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大胸宽---唐太宗的镜魏征。

唐太宗的镜子——魏征。

今天的夏津县位于山东省西北，是鲁、冀两省交界的边缘县，所辖7镇5乡，总面积871平方公里。

夏津县历史悠久，在唐尧、虞舜、夏、商、周三朝时期，属兖州管辖。春秋时为齐、晋君主会盟的要津（这可能是唐朝天宝元年【742】改“鄃县”为“夏津县”的原故），战国时属于赵国的领地，秦朝时属于巨鹿郡管辖。西汉初年开始设置鄃县。笔者介绍这一地理空间，是因为此时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鄃令裴仁轨私役门夫，上怒，欲斩之。殿中侍御史长安李乾祐谏曰：“法者，陛下所与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独有也。今仁轨坐轻罪而抵极刑，臣恐人无所措手足。”上悦，免仁轨死，以乾祐为侍御史。

上尝语及关中、山东人，意有同异。殿中侍御史义丰张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有东西之异；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赐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预议（《资治通鉴》贞观元年十二月）。

 

鄃县（治所在今山东省夏津县城北15公里处新盛店村）县令裴仁轨，私自把守县衙门的人当自己家里的义务劳工，唐太宗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大怒，要杀裴仁轨。可是殿中侍御史（宫殿中的监察官）李乾祐反对说：“法律是陛下和天下人共有的，并非陛下独有之物。现在裴仁轨犯罪较轻，陛下却处以极刑，我担心人们将会从这一案例中，以后变得无所适从。”太宗见李乾祐敢说直话，转怒为笑，就免除了裴仁轨的死罪，提拔李乾祐当了侍御史（皇帝身边的监察官）。

除了李乾祐之外，还有一个殿中侍御史也因劝谏得到了太宗的信任。史料介绍说，唐太宗曾经说：“关中人与崤山以东的人有差异。”殿中侍御史张行成听了，觉得唐太宗在分等级，连忙跪下说：“天子应以四海为一家，不应当有东、西的差别，这样的等级观念恐怕会让人觉得陛下狭隘。”太宗觉得张行成说得有道理，奖赏了丰厚的礼物。从此，每当朝廷有大事，经常让张行成提前参与商议。

随后，史料对突厥（突厥人大致是中亚和北亚的游牧民族，其源流并没有定论。初步确定他们应该有匈奴人的血统【匈奴是我国北方悠久的游牧民族，祖居在西伯利亚地区，孔子曾说匈奴人披发、左衽。是古北亚人种和原始印欧人种的混合】，也是敕勒人的大组合。现代我们对突厥人的称呼不是特指一个民族，而是指广泛使用突厥语系的人们。这些人的分布很广，主要地域有土耳其、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以及中国的新疆和青海等地）的兴衰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

 

初，突厥既强，敕勒诸部分散，有薛延陀、回纥、都播、骨利干、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思结、浑、斛薛、结、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碛北，风俗大抵与突厥同；薛延陀于诸部为最强。

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方强，敕勒诸部皆臣之。曷萨那征税无度，诸部皆怨。曷萨那诛其渠帅百馀人，敕勒相帅叛之，共推契苾哥楞为易勿真莫贺可汗，居贪于山北。又以薛延陀乙失钵为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匮可汗兵复振，薛延陀、契苾二部并去可汗之号以臣之。

回纥等六部在郁督军山者，东属始毕可汗。统叶护可汗势衰，乙失钵之孙夷男帅其部落七万馀家，附于颉利可汗。颉利政乱，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相帅叛之。颉利遣其兄子欲谷设将十万骑讨之，回纥酋长菩萨将五千骑，与战于马鬣山，大破之。欲谷设走，菩萨追至天山，部众多为所虏，回纥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设，颉利不能制。

颉利益衰，国人离散。会大雪，平地数尺，羊马多死，民大饥，颉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扬言会猎，实设备焉。鸿胪卿郑元璹使突厥还。言于上曰：“戎狄兴衰，专以羊马为侯。今突厥民饥畜瘦，此将亡之兆也，不过三年。”上然之。群臣多劝上乘间击突厥，上曰：“新与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灾，不仁；乘人之危以取胜，不武。纵使其种落尽叛，六畜无馀，朕终不击，必待有罪，然后讨之。”

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真珠统俟斤与高平王道立来，献万钉宝钿金带，马五千匹，以迎公主。颉利不欲中国与之和亲，数遣兵入寇，又遣人谓统叶护曰：“汝迎唐公主，要须经我国中过。”统叶护患之，未成昏（《资治通鉴》贞观元年十二月）。

 

