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暮初
对于儒学稍具常识的人，一般都会根深蒂固地认为“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范畴，从没有人会质疑这种认知。
但是，“仁”的本意究竟是什么，实在是一笔糊涂帐。由此，千百年来这个“仁”字总是被解释得云里雾里，抽象难懂，这也导致真正的儒家学问被弄得不清不楚，儒学从而给人们留下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毫无指导意义，以及空洞说教的印象。而百姓对于儒学最实用的用处，最终着眼于寻章摘句，附庸风雅，以体现一种知识拥有的形象。
这实在是古往今来知识界的一种罪过，知识界总是喜欢把一门实用的学问，弄得高深无比，在百姓的面前树立起一道屏障，从而凸现他们的存在价值。
回想当初，孔子搞教育是为了要普及知识，通过通识教育，破除知识的屏障。其本质是搞平民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但是，现在却完全弄反了，对于一般的百姓而言，儒学早已是陌生的存在，看不出它有什么现实性和存在的必要性。
因此，回归简朴，才能还原儒学的真相。有了真相，才有可能将儒家学问中的智慧运用于当下的生活和工作之中。唐代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以及明代王阳明所倡导的心学，其立足点都在于还原儒学的真面目，还其经世致用的真正功能。
而一切的一切，在于对“仁”这个核心词的认知开始，这是儒学的入口和处底层基础。当然，找到了关键词，还得再找到一个与之相匹配的思维模式，才能解开“仁”的真相。
远古时代的智慧者，他们有着一种共同的基础思维模式，这就是“取象类比”。也就是通过观察大自然，探寻一些规律性的现象，并提出具象化的思维模式，反过来观察社会和解释疑惑。比如，“八卦”、“太极图”、“河图洛书”等都是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经过提炼和总结的思想成果。而儒家的欹器等礼器也是一样。
同样，“仁”也是观察自然的一个思想成果，被孔子提高到了一个全新的思想高度，成为一种观察社会的新思维模式。
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学问都是从具体的事物着手，通过归类、类比、抽象等过程，从而找到一个抽象概念。因此，要弄懂儒学、道学等中国古代学问，首先应该懂得古人有一个通行学术原则，这就是“取象类比”。
例如，《易经·系辞》说，“形而上者之谓道，形而下者之谓器”。事实上，“道”虽然存在于天地之间，但是不可见，是无形的。而“器”同样存在于天地之间，是可见的，有形的。人们是通过有形的“器”来建立对于“道”的认知。
因此，从思维流程而言，只要建立“道就存在于器中”这样的思维“假设”，这样就实现了从器到道的正确认知过程。由此可以认为，中国古代的认知论其实就是“道器合一”，由器而道，是由具体到抽象；而由道而器，则是抽象到具体。而认知过程正是从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不断反复的过程。
因此，许多人一旦陷于玄虚之学，虽穷经皓首，空有许多知识，讲得头头是道，但脱离现实，多而无用，被古人讥讽为“两脚书橱”。
检验任何学问的关键标准在于能否应用，能否在现实中发挥改造社会和世界的作用。而实践不过是实施应用的行为过程而已。但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判断标准，难煞古今许多人。
那么，对于“仁”的认知也是应该如此。从“取象类比”的学术原则，“仁”必定有其具体的原始形象，也就是要首先建立一个认知所依据的具象模型。
那么，“仁”的具象模型是什么呢？这就是果仁。
果仁是自然界常见的东西，就是象桃仁、杏仁、大豆、栗子等植物种子。但从文化意象来看，果仁作为植物的种子，蕴含了该植物全部的遗传信息。从古代人仅有的观察能力来看，果仁经过发芽、长大，可以完全复制出同样的植物。因此，果仁的象征意义就是生命的延续。
一种植物经过春夏秋冬，开花结果，留下自己的种子。种子中蕴含了新的生命，这就是“仁”这个字所要传递的本意。宋儒程顥曾说，“心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他的弟子谢良佐也曾说，“桃杏之核可种而生者谓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见矣”（《上蔡语录·卷一》）。
以至于后来根据庄子的描述，以“杏坛设教”专指儒家教学，并一直延伸指代现代的教育界，就有这种深刻的寓意在其中。
因此，仁的本质就是“生”，这与《周易·系辞上》所说的“生生之谓易”是同一个道理。也就是说“生生不息”才是生命延续的真正意义所在。
当然，果仁的象征意义远不止于此。事实上，如果我们剥开种子的外皮，仔细观察内部的果仁，大都由二瓣子叶加上一个细小的胚芽所构成。而胚芽就是生命的象征。因此，两瓣子叶共同协作，紧紧护围着一个未来的生命，为其提供生命最初阶段的全部营养，这就是果仁的象征意义所在。
从文化象征意义上来看，两瓣子叶代表阴阳，胚芽代表阴阳共同运营下的新生命。生命的初始早由大自然所决定，但这个生命能否顺利发芽、成长，就取决于阴阳的合作和供养。也就是说，对于生命而言，不仅要有最初的生命迹象，还要有保证生命绽放的初始条件和后续的生存环境。假如，两瓣子叶在胚芽发育前已经腐烂，那么胚芽、胚根、胚轴的完整形式就再也不会出现，从而代表生命的夭折。
