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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蚨园会议室 嵩山天蚨园位于登封少室山清澈崖下，占地60余亩，黛瓦白墙，茂林修竹，古朴秀丽，环境幽美，宛如世外桃源。非常适合研学旅行、企业培训、旅游接待、团体聚会、禅修辟谷、书画写生、丹道修真、道医养生等活动。历史上颍考叔、管仲、鬼谷子、张良、李渤等均在此隐居耕读，号称天蚨园五友。天蚨园是嵩山的“隆中”，坐标对比史上之春秋孔夫子杏坛、战国鬼谷子道场、隋唐文中子龙门等。蚨子学堂是以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稷下学宫”概念建立的一个国学讲堂，追慕春秋古风，学习吸收春秋战国“士”的精神，蚨子学堂所教乃大人之学，定位为实学。追求真才实学，修炼雄才大略。不袖手空谈心性，也不沉迷逐物异化。凭盛德立命，以大业安身。 今天讲讲兼儒墨，合道法，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的尹文子 尹文（约公元前360—前280年），战国时期齐国人，「宋尹」学派始祖，生平不详，大致活动在齐宣王、愍王之际，与宋钘、田骈、彭蒙等齐名。流传于世者唯《尹文子》一书，先秦论法术和形名的专著。 《尹文子》 ，旧列名家，今本仅一卷，分《大道》上下两篇，语录与故事混杂，各段自成起讫。 上篇论述形名理论，下篇论述治国之道，可以看作是形名理论的实际运用。其思想特征以名家为主，综合道法，亦不排斥儒墨。自道以至名，由名而至法，上承老子，下启荀子、韩非。《尹文子》的形名论思想，为研究中国逻辑思想史者所重视，其对语言的指称性与内涵等关系的思考，颇值得玩味。 尹文子像 鄙人才疏学浅、孤陋寡闻，只是最近在读孙皓晖所著《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一书时，从中才知道了：还有位著名学者尹文子，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还有个‘宋尹’学派。于是，找来《尹文子》阅读，其中仅收录有三篇文章：‘大道’上、下篇及‘佚文’一篇。 迫不及待读过《尹文子》後，鄙人与尹文子老先生‘相见恨晚’之感油然而生。尹文子老先生的观点，道、法、儒、墨兼收，人治、法治并蓄。不走极端，不因噎废食。但兼收并蓄，并非是没有立场的墙头草、骑墙派。鄙人以为这才是恰当的治世道理。尹文子的议论方式，既不激烈，也不晦涩；既不偏颇，也不固执；既合逻辑，又顾全面；既议道理，又讲事例；既说理深刻，又平易近人。很值得称道，很值得研读。自以为是地固执于自我学派的论点，乃是学者、学问家的通病。因此，作为学者的尹文子之兼收并蓄就难能可贵了！请注意：事实上，任何人的任何正确观点，总会有所片面，总会有其欠缺，总会有适应的时限，总会有受限的适用条件，总会有得以改进的空间，世上本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学者乃至学派思想带头人，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应该的，关键在于：不应该对不同乃至反对于自己观点的观点‘一棍子打死’，也该看看别人的议论是否有道理，是否切中了某些要害。用别人的正确，矫正自己的谬误抑或是疏忽；用别人的内容，丰富自己的不足。应当未失自己的学者风范。尹文子为此作出了榜样。 然而，历史的进程往往是被持有极端偏执观点的人物所左右。历史所深刻记住的也往往是持有极端偏执理论的人物。不管怎样，波澜壮阔总会归于风平浪静，激烈偏颇总得归于平凡中庸。不论是迟滞、复辟的儒家，还是急进、薄古的法家，还是平和、现实的道家，总会归于中华民族的一统文化，只不过各有侧重而已。这是世事的通理。因此，尹文子的学说，即便篇幅极少，也是很值得深入探究的。（ 木工Lee） 本拙文不想枉加议论，只把中尹文子的译文和原文，以飨读者： （大道·上篇）译文 大道无形（或称：不见其形），作为器物得有名称。名称，须符合物的形态。从名称就可以正确理解物的真正形态，那么名称不可偏差。所以孔仲尼说：“一定得端正名称啊！名不正，则言不顺”。大道虽然难于称呼，众多事物却一定得有名称。众物生于难于称呼的大道，必定众物各自有独特的性状。众物的名称产生于各自独特的性状，必定众多的名称各自与所表达的事物性状相符合。大道治理众事物，必定刑名家、法家、儒家、墨家自然也就废弃了。用刑名家、法家、儒家、墨家的学说治世，必定不得脱离大道。老子说：“大道乃是万物之源，乃是善人的宝，乃是识别不善人的宝。”这是说用‘道’治世的人，称之为善人；借助于刑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学说治世的人，称之为不善人。善人与不善人，名分不可同日而语，不需详察就可明白。用道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法，用法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术，用术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权变，用权力不足以治世必定会用权势。权势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权力，权力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术，术的使用必定会悖逆法，法的使用必定会悖逆道，道的使用必定得统治者无需作为从而众与物自行平治。所以走投无路必定会寻找目的，寻找到最终目的必定会返回初始。始终相互接替，没有穷尽。 事物有性状一定有名称，有名称的未必有形态。有形却不命名，未必会丧失事物形态实质。名称却不可不追寻用名称检测这事物的差异。所以也得用名称检测性状，用形状确定名称，用名称鉴定事物，用事物检验名称。究其原因，必定形态名称对于事物，不应当隐藏埋没事物的道理。 定名称有三项遵循，法有四种法度。三项遵循是：一是按照物体的形状颜色外表形态命名——命物之名；二是按照人对事物的善恶贵贱的毁誉观点命名——毁誉之名；三是按照事物本身待人的贤愚爱憎之状况命名——况谓之名。四种法度是：一是不变之法，如君臣上下；二是齐俗之法（按风俗定的法），如能力强弱的同异；三是治众之法，如庆赏刑罚之法；四是平准之法，如法定长短轻重容积之法。 所谓术，乃是为人君的人所秘密使用的手段，群臣不可妄自窥探；所谓势，乃是辖制执法的利器，群臣不可以妄自作为。为人君的人采用的术一旦被臣下窥探到，就没有了术的深奥；所运用的势一旦被臣下使用，就丧失了势的持重。关键在于首先要端正名分，致使不会相互混杂侵扰。如此之後术才可以秘密，势才可以专制。名称，表明形态；形态，反应名称。如此形态并非正确名称，名称并非真正形态。必定形态与名称还是有差别的。不可以相互混淆，也不可以相互取代。没有名称，所以大道就没有称呼；有名称，所以名称用以符合形态。当下万物都存在，不用名称匡正，必定混乱；各种名称都排列在那儿，不符合呼应形态，必定乖张。所以形态名称，不可不端正。善名命名好的人、事物，恶名命名恶人、事物。所以善的有善名，恶的有恶名。圣、贤、仁、智，是命名善者的词汇；顽、嚣、凶、愚，是命名恶者的词汇。当今即便有圣、贤、仁、智的名誉，用以追求圣、贤、仁、智的实质，却也未必尽然。即便有顽、嚣、凶、愚的贬斥，用以追求顽、嚣、凶、愚的实质，却也未必尽然。使得善恶尽然区分，即便未能穷尽人、事物的实质，仍然不担忧之间的差别。所以说：名称不可不予以辨析。 名实相符，乃是区别彼此而且是检验真假虚实的手段。从古至今，没有不用得恰当从而成功，用得不当从而失败。