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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文诗： 昔晋苦奢,文公俭矫,衣不重帛,食不兼肉. 无有几时,人皆布衣,脱粟之饭.越王句践, 谋报吴国,欲人之勇,路逢怒蛙,凭轼致敬. 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不避,赴汤蹈火. 居上表率,如此之验.圣王明知,民情易动, 作乐和之,制礼节之.其在下者,不得用私, 礼乐独行,私欲寝废;遭贤之与,遭愚均矣. 若使治乱,属于贤愚,不系礼乐,遭贤则治, 遭愚则乱.圣人之术,圣主俱没,治世之法, 易世莫用,乱多治寡,贤无所贵,愚无所贱. 身处名位,不肖不患,物不亲己;人在贫贱, 虽贤不患,物不疏己.亲之与疏,系乎势利, 不系于乎,不肖仁贤.仁贤喻义,义薄云天, 君子真情,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 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 今以礼义,招仁纳贤,所得仁贤,万不及一; 今以名利,所招不肖,得不肖者,触地是焉. 礼义也者,成就君子,君子未必,须其礼义; 名利也者,治服小人,小人不可,无名无利. 【原文】 昔晋国苦奢，文公以俭矫之，乃衣不重帛，食不兼肉。无几时，国人皆大布之衣，脱粟之饭。越王句践谋报吴，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轼之。比及数年，民无长幼，临敌虽汤火不避。居上者之难，如此之验。 圣王知民情之易动，故作乐以和之，制礼以节之。在下者不得用其私，故礼乐独行。礼乐独行，则私欲寝废；私欲寝废，则遭贤之与遭愚均矣。若使遭贤则治，遭愚则乱，是治乱属于贤愚，不系于礼乐。是圣人之术与圣主而俱没，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则乱多而治寡。乱多而治寡，则贤无所贵，愚无所贱矣。 处名位，虽不肖，不患物不亲己；在贫贱，虽仁贤，不患物不疏己。亲疏系乎势利，不系于不肖与仁贤也。吾亦不敢据以为天理，以为地势之自然者尔。今天地之间，不肖实众，仁贤实寡。趋利之情，不肖特厚。廉耻之情，仁贤偏多。今以礼义招仁贤，所得仁贤者，万不一焉；以名利招不肖，所得不肖者，触地是焉。故曰：“礼义成君子，君子未必须礼义；名利治小人，小人不可无名利。” 【译文】 从前晋国苦于奢侈成风，晋文公用检约的办法加以纠正。他穿衣不穿夹层的绸衣，吃饭不吃两种肉菜。没过多长时间，人们都穿粗布衣服，都吃粗茶淡饭。越王句践图谋报吴王灭越之仇，企望人们变得勇敢起来，在路上碰到一只发怒的青蛙，便站在车上手扶车轼向它表示敬意。过了几年，国人无论年长年幼的，遇到敌人时即使赴汤蹈火也不躲避。可见，处于上位人的表率作用。对群下竞能得到如此明显的验证。 圣明的君王知道人民的情感容易变动。便制作乐来加以调和，制作礼来加以节制。使在下位的人不得行其私，所以只有礼乐能够在天下通行。礼乐在天下通行，那么个人的私欲就逐渐被废止。个人的私欲被废止．而无论遇贤明的君主或愚笨的君主都一样。如果遇到贤明的君主国家就得到治理．遇到愚笨的君主国家就遭到混乱，国家治乱的根本就取决于君主的贤能与愚笨，而不取决于礼乐的完备，这样圣人的治国之术就和圣贤的君主一同消失。治理国家的法术，换了朝代便可能使罔不能使用，那么国家就会出现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国家出现乱世多而治世少的局面，那么贤明的君主也无所谓尊贵，愚笨的君主也无所谓轻贱。 处在高官显赫地位的人，虽然是不肖之徒．不必担心人们不亲近他；在贫穷卑贱地位的人，虽然具有仁爱贤能之德．不必担心人们疏远他。亲近与疏远完全取决于他的权势和财利。并不取决于他是否是仁贤之士或不肖之徒。我也不敢把这看作是顺应天道的自然之理，而只认为这是现实处在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自然存在的关系。现在天地之间．不肖之徒确实很多。仁贤之士确实太少。趋炎附势的心理，在不肖之徒中特别严重。廉洁知耻的心理，在仁贤之士中比较偏多。现在用礼义招纳仁贤之士。所得到的仁贤之士，不到万分之一；用名利招纳不肖之徒，所得到的不肖之徒。遍地皆是。所以说礼义能够成就君子，君子不一定需要礼义；名利能够治服小人，小人不可以缺少名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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