人今人多有研究，本文主要参看：［清］王筠《文字蒙求》，中华书局，1983年；［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董莲池《说文部首形义通释》，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徐复、宋文民《说文五百四十部首正解》，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邹晓丽《基础汉字形义释源：〈说文〉部首今读本义》（修订本），中华书局，2007年；黄天树《说文解字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70-155页。 5 结语 《说文》部首创制意义重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其局限亦为历代学者诟病，如：拘泥540数字，编排无序不便查检，字形分析错误，分部归部不准确，等等。但是《说文》取意符统摄汉字，揭示汉字表意系统及其特点，在汉字研究与字书编纂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毋庸置疑，随着时间逝去，《说文》部首在汉字研究方面的价值会更加突出地显示出来。 参考文献： ［清］段玉裁 1998 《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清］王 筠 1983 《说文释例》，武汉市古籍书店。 陈 枫 2006 《汉字义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陈 燕 2005 《论汉字部首的构成》，《中国文字研究》第6辑。 黄 侃 1993 《说文笺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国英 1996 《小篆形声字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 勇 周晓文 2006 《汉字系统直接构件模型的建立》，《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第6期。 刘了术 2015 《〈说文解字〉重文性质部首探析》，《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第1期。 陆宗达 2015 《说文解字通论》，中华书局。 马叙伦 1988 《说文解字研究法》，中华书局。 裘锡圭 2012 《殷墟甲骨文在文字学上的重要性》，《裘锡圭学术文集》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裘锡圭 2013 《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 王 力 1962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王力波 2002 《〈说文〉部首部内字形义关系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1期。 王 宁 2015 《汉字构形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感谢作者授权发布，引用本文请参考正式出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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