失败了，是由于名分混淆；成功了，是由于名分清晰。当今的亲近贤人却疏远不肖之人，赏赐善却惩罚恶。贤与不肖、善与恶的名称都在那里，是亲、是疏、是赏、是罚的对应举措全在于执政者个人。此人与彼人，也是一个名称，是辨别前述名称真伪的人。名称是贤与不肖采取或亲或疏的态度，名称是善与恶采取或赏或罚的办法，合乎此人与彼人的辨别却不同，在于名称的混淆。所以说：名实相符，不可不明察。人们说“好牛”，却又说，不可不仔细看看。说‘好’必定是物的通称，牛必定是物的确定形态，用通用的称呼跟随确定的形态，没完没了太多了。还可以说“好马”，必定‘好’这个通称又连到了‘马’上，必定是‘好’这个通称无所不用其极。还可说“好人”，必定他属于人了。必定‘人’不是‘好’，‘好’也不是‘人’。必定“好牛”、“好马”、“好人”的名称自相离异了。所以说：名分不可以相互混乱。 五色（青、黄、赤、白、黑）、五声（宫、商、角、徵、羽）、五臭[xiu]（臊、焦、香、腥、腐）、五味（酸、苦、甘、辛、咸），这四类，自然存在于天地之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一定会用到，终身各人有个人的好恶，却不能却不能辨析这些名称的实质。这类名称属于身外之物，其间的区分却在于人的自我。我喜爱白色却憎恶黑色，爱听（韵）商调却捨弃（捨）徵调，爱闻（好）膻气却讨厌（恶）焦糊气，爱吃（嗜）甘味却呃逆（逆）苦味。白与黑、商与徵、膻与焦、甘与苦，是身外之物的名称；爱与憎、韵与捨、好与恶、嗜与逆，是自我的区分。确定这个名称与分别，必定万事不会混乱。所以人用‘尺’度量长短，用‘斗’度量容积，用‘秤’平准轻重，用‘音律’均衡清浊乐律，用‘名称’考稽真假虚实，用‘法度’评定平治抑或混乱，用简明的道理治理烦困疑惑，用变化抵御艰险困难。万事都可归结于单一，百种度量都可以法为准。归结于单一，就是简明的极致；以法为准，就是容易（容纳变化）的极致。这样必定会使得顽、嚣、聋、瞽，可以与察（明辨）、慧（智慧）、聪、明有相同的治理方法。[人类典型的认识世界的思维方式：化繁为简。绝不是化简为繁。] 天下万事，不可能完备，能让一个人去完备，必定贤圣也会难于完成。假设一个人能完备天下之事，必定是有合适的空间条件（左右前后远近），有适宜的时间条件（迟疾），一定有不兼备的。一旦有不兼备的适宜条件，就会全功尽弃。全面平治却没有缺憾，大小、多少，恰如其分；农商工仕，不改变自己的职业。老农、长久的行商、熟练的工匠、旧有的吏员，没有不生存的，那么身处上位的人怎么作呢？所以有道理却无益于治理的言论，君子不要说；有可能却无益于事业的行为，君子不要去作。君子并非以有言论为乐，而是有益于治理的言论，不得不说。君子并非以有作为为乐，而是有益于事业的行为，不得不去作。所以所说出的言论无不产生出形名、法度、权谋、法术，所作出的行为无不产生出农耕、稼穑、军旅、战阵，周全事务，所以英明君主予以采纳。社会秩序平治之外的道理，是小人所一定要说的；社会公共事业之外的能力，是小人所一定要作的。小人也懂得有些言论有损于社会治理，他却不能不说；小人也懂得有些行为有损于社会治理，他却不能不去作。所以所说的极端在于儒与墨的是非的辩论，之所以有那些坚白虚伪偏执对抗的行为，只是为了追求名望而已，所以英明君主予以惩处。所以古话说：“有所不懂并不妨害是位君子，有所智巧却无损于是个小人。工匠有所不能，无害于技巧；君子有所不懂，却无害于治理。”这话是可信的。 自己作善事使得别人不能追随，这是独善；自己有智巧使得别人不能追随，这是独巧；独善者与独巧者都没有穷尽善与巧的道理。善行与众人共同行为，智巧与众人共同有能力，这才是善中至善的人，巧中至巧的人。之所以珍视圣人的治理，不珍视他自己的独治，是因为珍视自己能与众人共同治理；之所以珍视工匠的技巧，不珍视他自己的独巧，是因为珍视他自己能与众人共同有技巧。当今世人，行为想要独贤，从事想要独能，辩论想要超群，勇毅想要绝众。独行的贤，不足以成就教化；独能的事，不足以周全要务；超群的雄辩，不可成为家家户户的俗说；绝众的勇毅，不可参与征讨战阵。独贤、独能、出群之辩、绝众之勇这四者，是混乱的源头。这使得圣人用符合道的办法夷平险绝，建立法度用以梳理差异。致使贤与愚不相互放弃，能与无能不相互遗弃。能与无能不相互遗弃，必定共同立功；贤与愚不相互放弃，必定贤与愚思虑相同。这才是极致平治的办法。[尹文子不推崇：独善、独治、独巧、出群之辩、绝众之勇，是因为他看得到：社会的构成是人群，社会的平治在于人群的平治。] 名称确定必定物物之间不再竞争，名分明确必定私利不行。物不竞争，并非没有竞争之心；由于名称确定，所以没法实现自己的心愿。私利不行，并非无所欲望；由于名分明确，所以没法实现自己的欲望。如此必定内心欲望人人都有，却等同于无心无欲，乃是因为统治的有道。田骈说：天下的士子，没有肯于经常处于自己家中、侍候自己的妻与子，一定会游历求仕在诸侯的朝廷，是被利益所牵引。游历于诸侯的朝廷，都有志于成为卿大夫却不比拟诸侯国君，是由于名分所限。彭蒙说：“在田野上的雉鸡野兔，众人追逐射猎，是由于没有确定名分归属；满市街的鸡猪，没有人想要，是由于名分归属确定了的缘故。物欲奢侈必定仁智也会为之折腰，名分确定必定贪婪卑鄙也不敢争抢。”圆的物体之所以转动，并非因为有转动的能力而转动，而是由于所处势态不得不转动；方的物体之所以静止，并非因为有静止的能力而静止，而是由于所处势态不得不静止。因袭圆的物体自己可以转动的特性，使它转动不止；因袭方的物体自己静止的特性，使它不得转动。何苦脱离物的区分呢？所以因袭贤者的才能有用的特点，使他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才能；因袭愚者的没用的状态，使他得不到使用。用与不用，都并非是自己的意志。因袭这个人可用与不可用的特性从而自得自己的位置。自得其用，还会担忧物的混乱吗？物都不能自我能力，都不会自我认知。智并非因为有智的能力就会智，愚也并非因为有愚的能力就会愚，美也并非因为有美的能力就会美，丑也并非因为有丑的能力就会丑。不是因为有能力而自然为能，不是因为有智而自然知晓，那么为什么还珍视智与好呢？为什么还鄙视愚与丑呢？必定智不该向愚炫耀，美不该讥笑丑，这是因为人的德行之大道。道运行于世间，必定贫贱的人们不会怨恨，富贵的人们不会骄傲，愚钝的弱者不会惧怕，智巧的勇者不会欺凌，在于确定了名分；法度推行于世间，必定贫贱者不敢怨恨富贵，富贵者不敢欺凌贫贱，愚弱者不敢期冀击败智勇，智勇者不敢鄙视愚弱。一个是‘不会’，一个是‘不敢’，这就是说法不如道高明。 世间所珍视的，众人共同珍视的，称之为风俗（民俗、习俗）；世间所使用的，众人共同使用的，称之为‘物’。一旦有违于人，习俗就不允许；一旦众人难行，习俗就共同摒弃。所以人心都各异，行为却要一致；好恶各异，物资用品却一定相同。这就是习俗使之看齐，物所要修饰的。所以要看齐的不可不谨慎，要修饰的不可不选择。从前齐桓公喜好穿紫色衣服，齐国境内没有卖其它颜色的布料；楚庄王喜爱细腰，举国上下人人面有饥色。君上用什么率领下民，乃是平治与昏乱的缘由。所以风俗一旦不利，一定得用法予以矫正；物资一旦满溢，一定得建立制度予以检点。被习俗所拖累，被物欲所改变的人，不可以参与治理社会的事务。从前晋国苦于奢侈之风，晋文公用俭朴予以矫正，于是不穿里外都是帛之衣，不吃两个肉菜之餐。没过多长时间，晋国人都穿粗布衣裳，都吃粗茶淡饭。越王勾践谋划报复吴国，想要越国人民勇毅起来，路上碰到一只发怒的蛙，于是站在车上手扶车轼向此蛙致敬。过了几年，越国民众无论长幼，面对强敌即便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君主自身赴难的表率，如此应验。圣王懂得民情的容易变动，所以制作音乐用以合和，制定礼用以节制。身处下位的人不得行使自己的私利，所以礼与乐才行得通。礼与乐得以行得通，必定私欲被废弃；私欲被废弃，必定是遇到贤人参政与遇到愚人参政都一样了。