当初，突厥族强大，是因为敕勒（属于原始的游牧部落，又称赤勒、高车、狄历、铁勒、丁零等。敕勒人最早生活在俄罗斯贝加尔湖附近。匈奴人称其为丁零，鲜卑人因其使用高大的车轮，称之为高车。汉朝打败北匈奴之后，敕勒人开始南移，与中原的汉人交往。公元 4世纪末到6世纪中叶，继匈奴、鲜卑之后，敕勒人和柔然人活动于中国大漠南北和西北广大地区。敕勒族是今天维吾尔族的主要族源）各个部落分散。分散的敕勒部落中薛延陀（原为铁勒诸部之一，由薛、延陀两部合并而成）、回纥（和维吾尔是同一个词Uyghur的音译，是中国南北朝到隋唐时期北方部落铁勒的分支，回鹘一度作为突厥汗国的臣属）、都播、骨利、多滥葛、同罗、仆固、拔野古（又称拔野固。散居于漠北方圆千里，在今克鲁伦、海拉尔两河以北，西与黑龙江境内的靺鞨族各部相邻）、思结、浑、斛薛、奚结、阿跌、契、白霫（铁勒别部。唐时游牧于今俄罗斯的图拉河东北一带）等十五部，都居住在漠北地区（指中国北方沙漠、戈壁以北的广大地区），风欲习惯大致与突厥人相同。此时，薛延陀部在敕勒部落中实力最强。

再说西突厥曷萨那可汗正强大时，敕勒各部都向他称臣。后来曷萨那横征暴敛，导致敕勒各部都有怨言。曷萨那见此，杀了敕勒各部落首领一百多人，导致敕勒各部相继叛离，他们一致推举契苾（敕勒诸部之一，隋唐时居焉耆国【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在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焉耆县附近】西北）部落的哥楞当了易勿真莫贺可汗，居住在贪于山以北。又推薛延陀部的乙失钵为也小可汗，居住在燕末山（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北部阿尔泰山的支脉）北。等到西突厥射匮可汗（？—618。达头可汗之孙、都六之子。603年，达头可汗败于隋朝，投奔吐谷浑，泥厥处罗可汗占据西突厥。611年十二月，泥厥处罗可汗朝见隋炀帝，被扣留，射匮可汗重占西突厥之地）的部队重新兴盛起来，薛延陀、契苾二部便去掉可汗称号，再次向射匮可汗称臣。

回纥等六部聚居在郁督军山（今蒙古国中部的杭爱山），东部隶属于突厥始毕可汗。西突厥统叶护可汗（？—627。 西突厥鼎盛时期的统治者）的势力衰弱后，乙失钵的孙子夷男率领本部落七万多户归附了突厥颉利可汗。等到颉利可汗政治混乱时，薛延陀与回纥、拔野古等部落相继反叛。颉利可汗派他的侄儿欲谷设率领十万骑兵讨伐，回纥酋长菩萨率五千骑兵在马鬣山（位于今甘肃省酒泉市肃北县马鬃山镇）阻击，打败了欲谷设。欲谷设仓惶逃跑，菩萨追到天山（这里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的天山。天山是亚洲中部地区的一条大山脉，东西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中国境内的部分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部），俘虏其大部，回纥从此兴盛。薛延陀又趁机打败了突厥四个设的军队，导致颉利可汗无法阻止。

如此一来，颉利可汗日益衰弱，百姓纷纷离散。到了627年农历十二月，正赶上老天下大雪，雪深达数尺，羊、马多冻死，百姓饥寒交迫，颉利可汗担心大唐帝国趁突厥衰弱进兵，于是率领兵马来到了朔州（治所在今山西省朔州市朔城区）边境，表面上说是会猎，实际上是防备唐军进攻。

就在这时，鸿胪寺卿郑元璹出使突厥返回长安，对太宗说：“戎狄人的兴衰，就看他们的羊马多少作为标准。现在突厥百姓饥饿、牲畜瘦弱，这是即将要灭亡的先兆，我看他们离覆灭的那一天不会超过三年。”太宗听了，非常认可。大臣都劝太宗趁机袭击突厥，太宗反对说：“我们刚刚和人家订盟却要违约，这是不守信用；利用人家有灾就去攻打，这是不仁；乘人之危取胜，这是不勇。即使突厥的各个部落都叛离了颉利可汗，牲畜所剩无几，朕还是不会出击，一定要等到他们有罪，然后才去讨伐。”