正因为子叶作为种子发芽初始条件的重要性，从文化意义上延伸到社会治理过程中要保持正反两方面的阴阳平衡和相互协调，这就是为什么要有世界和平、社会和谐的理论根源。这是因为任何一个新的事物、新的生命的诞生，最初都是脆弱的，需要给予一个保护的过程。
因此，儒家的一个思考原则就是维护生命的延续。包括生命的种子，以及保护这些生命成长的社会环境。这就涉及人、家庭、社会的正常延伸。而修身、治家、齐国、平天下，则是人、家庭、社会正常延伸的具体推演过程。由此，来理解忠、孝、节、义就全通了。也就是说，探究和维护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才是儒家的真谛。
而其它的解释都是“仁”的衍义。比如，子贡问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而“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也就是说，子贡（端木赐）、仲弓（冉雍）、樊迟在不同的场合问仁，但孔子给出了不同的答案。这就是根据三个人的悟性和思想高度所给出的特定答案。而特定的答案就是衍义而非本义。从而可以理解为什么王阳明说，“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坦而言谓之仁”、“不可外心以求仁（《答顾东桥书》）”。
虽然，儒家不象道家那样过多地谈论天之道，而是多从维护社会和谐的角度，探究人之道，事实上，千百年来儒家所努力做的工作，全部在于此。而满腹经纶、学富五车只不过是儒家的美丽外衣而已。而满口仁义、伦理、道德的刻板印象，这实在的一种误解。事实上，中国千百年来的绝大多数的施政者，不乏精通儒学的天才，但并非是只会口颂经典、附庸风雅的书呆子，而是治世的高手。而他们的诗词歌赋、书法等技艺只是他们的基本功而已，并非是他们真正的实力。
由此，从“果仁”这个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物品，阐发出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
那么，如何理解《说文》中“仁，亲也，从人从二”的含义呢。
你看果仁中两瓣子叶总是紧紧相抱，这就是“亲”的形象。“从人”，也就是说这个现象放在人的身上也能解释。这就是说，人分男女，只有男女相互结合，才能孕育出新的生命来。“从二”，意思更加明确，果仁中大都有含有二瓣子叶这个基本特征。在人的身上总是能找出两两相对的器官，有两脚、两手、两耳、两个鼻孔。即使是看起来唯一的心脏，也象果仁一样，分左右心室和心房。
而惠栋也解释说，“仁者，人也，相人偶亲之也（《惠氏读说文记》）”。也就是说，你看，从果仁所昭示的信息来看，人就应该找到其另一半，要男女结婚、相亲相爱才能保证延续后代。事实上，任何孩子就是父母生命得以延续的“种子”。而要保证这个“种子”成为社会的一分子，就要从父母的相亲相爱，呵护子女的成长开始，这就是“慈”的来源，也是治家的核心意义所在。而从生命延续的安全性来看，胚芽要依靠两瓣子叶的营养和呵护，因此从追根溯源而言，这就是“孝”的来源。
因此，孔子并没有创建儒学而是创建了“仁学”，只是后世奉孔子为儒家的祖宗而已。就象道家奉老子为祖宗，而并非老子创建了道学。同样，就象现代的商家奉陶朱公和关公为祖宗，并非是陶朱公和关公创建了商道是一个道理。事实上，孔子尊崇的对象是尧、舜、三王、周公等圣贤，所谓“克己复礼”，就是孔子倡导恢复周公时代的德治盛况。而周朝的周公创造性发明了周礼，其初衷也在于将一种能让天下公识的价值观包裹其中。也就是通过一种程式化的仪式和祭祀活动，让普天下建立具有理性标识作用的道德参照系。而周礼的核心价值就是“仁”，通过繁复和程序化的周礼，覆盖到尚德、尊尊，亲亲、敬老 慈幼等各个“德”的具体实践层面，让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明白，自己从哪里来，当下该如何做，未来该往哪里去，从而教会一个人建立一生有用的道德行为规范。因此，儒家的源头并不止于孔子，而是尧、舜、三王、周公等圣贤。
但是，在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儒学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儒学总是会蒙上偏见的尘埃而让世人产生误解。朱熹曾说，“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有，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答陈同甫第六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六) 。这就是说，就连朱熹也不承认孔子之后的所谓“儒家”还是孔子心中的儒家。尤其儒学在汉代以后被皇家所推崇而登堂入室，但作为其灵魂的“圣人之道”早已丢失，只剩儒学华丽的躯壳。儒学与皇家的关系只剩下相互利用的关系了，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有理由去承认它们呢。在这个意义上，明代发端的王阳明心学拔开迷雾让人们看到真实的儒学究竟是什么，但是当时的社会已中毒太深，假作真似时真亦假，反过来将王阳明心学作为“伪学”，这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不幸。
以上，通过对“仁”这个字的理解。那么再去理解王阳明心学中的“心”就较为容易了。事实上，世界哪有什么玄学，要么是对一些自然现象的文学化描述，要么就是一些人的故弄玄虚而已。
注：谢良佐为北宋学者、官员，创立上蔡学派，师从程颢、程颐。为心学奠基人之一。由朱熹等人编辑三卷《上蔡语录》）