如果是遇到贤君必定平治，遇到愚君必定昏乱，这就是说平治与昏乱在于君主的贤愚，与礼乐无关。[尹文子看出了：社会治理到底是人治在起作用，还是制度之治在起作用，这是个无解的逻辑悖论。不妨再次推论一下：礼乐制度是圣王制定；下民不得用私，礼乐制度才得以通行；礼乐制度通行，废弃私欲；能废弃私欲，君主自身的贤愚无关紧要。反之，认为贤君必治，愚君必乱，又与礼乐制度无关。如此看来，到底该用人治，还是该用制治，这是个无解的问题。] 这是圣人的术以及圣明君主都没有，治世的法度赶上朝代改变却不用，这种状态必定多有混乱少有平治。多有混乱少有平治，必定贤人不被珍视，愚人也不被鄙视。身处名位，即便不肖，也不必担忧外物不亲近自己；身处贫贱，即便仁德贤能，也不必担忧外物不疏远自己。或亲或疏全在于态势与利益，不在于自身的不肖还是仁德贤能。我也不敢认为这就是天理，而是认为这是身处的态势自然而然的现象。当今天地之间，不肖者实在太多了，仁德贤能者实在太少了。趋利的心情，不肖者特别厚重。廉耻的心情，仁德贤能者偏多。当今根据礼义招揽仁贤，能得到仁贤者，不到万分之一；用名利招揽不肖者，满地俯拾皆是。所以说：“礼义成就君子，君子未必须要礼义；名利治理小人，小人不可没有名利。” 庆赏刑罚，是为人君的事；遵守职责效奉能力，是为人臣的业。君主度量功绩罢黜升迁，所以才有了庆赏刑罚；臣子各自谨慎施行各自的职责，所以才有了遵守职责效奉能力。君主不可参与臣下的职业，臣下不可侵犯君主的事。上下不相互侵犯参与，称之为‘名正’。名正从而法顺。接纳万物使之区分，区别海内使之不混杂。遇见伤害不感到屈辱，遇见推辞不会傲慢，禁制暴虐息止兵事，这样乃是救世的泰斗。这是仁君的德行，有这样的德行可以成为人君主了。坚守职责使得分内之事不乱，谨慎于自己的职责却无私心。不论饥饱一心一意，不管毁誉共同思虑，受赏也不妄自尊大，受罚也不怨恨。这是身居臣下的节操，有这样的节操可以为人臣了。 世间有因为有名望从而得到实惠的，也有因为有名望从而丧失实惠的。齐宣王喜好射箭，喜欢别人说自己能用强弓，其实他所用的弓不过三石。他把自己的弓给左右近侍看其强，左右都试着拉这把弓，都拉开一半就佯装拉不动了。都说：“这把弓力不下九石，不是大王谁还能用这把弓呢？”齐宣王很高兴。如此必定齐宣王用的弓力不过三石，他却终身认为是九石力的弓。力三石，是实；力九石，是名，齐宣王喜欢这名却丧失了这实。齐国有位黄公，喜欢谦卑。黄公有两个女儿，都是美貌国色。因为自己的美貌，经常谦卑地推辞诋毁自己美貌，说是自己长得丑陋，于是这二女丑陋的名声远播，过了出嫁的年龄国内也没有一人聘娶。卫国有个鳏夫，不年轻了贸然迎娶了黄公的女儿，果然美貌国色。然後说：“黄公好谦卑，所以诋毁自己的女儿不美貌。”于是人们争相礼聘黄公的另一位女儿，也是美貌国色。美貌国色，是实；丑陋，是名。这是违背名分却得到得到了实惠。有位楚国人挑着山雉的人，路人问他：“这是什么鸟？”挑着雉的人说：“这是凤凰。”路人说：“我听说有凤凰，今天真看见了，你卖吗？”回答：“卖。”那么十金，也不卖。要求付款加倍，于是卖给了路人。这路人想要献给楚王，过了一宿鸟死了。路人并不急于花的钱，只是恨不得把凤凰献给楚王。国人相传，都以为是真凤凰，因为珍稀，才想要贡献。奏报给楚王，楚王感动于那人想要献给自己，于是宣召并且予以丰厚赏赐，超过买鸟款的金十倍。魏国有位老农在田野耕种，得到一块一尺直径的大块宝玉，也不懂得这是宝玉，于是告诉了邻居。这位邻居暗自想要得到这块玉，于是对这位老农说：“是块妖怪石，你若是收藏不利于自家，不如放回原处。”老农虽有疑惑，还是信以为真拿回家，放在窗口屋檐下。暗夜里宝玉发光照亮满屋，老农一家极其恐怖，有告诉给那位邻居。那人又说：“这就是怪的征兆，赶快扔了，可以消灭祸殃。”于是赶快把宝玉远远地扔到田野。不久这位邻居偷来此玉献给了魏王。魏王召玉工为此玉相面，玉工看过此玉二次伏拜站起来说：“斗胆恭贺大王，大王得到的是天下之宝，我作为玉工狗没见过。”魏王问价，玉工说：“这是无价之宝，给出五座城池的都邑，仅可以看一眼。”魏王立即赐给献玉的人千金，并且食上大夫的俸禄。 大凡天下万里都有是是非非，我所不敢随意胡说。‘是’永远是‘是’，‘非’永远是‘非’，也是我所相信的。如此‘是’即便永远是‘是’，也有不被采用的时候；‘非’即便永远是‘非’，却一定有可行的时候。所以采用‘是’却失败，是有的；推行‘非’却有所得，也是有的。‘是’与‘非’的道理不同，而世事兴废更替，‘是’与‘非’都曾反复为我所用，那么‘是’或‘非’到底在于何处呢？观察尧、舜、汤、武的成功，有的顺畅有的悖逆，得到时势的必定昌盛；桀、纣、幽、厉的败亡，有的‘是’有的‘非’，丧失时势必定败亡。春秋五位霸主也是如此。宋襄公与楚人在泓水大战，公子目夷说：“楚国兵力众多我国兵力寡少，请求我军对楚人半渡而击之。”宋襄公说：“不可如此，我听说不向不成队列的敌人冲锋。寡人我即便是亡国之君的余孽，也不敢照你说的作。”结果宋国战败，楚国人逮捕了宋襄公。齐国人杀了齐襄公，立公孙无知为齐国君。召忽、夷吾侍奉公子纠奔逃鲁国，鲍叔牙侍奉公子小白奔逃莒国。不久公孙无知被杀，公子纠与公子小白争齐国君之位。公子纠为长，应当力为国君。公子小白早一步回到齐国被拥立为齐国君主。此後却差使鲁国人杀死公子纠，召忽赴死，齐桓公征召管夷吾为齐相国。 晋文公（公子重耳）被骊姬的佞言所害，出晋国逃亡十九年，晋惠公死，公子重耳贿赂秦国用以求得返回晋国，杀晋怀公圉因而自立为晋国君，是为晋文公。宋襄公正直却不免被逮捕，齐桓公、晋文公不正，却随即成就霸业。自己认为是‘是’举世却予以非议，必定是不知道自己的‘是’；自己认为是‘非’举世却予以肯定，也是不知道自己的‘非’。如此必定‘是’或‘非’是随众人的价值观认为是正确，并非单独决定于自己的看法。那么必定犯众的就是‘非’，顺众的就是‘是’。所以为人君处置权变乘时趁势，立于‘是’的位置，必定众人就不得非议了。为人君，安居时必定外界予以尊敬，动作时必定外界予以随从，言论必定外界予以信服，行为必定外界以为典范，于是位居外界之上，驾驭群臣于下。国家昏乱有三件事：灾年民众逃荒，没有粮食用以集聚民众必定混乱；治理国家无法度，必定昏乱；有法却不能施用，必定昏乱。有粮食用以集聚饥民，有法而且能予以实施，国家不平治，从来就没有这种情况。 （大道·下篇）译文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大凡这八样，都是五帝（按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五帝：轩辕黄帝、帝颛顼、帝尧、帝舜、帝禹）、三王（商汤、周文、周武）治理世事的办法。所以仁用以引导民众，义用以适合民众，礼用以推行于民众，乐用以和合民众，名用以匡正民众，法用以整齐民众，刑用以威慑民众，赏用以劝勉民众。所以仁是用以广博施惠于一切物，也由于施仁从而产生偏私；义是用以确立节操行为，也由于施行义从而成就浮华伪诈；礼是用以实行恭敬谨慎，也由于实行礼从而产生怠惰傲慢；乐是用以和合感情心志，也由于实行乐从而产生淫逸放纵；名是用以匡正尊卑，也由于实行名从而产生矜持篡夺；法是用以整齐民众的差异，也由于实行法从而乖戾名分阶级；刑是用以威慑不服从，也由于实行刑从而产生欺凌暴虐；赏是用以劝勉鼓励忠贞贤能，也由于实行赏从而产生卑鄙争斗。大凡这八种办法，对众人毫无隐藏因而长存于世间，并非只出现在唐尧、商汤的时代，也并非夏桀、商纣的时代就没有。只是使用得当，必定天下平治；使用不当，必定天下昏乱。时过境迁，即便最高统治者有经天纬地之才，笼络万民之德，采用仁、义、礼、乐、名、法、刑、赏这八种治世之道之外的办法，也不是民众所需要的，圣人会置之于侧却不会认可。 大凡国家的存亡有六种征兆：有衰弱之国，有昏乱之国，有败亡之国，有昌盛之国，有强悍之国，有平治之国。所谓昏乱、败亡之国，凶残、暴虐不是直接原因；所谓强盛、平治之国，威力、仁义也不是直接原因。君主年龄衰老，妻妾多，子孙少，宗族疏远，准是衰弱之国；君主专宠佞臣，佞臣私爱君主，公法废弃，私政肆行，准是昏乱之国；国家贫困狭小，家族富足势大，君权轻，臣势重，准是败亡之国。