也就是说，唐太宗不愿失信于天下。就在这时，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派真珠统俟斤跟随唐高平王李道立（唐高祖叔父李孝基的孙子，父李璋）来长安，献一万钉宝钿金带、五千匹马，作为聘礼迎娶唐朝公主。东突厥颉利可汗不希望大唐与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和亲，几次派兵骚扰，又派人恐吓统叶护说：“你要是迎娶大唐公主，必须从我们的领土经过。”统叶护听了非常忧虑，最后没有成婚。

看完这段突厥史，我们了解到了颉利可汗外强中干的本性，好在唐太宗守信，他才没有迅速灭亡。到了唐太宗的贞观二年（628）四月，突厥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馀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向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资治通鉴》贞观二年四月）

 

当初，东突厥突利可汗（603－631。名阿史那什钵苾，是始毕可汗之子，颉利可汗的侄儿。东突厥小可汗）在幽州以北建牙帐（匈奴、鲜卑、羌、铁勒、柔然、回纥、突厥、沙陀的“首都”称为牙帐），主持东突厥以东（大致区域从蒙古边界延伸到黑龙江以及外新安岭）的事务，然而，等到奚、霫等几十个部落大多数反叛投降唐朝以后，东突厥大可汗颉利责备侄儿突利小可汗失去了这些部落。当薛延陀、回纥等部将要打败西突厥可汗欲谷设时，颉利派突利去参战，可是突利又吃了败仗，量化到只有突利一人骑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突利从此怨恨叔父颉利，产生了暗中背叛颉利的想法。后来，颉利几次向突利调兵，突利却不给，然后向唐太宗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感叹说：“以前突厥强盛时，以百万雄兵入侵中原，却因此骄横放纵而失去了民心。现在来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突利会这样做吗？朕听到这一消息既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突厥人衰败就能让我大唐边境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像突厥人衰弱一样，这能不让朕忧心吗？因此，希望大家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唐太宗在兔死狐悲时，颉利可汗出兵攻打突利，628年农历四月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唐军求援，唐太宗与大臣商议说：“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大家说怎么办？”兵部尚书杜如晦听了，首先发言说：“戎狄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如今我看不如趁其混乱发起进攻，错过了这一时机，以后将会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的正道。”

杜如晦是唐太宗的智囊团主要成员，他的发言唐太宗不敢马虎，到了四月底，唐军消灭了突厥人的爪牙梁师都：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图之，旻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旻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资治通鉴》贞观二年四月）。

 

628年农历四月二十日，契丹族（契丹源于东胡鲜卑后裔，与同样说蒙古语的室韦、库莫奚是同族异种。这时大致定居在辽宁边界与蒙古交汇处）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者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交换契丹部落，唐太宗对使者说：“契丹人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前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交换？梁师都本是我中原汉人，他侵占着我大唐领土，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却总是出兵救援，梁氏已经如同鱼儿游到了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我军一时消灭不了，我也不会以契丹百姓去换他！”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信劝梁师都归降，梁师都却执意不从。唐太宗见此，派夏州（治所在今陕西省靖边县北白城子）都督府长史刘旻、司马刘兰成消灭他，刘旻等人多次派轻骑兵践踏梁师都占领区的禾苗，还经常离间其君臣，导致梁国的势力逐渐衰弱，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来。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师都抓捕，可是事情败露，只好投奔唐朝。从此，梁师都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旻等人知道时机已到，连忙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唐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部进攻，又让刘旻等人据守朔方东城（今内蒙古乌审旗南部同完成）进逼梁师都。梁师都见此，连忙带领突厥兵来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师都见无机可乘，半夜逃跑，刘兰成立即派兵追击，大败梁军。随后，突厥人又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军，正好唐高祖的女婿柴绍等人率部在离朔方数十里处与突厥兵相遇，唐军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接着，柴绍率部南下包围了朔方城（位于内蒙古杭锦旗西北）。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直到城中粮绝。四月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了梁师都献城投降，唐太宗把梁师都的梁国领土划归到夏州管辖。

由此可见，突厥的覆灭只是时间的问题，上面我们提前介绍了梁师都的亡国，下面我们回头去看看唐太宗在贞观二年春季做了什么事。

   随着唐太宗的贞观二年（628）到来，李世民作了如下的人事调整：

 

春，正月，辛亥，右仆射长孙无忌罢。时有密表称无忌权宠过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于卿洞然无疑，若各怀所闻而不言，则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谓之曰：“朕诸子皆幼，视无忌如子，非他人所能间也。”无忌自惧满盈，固求逊位，皇后又力为之请，上乃许之，以为开府仪同三司。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书；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

