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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泌其人，大有可圈可点之处，“五不可留”即是其中之一。
李泌决意离唐肃宗而去，“五不可留”是他对唐肃宗陈述的理由：“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李亨（唐肃宗）还在东宫为太子时，唐玄宗就使李泌“与太子为布衣交”，此所谓“遇陛下太早”；李亨即位于灵武，将隐居在颖阳的李泌请出来，与他“出则联辔，寝则对榻”，而且“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此所谓“任臣太重，宠臣太深”；因为“事无大小皆咨之”，而且“言无不从”，李亨“收兵灵武”之后，动乱的局面便大有改观，李泌所起的作用自是举足轻重，此所谓“臣功太高，亦太奇”。按常人的思维方式，这五个“太”，正是李泌“五可留”而不是“五不可留”的理由，有着这老本可吃，有着这特殊的关系可靠，怎么舍得一走了之，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李泌却决意离唐肃宗而去，这便是他高于常人之处。
李泌能意识到“五不可留”，因为他善于见微知著，预知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历来可以同患难的帝王很多，能够共安乐的帝王极少。李泌从唐肃宗听信张良娣的谗言杀了建宁王一事中已看出即使是与他情同手足的李亨也未能摆脱这个老例。如今李亨“言无不从”他尚有“不敢言者”，“天下既安”之时他还敢说话么？环境一变，君臣关系会变，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倘若迷恋于他与李亨的特殊关系，弄不好就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对唐肃宗说：“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
李泌舍得离开唐肃宗而再去当他的“布衣山人”，因为他本来就没有多大的当官欲望。唐肃宗把李泌请出来，想封李泌为右相，却被李泌推辞了，说是“陛下待以宾友，则贵于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以后还是唐肃宗变着法子，设了圈套，硬让他当上元帅府的行军长吏的。权力欲与当官欲往往使人忘其所以。倘若李泌也只是一个官欲熏心的俗人，哪里还能想得到日后之事，即使想到了，也会迷恋于那一件“紫衣袍”而欲罢不能，哪里还肯激流勇退？
进与退原是一种选择。是进是退，只能依势而然。倘若只想进而不想退，而且刻意为之，得到的往往正是最坏的结果。进与退都需要有勇气。激流勇进谓之勇，激流勇退也是勇。从达官贵人退下来，再去当“布衣山人”，更需要的异乎常人的勇气。进与退其实都能立功。唐玄宗的“马嵬之命”，也可谓之曰“退”。以我之见，平定安禄山之乱，此“退”还当为首功。但唐玄宗“退”得不主动，也不彻底，他是不得已而退的，而且还当着“太上皇”，不像华盛顿之“退”，正在他的声望极高之时，他以自身干净利落之“退”，立下总统任期再多不超过两年的规矩。此等千秋之功，不是谁都有资格去立的。不能把握这种立功的机会，后人会为他扼腕长叹。
知进退这门学问并不高深，不能超凡脱俗大彻大悟的人，却又很难把握，
李泌是善知进退的，但他考虑得更多的还是自己能够功成身退，自己与唐肃宗的关系能够善始善终。比起华盛顿，其境界与胸怀，尚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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