大凡这三类征兆，不必非得等到凶残、暴虐出现而後才衰弱，即便说有存在的可能，我也一定说它会败亡。内廷没有专宠之姬、宦，外廷没有亲近熟识之侍臣，子孙繁多，长幼秩序不乱，这是昌盛之国；农桑不违农时，仓廪充实，兵甲强劲锋利，疆域防卫完整，这是强悍之国；君上不压服臣下，臣下不侵犯君上，上下不相互压服侵犯，所以能令行禁止，国人无私，即便有险恶变故国家却不可侵犯，这是平治之国。大凡这三种特征，不需等到威力仁义之後才会强盛，即便出现弱象，我也一定说它会存在。[凶残暴虐不是国之乱亡的直接因素，威力仁义不是国之强治的直接因素，这是特立独行的观点！！！] 治理的君主之兴起，一定先得有所严惩。先被严惩的人，并不是盗贼，也不是奸私之人。这两种恶人，乃是一时的大害，但并非是扰乱政局的根本。扰乱政局的根本在下者侵犯上位的权力，为臣者盗用君主的权术，内心不畏惧现时的禁令，行为不遵循现时的法度，这些才是大乱的途径。孔丘摄政鲁国，相国七日却诛杀少正卯。门徒问说：“少正卯，乃是鲁国的名人。先生您执政先杀了他，能不是失误吗？”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缘故。人有五种罪恶，却比盗窃奸私更严重。一是内心通达事理却居心凶险，二是行为怪癖却坚持不改，三是言论虚伪却诡辩，四是记忆极强且广见博闻，五是顺和非是且得其润泽。这五种罪恶，有一项在身，必定不免君子的严惩。然而少正卯五项兼有，所以他在住所足以集聚门徒成群，他的言谈足以掩饰邪恶蛊惑众人，记忆力极强足以反对正确标新立异。他是小人中的英雄豪杰，不可不诛杀。这就是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正，姜子牙诛杀华士，管仲诛杀付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德缘故。这六人（尹谐、潘正、华士、付里乙、邓析、史付），时代不同却有同样的内心。《诗经》说：‘忧心悄然，对小人成群愠怒。’小人成群，这足以使人畏惧。俗语说：‘巧妙高调的诡辩可以蛊惑鬼神。’还说：‘鬼神聪明正直，谁说会被蛊惑？’又说：‘就算鬼神不受蛊惑，这样高调的诡辩之智巧，所向披靡哪里进不去呢。’巧妙高调的诡辩即便不能蛊惑鬼神，却能蛊惑明白人呐。探求人心，揣度人欲，顺应人的嗜好却不敢悖逆，把某人归入邪恶之类却要寻求自己的利益。人们喜欢听自己的美好，善于宣扬；厌恶听自己的过失，善于掩饰。在眼前得到，由言行之前予以承接。世俗的人们，听到赞誉必定喜悦，听到毁誉必定忧戚。这是众人的大情怀；见到与自己相同的人必定欢喜，见到与自己相异的人必定怨怒，这也是众人的大情怀。所以佞人善于夸赞人，善于顺从人。别人说是也就予以肯定，别人说非也就予以非议，随从别人的爱好，随从别人的憎恶。所以英明君主能接纳正直，未必亲近正直之臣；即便能远离佞人，未必能疏远佞人。所以唐尧、夏禹，因为能不任用佞人而称道，也未必一定憎恶佞人。俗话说：‘奸佞诡辩蛊惑众人，唐尧、夏禹也不能予以憎恶。’不可不明察。俗话说：‘憎恶的紫色夺取了朱红色的光彩，憎恶花言巧语颠覆国家。’这话足以畏惧却终身不能觉悟，危与亡接踵而至。”[鄙人对‘孔子摄鲁，七日诛杀少正卯’一事，一贯持否定观点！鄙人以为：孔子诛杀少正卯的罪名实属‘诛心’莫须有，况且其罪名完全可以明白无误地套在孔子自己的言行之上，若少正卯可杀，那么孔子自己亦该杀！实属毫无道理地仗势压服对手！尹文子却予以附和，鄙人实属莫名其妙！但凭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中类似事件并不少见，毫无情理地肉体消灭持不同政见的领袖人物，所谓‘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的社会史实，却是‘比比皆是’！！！请注意：所谓‘治主’，就是有能力统率社会，以达到平治之世目标的君主。‘先诛’的行为，虽然不符合情理，虽然残忍无情，但对于立君主之威、震慑乱众而言，仍不失为巩固新兴政权之最简单、最有效、最可行的手段。但君主必须承当‘先诛’的无可推卸之社会历史责任。] 《老子》说：“用政事治理国家，用奇计处置军事，用无所作为平安无事取得天下。”政，就是名分（明确阶级）以及法度。用名分与法度治理国家，一切都不会乱。奇，就是权变计谋。用权变计谋处置军事，一切对手所不能抵挡。大凡能用名分、法度以及权变计谋从而矫正抑制残暴的情况，必定自身无事。自身无事必定可得天下了。所以失于治理必定任用法度，失于法治必定动用武力，用以求得无事，却不能制服强者。制服强者，必定使用柔术反倒能制服。《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大凡民众不畏惧死，准是由于刑罚太过。刑罚太过，必定民众不再依赖自己的生命。生命无所依赖，看待君主的威严就如同草芥。刑罚得当必定民众畏惧死亡，畏惧死亡，是由于生存可以得到乐趣。知道生存可以得到乐趣，所以才可以用死亡恐吓他们。这是君人者所应该掌握的，为臣者所应该慎重处置的。[民众的生死之辩，乃是刑法的要诀！] 田骈[pian]读书，说：“唐尧时代太平无事。”宋钘[jian]说：“是由于圣人的治理，才会导致这种社会状态吗？”彭蒙在旁，抢着回答：“这是圣法治理的结果，并非是由于圣人的治理。”宋钘说：“圣人与圣法有什么差异吗？”彭蒙说：“先生混乱了名称太严重了。圣人之治，是出自于圣人自己的观点；圣法之治，是出自于道理。理出于自己，自己并非就是道理；自己能说出道理，道理也并非就是自己。所以圣人之治，单指的是治理的人；圣法之治，必定没有不平治的了。这是万世的利益，唯独圣人能作得到。”宋钘还是不明白。接着质问田骈。田骈说：“彭蒙说得对啊。”[圣人之治与圣法之治的区别。但彭蒙的最後一句话却是关键的关键——‘惟圣人能该之’。圣法还是圣人制定的啊！] 庄里有个男人给自己的长子取名叫‘盗’，次子取名叫‘殴’。‘盗’出门，他父亲在後面追着，喊“盗，盗”。吏员听见于是逮住了‘盗’。这父亲又喊‘殴’给吏员说明白，喊了几声‘殴’没赶过来，吏员却听到他喊‘殴，殴’，于是痛打‘盗’，差点儿打死。康衢有位长者给自己的童仆取名叫‘善搏’，给自己的狗取名叫‘善噬’，此後，宾客们有三年不敢从他家门口路过。长者很奇怪，于是询问核对。才改了名字，宾客才敢路过他家门口。郑国人把没雕琢的玉叫作‘璞’，周地人把没腊过的鼠叫作‘璞’，周人怀揣他们所谓的‘璞’对郑商人说：“想要买璞吗？”郑商人说：“想买。”周人拿出自己的‘璞’，一看，是鼠。于是辞谢不买。田骈说：“人都自己作为却不能让别人跟着自己一样地去作，所以君人者的役使别人，让他自己认为有用，却不让他认为为我所用。”稷下先生说：“田骈先生说的太好了。古代君主差使臣子，要求他不私爱自己，要求他自己显示忠心。因而作官的人一定能，临阵的人一定勇。俸禄赏赐的劝勉鼓励，名分法度的整齐一致，不出于私心，不利于自身。俗话说：‘俸禄少的人不可参与治乱，赏赐轻的人不可参与赴难。’这就是身居上位的人应该谨慎对待的。”[名不正，则言不顺！] 父对于子的命令，有的一定得执行，有的一定不可执行。‘休掉贵妻，卖掉爱妾’，这种命令一定得执行。接着说：“你不敢有怨恨，你不敢有思念。”这样的命令一定不能执行。所以为人君者，一定得慎重于所下达的命令。[令于事者，再难亦可勉强而行；令于情者，断难行之。也就是说：政令只管得了‘人事’，绝管不了‘人情’。] 大凡个人富足必定不羡慕爵禄，贫穷必定不畏惧刑罚。不羡慕爵禄的人，满足于自己的生态；不畏惧刑罚的人，不在乎自己的性命。这两类人对于国家危害极大却不得不予以防范，所以才会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假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必定无从成为平治社会。