癸丑，吐谷浑寇岷州，都督李道彦击走之。

丁巳，徙汉王恪为蜀王，卫王泰为越王，楚王祐为燕王。上问魏征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昔尧清问下民，故有苗之恶得以上闻；舜明四目，达四聪，故共、鲧、欢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赵高，以成望夷之祸；梁武帝偏信硃异，以取台城之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阁之变。是故人君兼听广纳，则贵臣不得拥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

上谓黄门侍郎王珪曰：“开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许赈给，而令百姓就食山东，比至末年，天下储积可供五十年。炀帝恃其富饶，侈心无厌，卒亡天下。但使仓廪之积足以备凶年，其馀何用哉！”（《资治通鉴》贞观二年正月）

 

628年正月初三，尚书右仆射长孙无忌辞职。原因是当时有人上密奏称长孙无忌的权力过大，荣宠太盛。唐太宗将密信拿给长孙无忌看，并且说：“我对你丝毫没有怀疑，假如我们各自听到了一些流言而不说，就会造成君臣之间的想法不能沟通。”唐太宗与内兄交心之后，又召集百官说：“朕的儿子都还年幼，所以我把长孙无忌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待，不是其他人所能离间得了的。”长孙无忌理解了妹夫挽留自己的苦衷，加上担心富贵至极会带来灾祸，一再请求让位；长孙皇后也全力为哥哥求情，太宗只好批准长孙无忌辞去右仆射职务的请求，但是其待遇为开府仪同三司（意思是长孙无忌开设的办公机构，礼仪待遇如同司马、司空、司徒三司。《资治通鉴》最早出现在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始六年【270】十二月，晋武帝朝任命从东吴最顺的孙秀为票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到了南北朝后期，其地位分上、下二等。也是一种特权）。

与此同时，唐太宗决定设置六司（司功【负责人事选举】、司仓【负责财政税收】、司户【负责民政事务】、司兵【负责军队】、司法【负责法律】、司士【负责礼仪。西周时主管审讯、刑罚】）侍郎（官职名称。有一种解释说是汉代郎官中的一种，本为宫廷的近侍。东汉以后，属于尚书的属官，初任职时称为郎中，满一年后称为尚书郎，三年后才称侍郎），为六尚书（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的副职，同时设置左右司郎中（相当副司长）各一人。

628年正月初五，吐谷浑国（大致范围包括今青海省与甘肃一小部。藏族人民称吐谷浑为阿柴。从285建国到663年覆灭。由辽东鲜卑族人慕容廆【前燕建立者慕容皝之父】的庶长兄慕容吐谷浑【？－约317】建立）派兵入侵唐朝的岷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定西市岷县），岷州都督李道彦反击，打退了敌军。

正月初九，唐太宗改封三个儿子李恪为蜀王（原为汉王）、李泰为越王（原为卫王）、李祐为燕王（原为楚王）。

随后，唐太宗对魏徵说：“君主如何做才称得上是明君，如何做才称为昏君？”魏徵见太宗如此想当明君，开诚布公地说：“能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是明君，偏听偏信就是昏君。从前尧帝体恤民情，详细询问民间疾苦，所以能够知道有苗氏（缙云氏之后，号称“饕餮”，传说是古代四凶之一）的恶行；舜帝目明能远视四方，耳聪能远听四方，所以共工（这一人物说法不一，一说为古代神话掌管洪水的水神。《山海经》中记载，共工素来与火神祝融不合，因“水火不相容”而发生惊天动地的大战，最后以共工失败而怒触不周山。另一说为共工氏是黄帝王朝时代的部落名，把共工与驩兜、三苗、鲧列为四凶）、鲧（大禹的父亲）、欢兜（相传是颛顼帝的儿子，黄帝有虞氏的后裔。因与共工、三苗、鲧“作乱”，被称四凶，舜帝即位，流放其到崇山）不能掩盖其罪恶。秦二世偏信赵高，导致在望夷宫被赵高所杀之祸；梁武帝偏信朱异，招来侯景攻下台城（指今南京市）的羞辱；隋炀帝偏信虞世基，导致在江都彭城阁的兵变。所以说君主如果能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那么亲信贵臣就无法阻塞言路，下面的实情也就能够传达上来。”魏徵的话音刚落，唐太宗连忙称赞说：“你说得非常好！”

接着，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文帝的开皇十四年（594）天下大旱，文帝不准许赈济百姓，而让百姓自己到关东寻找食物，等到了隋文帝末年（604），全国储备的粮食可供五十年食用。隋炀帝仗着粮食的富足，奢侈无度，导致国家灭亡。只要使仓库中的粮食足以应付灾年就可以了，其他多余的又有什么用呢！”