无从成为平治社会，这样君人者临国就是空虚的，无从率领自己的臣民，危急混乱立等可待。现在使得臣民由于爵禄而後富，必定人人一定争取尽力于自己的君主了；由于刑罚而後贫穷，必定人人都畏罪因而从善了。所以古代有国之君，不会使民众自己趋贫或趋富，向贫或向富都在于君主，必定君主专制，民众知道自己的归属。[极富与极贫是国家的最大隐患，君人者必须懂得这一点！民众的趋贫与趋富在于自我，必是乱政之始！] 贫穷必定怨恨别人，卑贱必定怨恨时势，却没有自我怨恨的人，这是人情最大的趋向。如此必定不可以一概非议这种人情最大的趋向，也有可以把握的东西，不可不仔细分析。现在有两人能力相同算计均等却一个富裕一个贫穷，能够不怨恨固然是好事，即便怨恨也无可非议；才智相同一贵一贱，能够不怨恨固然很好，即便怨恨也无可非议。其弊端在于不懂得乘权借势（借助权势善于变通）所造成的差异，却只说智巧能力相同，这是由于不通达之过。即便乘权借势是君子所传递出的信息，君子也为之忿怒。人贫穷必定会怨恨别人，人富贵必定会对别人骄傲。怨恨别人的人，苦于别人不向自己施舍，起于情志所难以安顿从而不能安顿，还是可以宽恕的；对别人骄傲的人，没什么苦处却无缘无故地对人骄傲，这种情志容易克制却不能自我克制，这不可宽恕。众人见到贫贱者必定予以怠慢且疏远，见到富贵者必定予以恭敬且亲近。贫贱者有求于我，于是予以疏远还情有可原，未必有损我却一定予以疏远，是因为视贫贱者对我无益的缘故；富贵者向我有所施惠，于是予以亲近还情有可原，未必有益于己却一定予以亲近，必定是因为富贵者不敢亲近我的缘故。我、富贵者、贫贱者这三者独立没有任何关系，没有导致亲近或导致疏远的缘由，人的感情最终不能不用贫贱还是富贵改变态度，所以称之为‘大惑’（最大的不可理解）。穷困孤独贫贱的群体，平治的社会都要扶助，昏乱的社会都要受侮辱。平治社会并非因为扶助穷困孤独贫贱群体从而达到平治，扶助穷困孤独贫贱群体乃是社会治理的一项事务；昏乱社会也并非因为侮辱穷困孤独贫贱群体从而达到昏乱，侮辱穷困孤独贫贱群体乃是社会混乱的一项事务。每项事务都平治必定没有混乱，昏乱必定没有平治。观察夏、商的盛世，夏、商的衰败，必定应验了上述观点。贫贱成为富贵的希望甚微，富贵却不能酬谢自己极其微小的希望。富足者所厌恶的，乃是贫穷者所赞美的；尊贵者所轻视的，乃是卑贱者所荣耀的。如此却不酬谢，这是不与同苦乐的缘故。即便不酬谢，对于众人没有伤害。当今万民对君主的期望，也如同贫贱者对富贵者的期望。这些所期望的，不外乎想要关照长幼，减少税赋，接济自己的饥寒，照顾自己的病痛，不要滥赏滥罚，徭役不违农时，如此而已，必定对于君人者没有损害。如此非但得不到满足，还不与同劳逸。由于为人君者，可以不与民众同劳逸。所以富贵者可以不酬谢贫贱者，为人君者却不可不酬谢民众。不酬谢民众必定民众就不拥戴，由于民众不拥戴必定君主地位就会更替了。危急没有比民众不拥戴更甚的，祸患没有比民众不拥戴更大的。[这段很精彩！讲述了：社会中，贫、富，贱、贵的关系；贫富差距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指出里极贫与极富都是社会的大害；掌权者掌控社会的贫富发生的必要性；……] （逸文篇）译文 两智不能相使，两贵不能相临，两辨不能相屈，力均势敌故也。（《意林》、《太平御览》四百三十） 两位智者不能相互差使，两位权贵不能相互领导，两位辩论者不能相互屈从，这是由于势均力敌的缘故。[论战双方，观点偏颇固执的原因就在于，不服气对方，必欲压倒对方。于是，‘一槽不栓两头叫驴’此话虽糙，却与‘天无二日，国不二主’异曲同工，也就可以理解‘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这一层出不穷的历史现象了。就态势而言，‘势均力敌’，乃是争鬥、或较量、或博弈的双方不会相互屈服的动态平衡之暂时稳态，势力均衡的僵局一旦小有破坏，必定会经或争鬥、或较量、或博弈，达到下一个均势的暂稳态。] 专用聪明则功不成，专用晦昧则事必悖。一明一晦，众之所载。（《意林》） 专门用聪明处事必定会功不成、名不就，专门用晦暗愚昧处事必定会事事悖逆。一明一暗，乃是众人所背负的。[聪明，是人的能力优势，但决不是处事的决定因素；晦暗愚昧，以此处事肯定悖逆大道。然而，任何人都会有聪明的一面或一时或一事，也同时会有晦暗愚昧的一面或一时或一事。所以，聪明与晦暗愚昧，都会成为人们处事时的包袱、负担。] 尹文子见齐宣王，宣王叹国寡贤。尹文子曰：“使国悉贤，孰处王下。”王曰：“国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国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贤与不肖皆无，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贤有不肖，故王尊于上，臣卑于下。进贤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艺文类聚》二十、《太平御览》四百二） 尹文子晋见齐宣王，齐宣王感叹齐国贤人太少。尹文子说：“假使国人都是贤者，谁还甘于在大王之下呢。”齐宣王又说：“国人尽是不肖之徒，可以吗？”尹文子说：“国人尽是不肖之徒，谁能为大王打理朝政呢？”齐宣王接着说：“国中贤人与不肖之徒都没有，行吗？”尹文子说：“不行。有贤人有不肖之徒，所以大王才尊为上位，臣子卑为下位。举荐贤人罢黜不肖之徒，才会有上下的区分。”[‘水至清则无鱼’，任何事物都是如此，现实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现实中不存在纯白与纯黑，只有不同色调的灰色。现实中不存在纯粹的‘是’与纯粹的‘非’，只有介乎于是与非之间的权衡。现实中不存在真正的‘好’与真正的‘坏’，只有介乎于好与坏之间的看法。于是，就显出了：在治理过程中，划分等级的重要与必要。] 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放舍，在我者也。（《艺文类聚》七十四、《太平御览》七百五十三） 用智力追求的人，譬喻如同对弈：进、退、获取、给与、攻、劫、放纵、捨弃，全在于我。[智者追求的境界，但也似乎是虚无缥缈。] 博者尽关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齿之大小，在遇者也。（《艺文类聚》七十四、《太平御览》七百五十四） 疆域广博可尽关塞之利，得周边通衢的道路之便，却不能制衡邻国之间大大小小的磕磕碰碰，这全在于偶发事件。[大国外交，总不免四邻的磕磕碰碰，这是常理，大可不必大惊小怪、莫名惊诧！] 尧为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艺文类聚》八十二，《太平御览》九百九十六） 唐尧当了天子，不穿双层帛的衣裳，不吃两个荤菜，宫殿土阶三尺，盖房顶的茅草也不修剪。[这能说明什么呢？是当时的生产力低下？还是帝尧的品德俭朴？还是另有所指？鄙人看来，帝尧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凡数，十百千万亿，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推至亿亿，无差矣。（《太平御览》七百五十） 大凡数，十百千万亿，亿万千百十，都得从一开始。再推算到亿亿，也是一样。[数论的大实话，却不是废话，而是个深刻的道理：不论任何繁琐复杂，追根寻缘必定极其简单。——大道至简！] 将战，有司读诰[诰，告也。 告，牛触人，角著横木所以告人也。易曰：僮牛之告。]誓[誓，约束也。]，三令五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有载：「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所谓“三令”，一令观敌之谋，视道路之便，知生死之地；二令听金鼓，视旌旗，以齐其耳目；三令举斧，以宣其刑赏。所谓“五申”：一申赏罚，以一其心；二申视分合，以一其途；三申画战阵旌旗；四申夜战听火鼓；五申听令不恭，视之以斧。]之。既毕，然后即敌。（《文选·东京赋》注） 将要打仗，司令首先宣读诰誓，三令五申。已经完毕，然後接敌。[这其中的‘诰’就是告示，‘誓’就是宣誓，这文告其中包含：战争的对象、战争的原因、战争的决心、战争的目的、战中对我方将士的约束、战中行为的赏罚原则、…。即便是‘仁义之师’的诰誓中，也少不了的内容是：进者赏，退者杀；勇者赏，怯者杀。] 尧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苍生。（《文选》刘越石《劝进表》注） 帝尧德行教化播布四海，仁德恩惠覆盖苍生。[治世的要素：君人者的德行、对民众的教化、仁德的宣示、恩惠的广被。] 原文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无形，称器有名。名也者，正形者也。形正由名，则名不可差。故仲尼云「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也。大道不称，众有必名。生于不称，则群形自得其方圆。名生于方圆，则众名得其所称也。大道治者，则名、法、儒、墨自废。以名、法、儒、墨治者，则不得离道。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善人之宝，不善人之所宝。」是道治者，谓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谓之不善人。善人之与不善人，名分日离，不待审察而得也。道不足以治则用法，法不足以治则用术，术不足以治则用权，权不足以治则用势。势用则反权，权用则反术，术用则反法，法用则反道，道用则无为而自治。故穷则徼终，徼终则反始。始终相袭，无穷极也。 有形者必有名，有名者未必有形。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圆白黑之实。名而不可，不寻名以检其差。故亦有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察其所以然，则形名之与事物，无所隐其理矣。 名有三科，法有四呈。一曰命物之名，方圆白黑是也；二曰毁誉之名，善恶贵贱是也；三曰况谓之名，贤愚爱憎是也。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量是也。术者，人君之所密用，群下不可妄窥；势者，制法之利器，群下不可妄为。人君有术而使群下得窥，非术之奥者；有势而使群下得为，非势之重者。大要在乎先正名分，使不相侵杂。然后术可秘，势可专。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然形非正名也，名非正形也。则形之与名居然别矣。不可相乱，亦不可相无。无名，故大道无称；有名，故名以正形。今万物具存，不以名正之，则乱；万名具列，不以形应之，则乖。故形名者，不可不正也。善名命善，恶名命恶。故善有善名，恶有恶名。圣贤仁智，命善者也；顽嚚凶愚，命恶者也。今即圣贤仁智之名，以求圣贤仁智之实，未之或尽也。即顽嚚凶愚之名，以求顽嚚凶愚之实；亦未或尽也。使善恶尽然有分，虽未能尽物之实，犹不患其差也。故曰：名不可不辨也。名称者，别彼此而检虚实者也。自古至今，莫不用此而得，用彼而失。失者，由名分混；得者，由名分察。今亲贤而疏不肖，赏善而罚恶。贤不肖善恶之名宜在彼，亲疏赏罚之称宜属我。我之与彼，又复一名，名之察者也。名贤不肖为亲疏，名善恶为赏罚，合彼我之一称而不别之，名之混者也。故曰：名称者，不可不察也。语曰「好牛」，又曰，不可不察也。好则物之通称，牛则物之定形，以通称随定形，不可穷极者也。设复言「好马」，则复连于马矣，则好所通无方也。设复言「好人」，则彼属于人矣。则「好非人，人非好」也。则「好牛」、「好马」、「好人」之名自离矣。故曰：名分不可相乱也。五色、五声、五臭、五味，凡四类，自然存焉天地之间，而不期为人用。人必用之。终身各有好恶，而不能辨其名分。名宜属彼，分宜属我。我爱白而憎黑，韵商而舍徵，好膻而恶焦，嗜甘而逆苦。白黑、商徵、膻焦、甘苦，彼之名也；爱憎、韵舍、好恶、嗜逆，我之分也。定此名分，则万事不乱也。故人以「度」审长短，以「量」受少多，以「衡」平轻重，以「律」均清浊，以「名」稽虚实，以「法」定治乱，以简治烦惑，以易御险难。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如此则顽嚚聋瞽，可与察慧聪明同其治也。 天下万事，不可备能，责其备能于一人，则贤圣其犹病诸。设一人能备天下之事，则左右前后之宜、远近迟疾之间，必有不兼者焉。苟有不兼，于治阙矣。全治而无阙者，大小、多少，各当其分；农商工仕，不易其业。老农、长商、习工、旧仕，莫不存焉。则处上者何事哉？故有理而无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无益于事者，君子弗为。君子非乐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乐有为，有益于事，不得不为。故所言者不出于名法权术，所为者不出于农稼军陈，周务而已。故明主任之。治外之理，小人之所必言；事外之能，小人之所必为。小人亦知言有损于治，而不能不言；小人亦知能有损于事，而不能不为。故所言者极于儒墨是非之辨，所为者极于坚伪偏抗之行，求名而已。故明主诛之。故古语曰：「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能，无害于巧；君子不知，无害于治。」此言信矣。为善使人不能得从，此独善也；为巧使人不能得为，此独巧也；未尽善巧之理。为善与众行之，为巧与众能之，此善之善者，巧之巧者也。故所贵圣人之治，不贵其独治，贵其能与众共治也；所贵工倕之巧，不贵其独巧，贵其能与众共巧也。今世之人，行欲独贤，事欲独能，辨欲出群，勇欲绝众。独行之贤，不足以成化；独能之事，不足以周务；出群之辨，不可为户说；绝众之勇，不可与征陈。凡此四者，乱之所由生。是以圣人任道以夷其险，立法以理其差。使贤愚不相弃，能鄙不相遗。能鄙不相遗，则能鄙齐功；贤愚不相弃，则贤愚等虑。此至治之术也。 名定则物不竞，分明则私不行。物不竞，非无心；由名定，故无所措其心。私不行，非无欲；由分明，故无所措其欲。然则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于无心无欲者，制之有道也。田骈曰：天下之士，莫肯处其门庭、臣其妻子，必游宦诸侯之朝者，利引之也。游于诸侯之朝，皆志为卿大夫而不拟于诸侯者，名限之也。彭蒙曰：「雉兔在野，众人逐之，分未定也；鸡豕满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物奢则仁智相屈，分定则贪鄙不争。」圆者之转，非能转而转，不得不转也；方者之止，非能止而止，不得不止也。因圆之自转，使不得止；因方之自止，使不得转。何苦物之失分？故因贤者之有用，使不得不用；因愚者之无用，使不得用。用与不用，皆非我也。因彼可用与不可用而自得其用也。自得其用，奚患物之乱乎？物皆不能自能，不知自知。智非能智而智，愚非能愚而愚，好非能好而好，丑非能丑而丑。夫不能自能，不知自知，则智好何所贵？愚丑何所贱？则智不能得夸愚，好不能得嗤丑，此为得之道也。道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怨，富贵者不骄，愚弱者不慑，智勇者不陵，定于分也；法行于世，则贫贱者不敢怨富贵，富贵者不敢陵贫贱，愚弱者不敢冀智勇，智勇者不敢鄙愚弱。