以上是唐太宗在公元628年正月留下的声音，他担心富足毁人志，最后导致子孙不求上进而覆灭。

随着628年仲春的到来，这位兢兢业业的皇帝又留下了这样的思想：

 

二月，上谓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无所畏惮。朕则不然，上畏皇天之监临，下惮群臣之瞻仰，兢兢业业，犹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征曰：“此诚致治之要，愿陛下慎终如始，则善矣。”

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诸葛亮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颎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颎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资治通鉴》贞观二年二月）

 

628年农历二月，唐太宗对左右随从坦诚地说：“人们都说君主极为尊贵，无所畏惧。可是我觉得并非如此，因为朕上怕皇天的监督，下惧群臣的注视，即使我兢兢业业地工作，还是担心不符合上天的旨意与百姓的期望。”魏徵听了，觉得这位皇帝的确想当明君，连忙说：“这的确是治理天下的要领，希望陛下能始终谨慎地对待就好。”

与此同时，唐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234。字公渊，今湖南省沅陵县人。三国时期蜀汉重要谋臣，被诸葛亮评价为荆楚一带的奇才）、李严（？－234。后改名李平，字正方，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他与诸葛亮都是刘备临终托孤的重臣。公元231年，蜀军北伐时，李严押运粮草因下雨而延误了日期，为推卸责任，李严反而怪罪诸葛亮北伐，使诸葛亮不得不退兵，诸葛亮将其废为平民流放到今四川梓潼县劳改。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李严认为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能够起用自己，最后忧愤病死）被贬到南夷（指今四川省、贵州等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诸葛亮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颎（541—607。字昭玄，鲜卑名独孤颎。今河北省景县人，隋文帝时代的杰出政治家、战略家）作为隋文帝的丞相，他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高颎把隋朝的兴亡与自己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我们从唐宗的这一系列的言论中，理解了他多么想当明君的愿望啊！为此，他做了如下的好事：

 

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又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资治通鉴》贞观二年三月）。

 

628年三月初五，胡演（时任大理寺少卿）送来每月增加的囚犯名单。太宗下看了之后，下令从今往后宣判死刑的犯人都要让中书、门下二省的四品以上的官员以及尚书省讨论，做到尽量减少冤案。唐太宗说完，带来了囚犯，唐太宗看到岐州（治所在今陕西省凤翔县南）刺史郑善果（569－629）时，连忙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但是他毕竟是高官，怎么能让他与其他的一般囚犯站在一起呢。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此时，潼关以内陆区发生大旱，导致百姓饥荒，民众多数人卖儿卖女换取食物。三月二十二日，唐太宗下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卖的子女，然后派人送还。第二天，唐太宗再次下诏说：因去年大雨连绵，今年又遇大旱和蝗灾，因此大赦天下。在赦令的诏书中，其大意说：“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的身上能保全百姓，我也心甘。”唐太宗的话还在天空中回荡时，旱区降下喜雨，百姓非常高兴。

在暮春的喜雨中，初夏四月来临：

 

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太常少卿祖孝孙以为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征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资治通鉴》贞观二年四月）

 

628年四月初三，唐太宗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看到这些白骨非常伤痛，命令各地官府掩埋这些尸骨。”

在唐太宗命令各地掩埋天下尸骨时，唐军灭了突厥人的爪牙梁师都。太常寺少卿（相当礼仪部管业务的副部长）祖孝孙（今河北省定兴县人，是祖氏家族律历算数学的传人之一。隋初担任协律郎，参加修订雅乐，曾奉命向陈朝山阳郡太守毛爽学习“京房律法”,也曾建议使用“三百六十律”，但没有被隋文帝采纳。到了唐朝，他历任著作郎、吏部郎、太常少卿等职）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他斟酌南北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定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然而，太宗并不满意，又下诏书命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订唐乐。

六月初十，祖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听了，提出疑问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施教的产物，国家政治的兴衰，难道也由音乐而产生吗？”御史大夫杜淹听了，连忙反驳道：“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连过路的人听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兴衰与音乐无关呢？”太宗本来就对杜淹就不满，这时他坚持说：“你说得不对，音乐能触动人们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了更高兴，忧伤的人听了更忧伤，悲痛与喜悦完全在于人们的内心，而不是由音乐而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府，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我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见他们争论不休，支持太宗说：“古人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原文出自《论语·阳货》。大意说礼敬重玉帛，礼文饰只用来表达敬意。乐主于和，钟鼓只是乐器而已，当时所谓礼乐，重于物而简于敬，敲击钟鼓而合雅颂）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的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鸣，而不在于声音的本身。”

也就是说，唐朝有了“国歌”。如果以杜淹的观点，我们今天的《义勇军进行曲》就无法成为国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