此法之不及道也。 世之所贵，同而贵之，谓之俗；世之所用，同而用之，谓之物。苟违于人，俗所不与；苟忮于众，俗所共去。故人心皆殊，而为行若一；所好各异，而资用必同。此俗之所齐，物之所饰。故所齐不可不慎，所饰不可不择。昔齐桓好衣紫，阖境不鬻异采；楚庄爱细腰，一国皆有饥色。上之所以率下，乃治乱之所由也。故俗苟沴，必为法以矫之；物苟溢，必立制以检之。累于俗、饰于物者，不可与为治矣。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无几时，国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越王句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轼之。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居上者之难，如此之验。圣王知民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属于贤愚，不系于礼乐。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乱多而治寡，则贤无所贵，愚无所贱矣。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不患物不疏己。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于不肖与仁贤也。吾亦不敢据以为天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 庆赏刑罚，君事也；守职效能，臣业也。君料功黜陟，故有庆赏刑罚；臣各慎所任，故有守职效能。君不可与臣业，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与，谓之名正。名正而法顺也。接万物使分，别海内使不杂。见侮不辱，见推不矜，禁暴息兵，救世之斗。此仁君之德，可以为主矣。守职分使不乱，慎所任而无私。饥饱一心，毁誉同虑，赏亦不忘，罚亦不怨。此居下之节，可为人臣矣。 世有因名以得实，亦有因名以失实。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也，其实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引试之，中关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说之。然则宣王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九石。三石，实也，九石，名也，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齐有黄公者，好谦卑。有二女，皆国色。以其美也，常谦辞毁之，以为丑恶，丑恶之名远布，年过而一国无聘者。卫有鳏夫，失时冒娶之，果国色。然后曰：「黄公好谦，故毁其子不姝美。」于是争礼之，亦国色也。国色，实也；丑恶，名也。此违名而得实矣。楚人担山雉者，路人问：「何鸟也？」担雉者欺之曰：「凤皇也。」路人曰：「我闻有凤皇，今直见之，汝贩之乎？」曰：「然。」则十金，弗与。请加倍，乃与之将。欲献楚王，经宿而鸟死。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以献楚王。国人传之，咸以为真凰皇，贵，欲以献之。遂闻楚王，王感其欲献于己，召而厚赐之，过于买鸟之金十倍。魏田父有耕于野者，得宝玉径尺，弗知其玉也，以告邻人。邻人阴欲图之，谓之曰：「怪石也，畜之弗利其家，弗如复之。」田父虽疑，犹录以归，置于庑下。其夜玉明光照一室，田父称家大怖，复以告邻人。曰：「此怪之征，遄弃，殃可销。」于是遽而弃于远野。邻人无何，盗之以献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望之再拜而立：「敢贺王，王得此天下之宝，臣未尝见。」王问价，玉工曰：「此无价以当之，五城之都，仅可一观。」魏王立赐献玉者千金，长食上大夫禄。 凡天下万里皆有是非，吾所不敢诬。是者常是，非者常非，亦吾所信。然是虽常是，有时而不用；非虽常非，有时而必行。故用是而失，有矣；行非而得，有矣。是非之理不同，而更兴废，翻为我用，则是非焉在哉？观尧、舜、汤、武之成，或顺或逆，得时则昌；桀、纣、幽、厉之败，或是或非，失时则亡。五伯之主亦然。宋公以楚人战于泓，公子目夷曰：「楚众我寡，请其未悉济而击之。」宋公曰：「不可，吾闻不鼓不成列。寡人虽亡之余，不敢行也。」战败，楚人执宋公。齐人弑襄公，立公孙无知。召忽、夷吾奉公子纠奔鲁，鲍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既而无知被杀，二公子争国。纠，宜立者也。小白先入，故齐人立之。既而使鲁人杀纠，召忽死之，征夷吾以为相。晋文公为骊姬之谮，出亡十九年，惠公卒，赂秦以求反国，杀怀公子而自立。彼一君正而不免于执，二君不正，霸业遂焉。己是而举世非之，则不知己之是；己非而举世是之，亦不知己之非。然则是非随众贾而为正，非己所独了。则犯众者为非，顺众者为是。故人君处权乘势，处所是之地，则人所不得非也。居则物尊之，动则物从之，言则物诚之，行则物则之，所以居物上、御群下也。国乱有三事：年饥民散，无食以聚之则乱；治国无法，则乱；有法而不能用，则乱。有食以聚民，有法而能行，国不治，未之有也。 【大道下】 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道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惰慢；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生乖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汤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用失其道，则天下乱。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笼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养挹，圣人措而不言也。 凡国之存亡有六征：有衰国，有乱国，有亡国，有昌国，有强国，有治国。所谓乱亡之国者，凶虐残暴不与焉；所谓强治之国者，威力仁义不与焉。君年长，多妾媵，少子孙，疏宗族，衰国也；君宠臣，臣爱君，公法废，私政行，乱国也；国贫小，家富大，君权轻，臣势重，亡国也。凡此三征，不待凶虐残暴而后弱也，虽曰见存，吾必谓之亡者也。内无专宠，外无近习，支庶繁字，长幼不乱，昌国也；农桑以时，仓廪充实，兵甲劲利，封疆修理，强国也；上不胜其下，下不犯其上，上下不相胜犯，故禁令行，人人无私，虽经险易而国不可侵，治国也。凡此三征，不待威力仁义而后强，虽曰见弱，吾必谓之存者也。 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此二恶者，一时之大害，非乱政之本也。乱政之本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畏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孔丘摄鲁，相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天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先诛，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窃盗奸私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强记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荧众，强记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雄桀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太公诛华士，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六子者，异世而同心，不可不诛也。诗曰：『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畏也。语曰：『佞辨可以荧惑鬼神。』曰：『鬼神聪明正直，孰曰荧惑者？』曰：「鬼神诚不受荧惑，此尤佞辨之巧，靡不入也。夫佞辨者虽不能荧惑鬼神，荧惑人明矣。探人之心，度人之欲，顺人之嗜好而不敢逆，纳人于邪恶而求其利。人喜闻己之美也，善能扬之；恶闻己之过也，善能饰之。得之于眉睫之间，承之于言行之先。世俗之人，闻誉则悦，闻毁则戚。此众人之大情；有同己则喜，异己则怒，此人之大情。故佞人善为誉者也，善顺从者也。人言是亦是之，人言非亦非之，从人之所爱，随人之所憎。故明君虽能纳正直，未必亲正直；虽能远佞人，未必能疏佞人。故舜、禹者，以能不用佞人，亦未必憎佞人。语曰：『佞辨惑物，舜、禹不能得憎。』不可不察也。语曰：『恶紫之夺朱，恶利口之覆邦家。』斯言足畏而终身莫悟，危亡继踵焉。」 《老子》曰：「以政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政者，名法是也。以名法治国，万物所不能乱。奇者，权术是也。以权术用兵，万物所不能敌。凡能用名法权术而矫抑残暴之情，则己无事焉。己无事则得天下矣。故失治则任法，失法则任兵，以求无事，不以取强。取强，则柔者反能服之。《老子》曰：「民不畏死，如何以死惧之。」凡民之不畏死，由刑罚过。刑罚过，则民不赖其生。生无所赖，视君之威末如也。刑罚中则民畏死，畏死，由生之可乐也。知生之可乐，故可以死惧之。此人君之所宜执，臣下之所宜慎。 田子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答曰：「圣法之治以至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理出于己，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此万世之利，惟圣人能该之。」宋子犹惑。质于田子。田子曰：「蒙之言然。」庄里丈人字长子曰「盗」，少子曰「殴」。盗出行，其父在后追，呼之曰「盗，盗」。吏闻因缚之。其父呼「殴」，喻吏遽而声不转，但言「殴，殴」，吏因殴之，几殪。康衢长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宾客不过其门者三年。长者怪而问之，乃实对。于是改之，宾客复往。郑人谓玉未理者为璞，周人谓鼠未腊者为璞，周人怀璞谓郑贾曰：「欲买璞乎？」郑贾曰：「欲之。」出其璞，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田子曰：「人皆自为而不能为人，故君人者之使人，使其自为用，而不使为我用。」魏下先生曰：「善哉田子之言。古者君之使臣，求不私爱于己，求显忠于己。而居官者必能临陈者，必勇禄赏之所劝，名法之所齐。不出于己心，不利于己身。语曰：『禄薄者不可与经乱，赏轻者不可与入难。』此处上者所宜慎者也。」 父之于子也，令有必行者，有必不行者。「去贵妻，卖爱妾」，此令必行者也。因曰：「汝无敢恨，汝无敢思。」令必不行者也。故为人上者，必慎所令。 凡人富则不羡爵禄，贫则不畏刑罚。不羡爵禄者，自足于已也；不畏刑罚者，不赖存身也。二者为国之所甚(下有脱字)而不知防之之术，故令不行而禁不止。若使令不行而禁不止，则无以为治。无以为治，是人君虚临其国，徒君其民，危乱可立而待矣。今使由爵禄而后富，则人必争尽力于其君矣；由刑罚而后贫，则人咸畏罪而从善矣。故古之为国者，无使民自贫富，贫富皆由于君，则君专所制，民知所归矣。 贫则怨人，贱则怨时，而莫有自怨者，此人情之大趣也。然则不可以此是人情之大趣而一概非之，亦有可矜者焉，不可不察也。今能同算钧而彼富我贫，能不怨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才钧智同而彼贵我贱，能不怨则美矣，虽怨无所非也。其蔽在于不知乘权藉势之异，而惟曰智能之同，是不达之过。虽君子之邮，亦君子之怒也。人贫则怨人，富则骄人。怨人者，苦人之不禄施于己也，起于情所难安而不能安，犹可恕也；骄人者，无所苦而无故骄人，此情所易制而弗能制，弗可恕矣。众人见贫贱则慢而疏之，见富贵则敬而亲之。贫贱者有请赇于己，疏之可也，未必损己而必疏之，以其无益于物之具故也；富贵者有施与于己，亲之可也，未必益己而必亲之，则彼不敢亲我矣。三者独立，无致亲致疏之所，人情终不能不以贫贱富贵易虑，故谓之大惑焉。穷独贫贱，治世之所共矜，乱世之所共侮。治世非为矜穷独贫贱而治，是治之一事也；乱世亦非侮穷独贫贱而乱，亦是乱之一事也。每事治则无乱，乱则无治。视夏商之盛、夏商之衰，则其验也。贫贱之望富贵甚微，而富贵不能酬其甚微之望。夫富者之所恶，贫者之所美；贵者之所轻，贱者之所荣。然而弗酬，弗与同苦乐故也。虽弗酬之，于物弗伤。今万民之望人君，亦如贫贱之望富贵。其所望者，盖欲料长幼，平赋敛，时其饥寒，省其疾痛，赏罚不滥，使役以时，如此而已，则于人君弗损也。然而弗酬，弗与同劳逸故也。故为人君，不可弗与民同劳逸焉。故富贵者可不酬，贫贱者，人君不可不酬万民。不酬万民则万民之所不愿戴，所不愿戴则君位替矣。危莫甚焉，祸莫大焉。 尹文子像 【逸文】 两智不能相使，两贵不能相临，两辨不能相屈，力均势敌故也。（《意林》、《太平御览》四百三十） 专用聪明则功不成，专用晦昧则事必悖。一明一晦，众之所载。（《意林》） 尹文子见齐宣王，宣王叹国寡贤。尹文子曰：“使国悉贤，孰处王下。”王曰：“国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国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贤与不肖皆无，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贤有不肖，故王尊于上，臣卑于下。进贤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艺文类聚》二十、《太平御览》四百二） 以智力求者，喻如弈棋：进退取与、攻劫放舍，在我者也。（《艺文类聚》七十四、《太平御览》七百五十三） 博者尽关塞之宜，得周通之路，而不能制齿之大小，在遇者也。（《艺文类聚》七十四、《太平御览》七百五十四） 尧为天子，衣不重帛，食不兼味，土阶三尺，茅茨不剪。（《艺文类聚》八十二，《太平御览》九百九十六） 凡数，十百千万亿，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推至亿亿，无差矣。（《太平御览》七百五十） 将战，有司读诰誓，三令五申之。既毕，然后即敌。（《文选·东京赋》注） 尧德化布于四海，仁惠被于苍生。（《文选》刘越石《劝进表》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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